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叫停快慢班：地下鸡娃实况

今年9月的开学季拥有了新的称呼，“最大力度的‘阳光招生’年”。

这源于半年前，教育部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排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出台了中小学招生“十项禁令”，包括严禁设立重点班、快慢班；严禁以选拔生源为目的各类测试；严禁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等等。

半年间，政策逐级传导到省市教育局，又传导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每一个中小学生。许多地市展示了行动决心，比如河南郑州，政策公布当日，“10部举报电话同时开启”。

全国的快慢班一次性消失了。

关于取消重点班和掐尖招生的讨论由来已久（上一次大力度政策推行是2021年“双减”，“阳光招生”也持续写进教育部下发的文件里），然而回顾近几年中小学校园应对有关政策的变化却是：我们仍在鸡娃，只是更隐秘了。

快慢班消失后，考试不再叫考试，作业不再叫作业，它们拥有了不会轻易被举报的新名字，“练笔”和“学习建议”；每个班至少有两个家长群，一个群里有班主任，一个群里没有班主任。前者用来通知上级要求的、合规的事务，后者更加灵活——内容常以“经家委会讨论”开头，采取自愿原则，宣布那些不适合班主任亲口布置的课业。

老师要提高教学技能，同时学会明哲保身；家长要各显神通，要么变身侦探，在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分班中寻找蛛丝马迹，推理出师资分配的秘密，要么统计研究上百份“牛娃”简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么每天自学一小时奥数——在家里开设“一个娃的快班”。

河南人陈薇出生于1982年，独生子女政策写入宪法那年。她听着“高考是独木桥”长大，一路苦读，考上一所一本。如今作为高考大省的家长，陈薇深知必须步步为营。三年前女儿幼升小，陈薇不惜托人情跨学区，把女儿塞进了“梦校”。

那是2021年9月，“双减政策”刚出台。按规定，这所小学采取随机分班，女儿的班主任刚从其他学校调任来。陈薇无从打听其教学风格，为了让老师多关照女儿，她自愿进了家委会，表现得心细、负责、爱揽活。

陈薇很快注意到了笼罩整座小学的微妙气氛。作业是绝不多留的（尽管考试难度没有降低）；分数和排名是绝不公开的（但家长可以私下询问老师）；教辅资料应以家委会的名义自愿订购（班主任只会对买哪本“提出建议”）；重点班、掐尖、拔高、培优更是“违禁词”，老师们绝口不提。

陈薇朋友的孩子也在同校同年级。一次闲聊，朋友透露，当初托关系才将孩子送进“某班”。直到陈薇在校园“荣誉墙”上看到该班主任照片，才推理出荣誉墙意味着名师，名师意味着隐藏的重点班的逻辑线。

陈薇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女儿的独木桥与自己走过的不同。新独木桥非但没变宽，还变成了隐形的。

同样的感受也发生在北京人杨灿身上。为女儿上初中，杨灿一家面临两种选择：一，卖掉房山的房子，去西城区买一套均价14万/㎡的“老破小”，进城读书；二，置换到房山某校的学区房。杨灿考虑，既然初高中是最累的六年，选择在哪累，是不是应该把权利留给孩子？小女孩听完父母长篇大论的利弊分析，庄严选择了自己的命运：留下来。

为房山楼市贡献上百万交易额后，杨灿的女儿顺利升入初一。“入学关”完成，“分班关”紧接着来了。无论政策规定还是学校外宣，杨灿听到的都是“初中不分班”。直到开学前一位初二家长告诉她，每级都有两个重点班。

杨灿有心无力，安慰女儿，你运气一直挺好，没准就能分到重点班。第一天放学回家，分到一班的女儿十分兴奋，不断赞叹新老师如何好。杨灿很高兴，一班，自然就是重点班。

杨灿的好心情只维持了一个月，女儿听同学说，咱们一班是普通班，×班和×班才是重点班。“初一年级光是教师子弟就六七个。”杨灿解锁了新的推理线：如果你无法识别重点班，就选本年级的“子弟班”。

社交网络上，看不懂的新生家长发帖求助，“平行分班是真的吗？”“谁说一年级没有重点班？”……有博主总结经验：“如果你家娃老师是新老师，铁定凉凉”；上届带“火班”的老师，新一届大概率还是带“火班”；有的学校掩人耳目，让“重点老师”带一个重点班和一个普通班……还有重点班的学生现身说法，重点班不靠谱，“好多关系户，年级后400名的，我们班占了十多二十个”。

陈薇也捕捉到更多细节：能带竞赛的老师会在个人介绍里特别标注；每年级都有“关系户班”，市里有名望的、关系硬的家长会把孩子塞进去。“那个班谁也不敢得罪。”

教龄13年的重点小学教师李牧野承认班与班的差异非同小可，有的老师会从策略上保一弃一，比如她的一位教语文的同事。这名女老师负责两个班、将近100名学生，决定“只保一个班的成绩”。结果，一个班考了年级第一，另一个考了倒数第一。“不能埋怨老师不负责，老师要上课、改作业，班主任还要处理很多非教学任务。老师的精力有限，课堂时间也有限，最后只能重点关注一部分孩子。”李牧野说，只要“班里的大多数”听懂了，就得切换下一个知识点了。

家长变得多疑又脆弱。一位初一爸爸“不经意地”问老师，为什么年级前几名都在×班啊？另一位小学妈妈失落回忆开学日“开盲盒”，她牵着孩子路过一楼大门口的一班，教室明亮宽敞，墙壁和设备全新。等通过尽头楼梯上到二楼，在属于孩子的六班门口，她看到的却是陈旧的桌椅设备。

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Amber花了半学期，才摸透儿子班级的“班型”。方法是趁接孩子间隙，向家长们打探月考分数，以此计算班级的平均成绩。事实上，她孩子的班主任是区级优秀教师，还是某教辅资料编委之一，这足够说明问题了；有的学校人手不足，体育老师被拉过来做班主任，“你说这能是个好班吗？”

去年春天，一个周六清晨，一位郑州家长路过孩子学校门口，瞧见有学生背着书包进校园。她没收到任何上课通知，随即致电班主任，靠只言片语拼凑出信息：只有优等生才能参加周六补课。

电话这头的李牧野回忆当时“心虚极了”，“培优补课是违规的”。她安抚家长，补课名额有限，这次是按成绩选拔。“你对孩子学习这么关心，下次一定通知你。”

李牧野教书的小学不分快慢班，但到了高年级，会在周六给优等生安排语、数、英培优班。这也是学校惯用的拔尖方式之一。合规压力下，如何组织补课变得比补课本身更费神。

在李牧野的学校，培优班被冠以“社团活动”之名。总之，“起一个感觉不是补习班的名字”。学校偶尔也会在周六开展真实的社团活动，照片存档，以备不时之需。

要实现真正的培优，只有年级成绩前10%的学生家长会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过往的升学大数据提醒校领导，只有这群孩子有能力冲击当地最好的初中。“那些中等生，根本没实力的话，学校也就不想浪费时间了。”李牧野说。

培优组织严密，如同情报系统，上传下达是“单线联系”：校领导要求“面对面”——不会留下文字或语音记录——与班主任沟通培优事宜。班主任根据指示对着成绩单挑学生，再电话通知家长，同时交代家长保守秘密。

“真发生问题了，没有证据。领导不帮老师背锅，老师也不承认跟家长说过，层层规避掉责任。”李牧野说。

那位发现秘密的家长没有找学校麻烦。然而没过多久，培优班还是被勒令取消了，是其他班的家长打了举报电话。

杨灿女儿的学校到了初二也有培优，年级前列的学生在放学后多上一节课，每天换科目。她也见识过举报的威力，但举报者是学生——为了摆脱假期还要补课的厄运。举报事件后的家长会上，校领导、教导主任、年级组长纷纷留下手机号，拿出金牌客服般的态度，恳请大家“有意见直接反馈”。

两年前，山东女孩吴思雨怀着理想，成为青岛市某初中的老师。一次教职工大会上，校领导叮嘱大家，“加强和家长的沟通，提高群众满意度”。当时吴思雨还对“满意度”感到困惑，“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怎么变成了服务业？”

面对四五十名学生，吴思雨尽可能因材施教。留作业时她会提醒A同学多琢磨拔高题——意思是你是优等生，不要局限自己，B同学掌握好基础题——意思是你的基础还不够牢，先夯实。

一位老教师提醒她，在学校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能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

吴思雨当时没领悟话中深意。与此同时，她发现有经验的同事只关心班里前20名，对其他学生“不费心思”。但她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一视同仁，差异化教学是为了帮学生增强补弱。

一次考试后，吴思雨让学生写总结。结果学校收到市长热线核查，说有家长投诉，有老师罚学生写检讨。吴思雨吓出冷汗，解释她是让全班复盘考试结果，不是针对个别学生的检讨。主任向上层层汇报原委，事情才平息下来。

另一位家长一怒之下举报了孩子的数学老师。原因是，老师在课上拒绝讲某道题。家长怀疑孩子被区别对待，称学校暗中区分好坏班。

吴思雨终于理解了那位老教师的话：现在学校氛围不比过去，不能让学生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被举报就麻烦了。

如今情况就是这样。问题发生了，问责一级级传下来，要“追到底”“查到位”。小则取消责任人的奖金、评优评先，大则影响学校的名声、校长的脸面。“大家都特别小心，总怕被人抓住什么，”李牧野说，“（有的人）要么是把不一定真实的信息发到网上，要么就是举报。”她读师范时，向往的是传道解惑，如今身体力行的却是谨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家长Amber也感到氛围变了。“以前举报是一种监察机制，这几年演变得有点畸形了，什么事儿都爱举报，捕风捉影。”她觉得越是负责的老师越可能被举报，“好老师才说真话，但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接受真话”。

如此氛围下，正常教学也得走形。李牧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阅读10页书，有的学生很快读完，家长不满意，打电话说作业布置得太少了；有的孩子读不完，家长又投诉，作业留得太多了。李牧野只好换一种说辞，阅读10分钟，“你能读几页是几页”。

“双减”政策为了减轻学生压力、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的精力负担，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不进行纸笔考试，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超过1小时、初中生不超过1.5小时，每学期由学校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现实中，由于竞争压力和考试难度不减，学校对政策的执行变成了“演技比赛”。

在李牧野的学校，作业改叫“学习建议”，考试是“练笔”、“测评”；评改完的卷子不允许学生拿回家，不能让校园以外的人看到；政策不允许排名，那就写清楚不同分数段的人数和平均分，让家长回去自己算。

陈薇女儿学校的情形类似，只是细节略有不同：老师隔三差五发电子试卷，名为“自主练习”。为了完成这些不是作业的作业，几乎家家都装了打印机。陈薇家的打印纸一箱一箱囤。成箱的打印纸很重，吃力搬动时她常纳闷，这是“减负”的重量吗？

十三年前，李牧野刚工作时，她的学校在市里还没什么名堂。前几年，学校考入重点初中的人数攀升，一跃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小学，校长在教育局领导面前挺直了腰板。

重点初中是郑州外国语学校。在整个河南省，它都称得上是教育系统的王冠明珠，源源不断地向清华、北大、985大学输送人才。和许多城市涌现的集团办校模式一样，郑外在郑州共有17所学校（包括初中部、高中部，公办校、民办校）。这为全市优秀生的选拔搭建了通道，也推动了学区房价格。

凭借着清北摇篮的名牌效应，考入郑外的人数连带影响了各小学的口碑——它们是清北摇篮的摇篮。“每一年教育局对小学考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有多少个学生考上郑外附中。”李牧野说。

一面是禁区，一面是诱惑。李牧野的学校在政策和举报夹缝中坚持火中取栗：小学一年级，一月一考试，逢考必排名；六年级不参加体育比赛、艺术演出等校园活动，晚上7点放学，中午甚至没有午休。

吴思雨工作的初中在青岛市排名前列，对口小学有七所。学生入学后，表面上，班主任是抽签决定的；实际上，部分班主任由学校内定。每一届师资力量最强的班级拥有同样的班号，比如八班。神通广大的家长提前打点关系，奔着“八班”去。

三年级下学期，陈薇听其他家长说，有一种机构开设的“奥数班”。它不同于交钱就能进的普通辅导班，报班先考试，成绩够好才能上课。通过奥数班参赛拿奖的学生，将有机会被机构直接推荐给当地最好的初中。

陈薇不清楚这样的机构究竟有多少。它们从不大张声势，你想找它，需要门路。陈薇辗转打听到一家，四年级开班，每周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21点下课。陈薇还听说，有的机构能打通跨市上学的通路。

陈薇请人拉她进了辅导班的家长群。这个九月，陈薇的女儿升入四年级。在许多家长的描述中，这是小升初的关键期。陈薇感觉这下真的站上“独木桥”了。

北京家长刘娜也是在儿子四年级“醒悟”的。她被同事拉进一个“小升初经验交流群”，群主（一位清华学生的家长）作为过来人，分享经验和学习规划。

刘娜比自己高考时还用心，听讲座、做研究，分析了上百份被“海淀六小强”（指海淀区六所北京市重点中学）录取的“牛娃”简历。她惊叹原来高瞻远瞩的家庭在“幼升小”一结束就开始规划“小升初”了：低年级学英语、准备剑桥英语考试，高年级学奥数、参加各类比赛。

刘娜也知道陈薇描述的那种机构，拿奖尖子生有机会走内部推荐通道，接触牛校。为此，她认识的一个家长给孩子报了不同的奥数班，参加不同比赛，一年下来光补奥数花4、5万。

视野放到金字塔尖后，刘娜推翻了“四年级是关键期”的说法，“已经晚了”。她给儿子提高强度，安排了1000块一节的一对一奥数班，七八个学生的小班英语课，希望能后来居上。结果“双减”推行，机构停课了。

没时间忧伤了，理科出身的刘娜决定自己上手。每天下班后，住在朝阳区的她抽出1小时自学奥数，再和住在海淀区的儿子视频沟通进展、布置作业；周末母子相见，开启“早8晚8”的家庭奥数和英语课堂。尽管不如机构教学体系化，好歹带孩子过完了知识点。如此自学一年后，有辅导机构联系刘娜：好消息，咱们的课又能开了，但不是光明正大的那种。刘娜续了课，送孩子去上“地下班”。

经过缜密规划和严格执行的三年备考期，去年春天，刘娜给5所海淀区的初中投递了孩子的简历，共收到3所区重点的答复。他们选了其中最好的一所。

现在，刘娜要感谢儿子“生得逢时”。随着教育部“禁止掐尖”行动的推进，2024年5月下旬，北京一些中学在中招校园开放日现场，直接摆出警示牌和碎纸机，表示“不接待小升初咨询及参观，请勿投递小升初简历，如发现将现场销毁”。北京市教委也在5月17日发布通报，朝阳区两所中学“掐尖招生”，违反了阳光招生要求，要求整改。

在郑州，李牧野说掐尖考“一年比一年不敢明目张胆”。前些年，这类考试由顶级初中亲自张罗，并派老师来监考。近两年，“可能是查得比较严了，越来越引向暗处”，有的初中根据小学期末考试的成绩和排名，提前锁定尖子，就像清北抢高考状元那样“掐小学生尖子”。暗考的网络不仅笼罩本市，周边县市的尖子也被拉来参加考试。

陈薇的女儿今年10岁，每天7点40到校，下午5点40放学，在学校待10个小时。她班里有60个学生，已经有一半戴眼镜。陈薇在六年级的走廊走了一圈，看到有的班几乎个个戴眼镜，所以现在小学门口最好做的生意是卖眼镜。

杨灿的女儿六年级时也测出轻微近视。但杨灿一点也不鸡娃——就在刘娜全副武装、亲自教儿子英语奥数的六年级，杨灿允许女儿不写作业，放学了就在外面玩，天黑了就回家打扑克牌、做游戏。后来女儿的近视度数果真下降了。

当时杨灿还没意识到，这就是女儿快乐童年的尾声了。在得知初一一班不是重点班的那天晚上，杨灿问女儿，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调到重点班，你换吗？

女儿斩钉截铁地说，不换，因为她很喜欢现在的老师和同学。

杨灿又问，如果你被重点班的人落下呢？你月考是班级第一，年级却排到53名，这说明什么呢？

这场对话之后，小女孩一夜长大，把手机和平板电脑放在客厅架子上，再也没动过。到了周末，她憋在家里学习，如果大人不逼她，她连楼也不下。

期中考试前最后一个周末，杨灿陪女儿写作业。她正坐在孩子身后看书，忽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恶心，喘不过气。

“压抑。”杨灿说，身体上的不舒服完全来自于她目睹女儿除了吃饭、上厕所，一直写，一直写。“才上初一，为什么这么累？”

产生同感的还有亲自掐尖的刘娜。她儿子顺利被区重点初中录取后，身为律师的刘娜发了一条朋友圈：怎么小升初都卷成这样了，让家长全身心投入事业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不好吗？

感慨归感慨，该做的一点也少不了。今年9月，刘娜的儿子升到初二，成绩属于班级第一梯队的尾巴。刘娜搬回海淀，全家上阵——爷爷奶奶爸爸盯语文，她负责数学、英语、物理。儿子的同学都在超前学，刘娜家也不敢落伍。最近，她和儿子已经学到了初二下学期物理，并开始刷中考英语题了。

Amber或许是这几位妈妈里心态最轻松的。这可能要归功于她儿子不仅是全校第一，还是整个集团校的第一。她声称自己必须给儿子“降压”，“（我跟儿子说）你要学会给自己偷懒，学会给自己松弦儿”。

刚工作时，李牧野挂在嘴边的话是，希望学生们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现在她很少这么说了。身处一个充满了竞争、秘密甚至是表演的校园，一个小孩究竟会是什么感受？

再过几年，李牧野的孩子也要上小学了。当她像情报人员一样组织周六培优班时，她想，绝对不能让她的孩子去她工作的学校读书。等她冷静下来，盘算了所在学区内各学校的教育质量，又妥协了。李牧野能为自己小孩争取的自由或许是，她允许不写某些没必要的作业，放学后早点回家，不必坐在教室里上延时辅导课——一年级的作业少，她常看到有的学生就在教室里硬坐着，在纸上画来画去。

与李牧野的学校不同，吴思雨的学校从不延长学生的放学时间。这倒不是学校不急于搞题海战术，而是校方相信家长和学生会在私下上辅导班。“我们的孩子会自觉地卷起来的。”

有一次，吴思雨的学生听说同学上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补课班，回家告诉家长，“我要上一个更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