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发展,往往是因为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而做出了改变。比如,近年在三峡地区出土的汉代隶书《景云碑》,字口清晰,笔法生动,再次刷新了我们对隶书的认识。
2004 年 3 月,在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遗址,一块沉睡千年的石碑 ——《景云碑》重见天日。《景云碑》全高达 240 厘米,宽 95 厘米,厚 33 厘米,其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碑的背面以隶书阴刻着 13 行文字,每行约 30 个字,总计 367 个字。
《景云碑》总体风格与《张迁碑》相类,却更显浪漫多姿。其笔画俊俏,用笔方圆兼施,严谨中透着灵动。
例如 “三”“重”“望” 等字,长横笔的尾端高高扬起,形成夸张效果,增强了字体的视觉冲击力,展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一些横画两端上扬,笔锋锐利,与中原地区汉碑的成熟笔法不同。字形结构方整严谨,中宫紧收,两侧舒展,大小错落有致,节奏感强烈。
丛文俊先生深入分析其艺术表现手法后指出,碑中特有的 “击石波”(雁尾形态)被大胆夸张展现,不仅未回避重复元素,反而突出了韵律美。与成熟的 “八分书” 相比,它不受严格程式限制,更显自由度和灵活性,质朴而充满活力,真实再现了八分隶书初期阶段的演变情况,展现出巴蜀地区独特的艺术风格。
由于三峡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它深埋地下逾千年,却因祸得福,字口锋芒如新发于硎,神气独具,汉风扑面。
清晰的字迹和精美的雕刻,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依然能领略到它的风采。它的出土不仅为书法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汉代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为三峡地区唯一出土的汉碑,它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价值,在众多汉代经典名碑中也毫不逊色,难怪丛文俊先生赞曰:“沉埋千载锋杀在,看取西南第一碑”。
将张迁碑与景云碑作了对比:
认为非常相近。
景云的波磔还是十分明显的。
说明景云的运笔更为大胆。
景云碑时间上虽早于礼器,乙瑛,张迁,但书写上实在区别不大。可见当时书法是很规范的。
景云碑长横之波磔。是为破横画排叠生出的单调。
景云碑原碑欣赏
《景云碑》又称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属一级文物。高 239 厘米,宽 93 厘米,厚 21 厘米(与前文数据略有差异,或因测量等因素)。
碑四周刻有花纹图案,碑额晕首无题铭,正中雕一使者半开门形象主题,碑侧浮雕青龙、白虎,四缘装饰阴刻祥云飞鸟图案,有碑穿位于第 7 行至第 9 行处。碑面中间的隶书碑文记述了景云的祖先迁徙以及他为官深得人民爱戴等事迹。
关于《景云碑》的性质,学术界存在 “神道碑” 和 “功德碑” 两种看法。从 “神道碑” 的角度看,它有晕、有穿,符合汉代神道碑形式;汉人书墓阙及神道常列平生所历官,此碑亦是如此;且东汉碑中功德碑常在碑额或首行题特定字样,此碑不合惯例。
而从 “功德碑” 的角度分析,其出土地点不在墓所在地,碑文大篇幅赞扬景云德政,景云死后是否回葬梓潼不明,且碑在县衙遗址前临通往江边之路,用以彰表勋绩合适。综合来看,《景云碑》既是墓碑(包括 “神道碑”),又是德政碑(即 “功德碑”)。
景云曾任朐忍县令,政化如神,深受百姓爱戴,中年染病去世。七十年后,同乡雍陟为纪念他而刊刻此碑。推究雍陟立碑缘由,一是同乡之谊,二是同官之遇,三是感念其政绩显著且哀伤其不得寿终。
在笔法上,《景云碑》用笔方峻古拙,线条厚重饱满,圆劲有篆籀笔意,气象浑穆大气。虽以方笔为主,如横画、竖画起笔,但也有圆笔,方圆结合,刚柔兼具。
“雁尾” 在一字中不避重复且形态各异,横笔有淡化波磔趋于平直之态,翻挑飘逸,捺笔圆厚舒展。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滕西奇认为其用笔洒脱、爽利、劲健,对习隶者改善线条软弱呆滞、结体拘板松散有帮助。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启鹏评价其书风俊爽雅健,情质相融,是近百年来巴蜀出土汉碑中的罕见精品。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丛文俊更是赞誉此碑形制特色鲜明,足以颉颃中原,是汉代西南第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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