[康平知青]一 首难忘的歌——蹉跎岁月里我的知青生活片段 作者：董洪泽

一 首难忘的歌

——蹉跎岁月里我的知青生活片段

□董洪泽

1968年9月18日，沈阳市第20中学初一到高三的20多个班级的千余名学生，组成了一支上山下乡的队伍，奔向了辽北的贫困县——康平插队落户，靠近辽河的郝官屯公社、四家子公社、山东屯公社成了我们的新家。

我所在的高一四班被分到郝官屯公社太平庄大队，同一个大队还有我的好战友连加诚所在的初二、五班以及初一、八班和夜中的部分同学。我和连加诚为太平庄大队知青总负责人。

沈阳送我们的大卡车开到大队部门口就回去了，分到下边八个点的小队都来了马车，接我们到所在点安家立寨。马车穿过潘家岗子小树林，又翻过了两个沙坨子，一个小村子一一田家窝堡到了。我们临时住在一个小队部，晚饭我们吃的是土豆炖大白菜，主食是高粱米饭，晚上睡在新搭的火炕上，烙得睡不着觉。掀开炕席，里边湿漉漉的。想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而天一亮，知青生活开始了……

作者在青年点园田里细数一棵秧上丰收的地瓜

发生在青年点里的趣闻一一我的知青生活之一

我们田家窝堡青年点共有13人，男7女6。开始我们不会烧柴禾用大锅做饭。生产队派老乡给我们做，我们要给他工分。大家开会决定女生轮流做饭，男生挑水。慢慢的大家都学会了做饭。在女生中张梅做饭好吃，还会拌小咸菜。赵是兵贴大饼子好吃，又酸又甜。鄂志舒最勤快，轮到她的班总是把青年点打扫得里里外外干干净净。

在我们青年点，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记得有一年冬天，黄晓临突然发高烧。当时天下大雪，几个男生骑马到大队请赤脚医生。一次喻廷祥突然发病急需上县医院治疗。青年点男生，队里几个贫下中农社员，摘下门板当担架，夜行18里路把他抬到县医院，由于治疗及时，他很快就康复了。

记得我们住队部时，晚上睡觉不能关门，饲养员随时会进屋取暖。冬天天冷，我们就把棉袄委个窝放到枕头底下，能挡风，又保暖。有一天半夜我听到一种奇怪的哼哼声，还有一股喂猪的那种泔水脚子味。一股股热乎乎的粗气在我的头顶处不断袭来。我用手摸一下，是一个黑呼呼的大家伙，毛很硬。我吓了一大跳，大喊一声，同学们都从睡梦中惊醒。有人拿手电筒一照，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队里养的老母猪饿了，跑进屋找食吃。

1969年的春天，生产队开始给我们建青年点了。于殿科的爸爸是个八级木工，援蒙工人，年近五十岁。他领着徒弟小黄义务为我们青年点打门窗。每天都累得满头大汗，同学们十分感动。青年点盖好了，我们搬进自己崭新的家，高兴极了。青年点有一个大院套，我们在靠近房门附近处栽上大葱，种上辣椒、茄子、芸豆等平时吃的新鲜蔬菜。在剩下的大片地方栽上地瓜、土豆。夏天时，土豆先熟了，我们把土豆起出来，再种上大白菜，大萝ト。秋头上，地瓜熟了，我们起地瓜煮着吃，改善主食品种。深秋，我们拔白菜、拔萝卜。然后渍酸菜、腌咸菜。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我们青年点修了猪圈，养了一头小猪仔。我们像养宠物一样对待我们的小猪。小猪也很贼，专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进屋捡剩饭剩菜吃，吃饱了就趴在南窗台底下晒太阳，睡大觉。青年点的同学也常常彼此开个玩笑。有的人干活少了，大家就讽刺他像小猪。不知是谁竟给小猪起了一个同学的名字，别人喂猪时喊“来！来！来！”，他喂猪时喊“x、x、x”。时间一长，这头小猪一听到喊“x、x、x”就跑过来要食吃。有一天大晌午头，天热得烤人，队长的夫人来到我们青年点找xxx同学，她不愿进青年点，就在大门口喊“xxx＂，连喊几声。我们的小猪正在太阳底下睡觉，听到喊声，箭一样地飞奔过来。在队长夫人两腿间钻来钻去要食吃，差点把人撞个大跟头。同学们哄堂大笑，队长夫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小猪是这样可爱，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快过年了，要杀猪了。青年点许多人舍不得，怕听到猪的惨叫，躲
得远远的。晚上回来吃时，没有一个人说话，青年点里静悄悄的。

记得有一大早上，队里出车，我去郝官屯粮库买粮。走到半路上，我们发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不远处山沟里乱窜。我们几个人跑过去一看，是一头脖子上打剪字的肥猪。这是公社供销社收购的猪，自己逃跑了。我们连忙把猪抓住，捆好，送到供销社。供销社的领导特别感我们，对我们拾金不昧的行为赞不绝口，还把表扬信送到公社。公社广播站连续广播了好几天。我们青年点被公社评为先进青年。我和纪伟还出席了康平县首届知青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红色家族遭到强烈地震一一我的知青生活之二

1969年的春天，同学们都回沈阳过年去了，我一个人留下来看点。连加诚也是一个人留下来看点，我们相邀大年初二去新发看同样看点的孙佩生。三个老战友相聚，我们海阔天空，畅想美好的未来。谈论更多的是如何在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我出生在一个红色家族，祖孙代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自己在政治上有一种优越感。总认为自己进步会比别人快，我很快就会成为家族的第三代共产党员。

大年初三，我早起步行20余里路到郝官屯，去给公社主管文教的陈助理拜年，然后回老山头老家去看看。当我路过郝官屯公社大院时，我看见里边有人围着大批判专栏看什么。我也挤进去瞅一眼。刹那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我犹如五雷轰顶。那里粘贴的是几张大照片，还有标语口号。大标语是“坚决打倒保宋反军黑干将，大土匪头子×xx。第一张照片是一个挂黑牌子的老干部被两个年轻力壮造反派拧着胳膊，挨批斗。我睁大眼晴一看正是我的长辈。第二张照片是挂黑牌子挨批斗的宋、马、顾、喻、徐等走资派。我没敢继续往下看，我的腿有点发直，我迈不开步。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种恐惧，一种忧虑悄然而生。刚下乡，我踌躇满志，而现在，我的远大理想抱负，我过年时的那种喜庆，一下子跑到九霄云外。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向四周看一看，没有一个熟人。赶紧离开公社大院，离开郝官屯。

我没敢走大道堂而皇之地回到阔別近二十年的故乡老山头。我从钱屯绕道，沿着老山头水库封冻的冰面从后山找一条小路，来到老姑奶家。老姑奶告诉我，年前一些日子省交通厅来人调查九爷的问题。因为他支持宋任穷，是保宋反军黑干将。已经被打倒了。要家乡人揭发他的问题。可他没有问题，没有人揭发他。造反派不甘心，又带来大标语和批斗会现场照片，威逼吓唬老山头的乡亲们。谁不揭发问题，就一起挨批斗。中国农民是淳朴善良的，又是胆小的容易被欺骗的。在重重高压之下，个别人违心按照造反派意图揭发了所谓的问题。

第二天清晨，我怀着惆怅，志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老山头。我伫立在老山头水库封冻的冰面上再一次回望我的故乡时，以往的那种幸福、激动、自豪、荣耀不见了。变成了辛酸、苦涩、屈辱、痛苦。我的故乡，养育我们红色家族的老山头“地震”了！一切都颠倒过来，红色变成黑色，革命变成反革命。这突如其来的政治上的打击，我早就应该有预感。可我一直沉浸在“革命的美好词藻”里。我们太平庄大队108个知青中，有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张晓初的儿子，有省委书记黄火青的孙女，有沈阳市市长刘宝田的儿子，有市委书记焦若愚的女儿。还有许多东北局、省、市委厅局级干部的子女，还有许多父母被打成形形色色牛鬼蛇神的同学。他们或早于我，或晚于我遭到厄运。只不过大家都装在心里，不说出来而已。

我一边想着，一边走着，来到一个小山岗上。山岗底下是一道深而长的山沟，叫石人沟。这里躺着一个不知道什么年代，被什么人弄到这里的一个大石人。我来到大石人的面前，仔细打量着，他穿着雍容华贵，我想他先前肯定是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家族里的一员，曾声名显赫过。现在他孤单单一个人被抛弃在这里，或自己流落到这里，有几百年或上千年的时间吧！我感到自己有一点像这个大石人，处在孤独的、悲凉的、可怜的境地。人的一生遭遇坎坷、多灾多难，历来如此吧！石人沟里万籁俱寂，一阵阵冷风刮来，吹得枯黄的小草、落叶在半空中飘荡，树林中一棵棵参天大树只有枯枝摇曳，我有满腔的怒火。我大声的呼喊，仅仅在山谷里传来微弱的回响，我用双脚拼命地踩着大地，冰封的大地纹丝不动。我感到自己太可笑了，太渺小了，简直是蚍蚨撼大树。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政治风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完全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用鲜血践行自己的入党決心——我的知青生活之三

1970年，我所在的田家窝堡划归两家子公社前双山子大队。这年冬天，公社组织了一个以知青为骨干的工作组，进驻聂家大队。搞农村“斗、批、改”。成员有李哲普、高凯征、孙佩生、连加诚、王克、邸春英和我，还有聂家大队抽来的几个人。

1971年的初夏，各级农村的党团组织陆续恢复建立起来了，我已经多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天，我到一个小队巡视，社员们都下地干活了，只有两个青年劳力在用轧草机轧草。我就去帮铡草，这时悲剧发生了。刚刚停下来的轧草机还有惯性，还在转动，一下子我的右手被带进去，中指、食指被锋利的刀片轧的鲜血直流，拔出来看，两手指中间的肉向外翻着，中间露出雪白的骨头。两个老农吓傻了，队长赶紧找人套车，要送我去县医院。这时正值夏锄、铲趟大忙季节，大牲口不在家。我决定自己步行13里路到公社卫生院包扎下，看看究竟伤到什么程度。我用自己的手绢包住伤口，在生产队长的陪同下，向两家子公社卫生院走去。一路上伤口不停地往外冒着鲜血。一滴一滴洒在去公社的路上，洒在我的故乡康平的大地里。我觉得有一种精神在鼓舞着我。我是那么坚强有毅力，竟一点也不觉得疼。我觉得我够一个共产党员，我仿佛自己入党了。到了公社卫生院，医生们先用清水为我冲洗伤口，再拿酒精为我消毒。经检查，我的骨头没有大碍，但右手食指的一根筋断了，将来会留下残疾。大夫们迅速为我医治伤口，右手中指缝了九针，食指缝了十三针。断裂的筋腱也被重新接上。因为当时公社卫生院没有麻药，我硬挺着做完手术。公社知青办的五七战士闻讯赶来看我，表扬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缝合后的伤口无比的疼痛，我已汗流浃背了。这时陪我看伤的队长跟公社领导说：“这里有阶级斗争，那两个侧草的男劳力都是“四类分子＇子弟，是故意害工作队员。”我苦笑着对他说，他们不是故意的，是我自己不小心造成的。我满是血污的手绢被一个亲人，下放在两家子公社的“五七战士”洗得干干净净，夏日的太阳已把它晒干，散发着肥皂的香味。

第二天，我在青年点于殿科同学的护送下回到沈阳。我不敢回家怕妈妈发现我受伤后会更加难过。我去了五姑所在的医院，她帮我找最好的外科大夫看伤。拍了片子。一周后拆线了，我受伤的两个指头结满了厚厚的血痴，像戴上了手套。大夫们好不容易把血痴退下来。拆线后，伤口处鮮嫩粉白，长满小眼。中指略比受伤前肥大，食指已变形，成大肚小口的坛子形，不能完全弯曲了，这是知青时代给我肢体上留下的纪念。因为政审不合格，不管怎样努力我都被挡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我想在农村入党的美好愿望破灭了，这在我人生路途上留下了深深烙印。

作者于20世纪90年代到康平县郝官屯小学扶贫时与村干部和教师合影 左五为作者

作者：1968年下乡到康平县郝官屯公社太平庄大队，退休前为沈阳回民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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