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家辉与劳大伦如何实现“螺旋上升”？

刚刚过去的“螺旋上升：劳大伦与劳家辉”展览与过往很多双人展非常不一样，是一次我与“我”的双人展。过程之中，它留下了很多空白：劳家辉、劳大伦是否是两个单独个体？他们什么时候产生矛盾？他们又什么时候和解的？他们又该如何“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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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与“虚影”

本次展览通过作品对劳家辉与劳大伦的差异性做出了初步定义，它展现出了两个“人”的不同艺术面貌和艺术偏好。它使得我们还可以从绘画形式中区分两“人”：劳大伦试图在虚拟世界中对现实进行描摹；而劳家辉则在现实世界对虚拟进行绘图。因此，劳大伦一贯注重高度中性色彩、无人格生硬线条、定式化结构，劳家辉无论是马克笔、油画等作品来看，在色彩、线条、空间组织方法都有着明显区别。从他们表达形式来看，我们可以断定劳家辉和劳大伦并非同一主体。

劳家辉各时期的创作及手稿

后续活动之中，广州画廊用到了“主体”与“虚影”去阐释劳家辉与劳大伦的关系，认为劳家辉是主体，劳大伦是虚影。但是，我们熟知劳大伦远大于劳家辉。因此，其中事实上发生了主客体的倒挂——劳大伦更像是劳家辉的主体，劳家辉更像是劳大伦的客体。正因为这种倒挂，不停地为“劳大伦”的创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这股力量在虚拟与现实的流动之中，被“复制”两份。但同时，如果说劳大伦的架上绘画描述的是虚拟世界的“正形”，劳家辉式的创作更像是劳大伦的“负形”。如2018年的《宇宙》一作，外轮廓是劳大伦式的停顿、阻塞的无机层，内容却是劳家辉式的；又如2024年的《照耀大地》，色彩的交替与交融是劳家辉式逃逸的、线性的“有机层”，结构却又是劳大伦式的。因此，劳家辉、劳大伦又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且，这也点明了过去“劳大伦”名义下的艺术实践实际上是由劳大伦、劳家辉共同完成的这一事实。

《照耀大地》纸本彩铅 85cm×63cm 2024

面对这一现象，我更倾向认为原本由劳家辉、劳大伦构建的虚构世界试图从单极走向多元。但是，目前只演绎到了一种类似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上，两者正试图在交锋之中生成有效的解决之道。因此，劳家辉、劳大伦事实上是由艺术家精神分裂并产生了欲望的二极化结果。鉴于这一状态，其问题就在于主体概念的暂时固定及对立，这造成了劳家辉和劳大伦的矛盾，而这种矛盾通过本次展览被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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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上升的可能性

作为整个展览而言，这一次展览劳家辉（劳大伦）的策展人身份、艺术家身份相互矛盾。原本是策展人根据艺术家的实践，进行总结、提炼再创作,但因为本次展览又是“我”给我和“我”的策展，主体产生了精神分裂：一边试图分别满足着不同的欲望，另一边又试图相互竞争唯一的中心——双主体都在试图成为展览的唯一主体，使得矛盾不可调和。这本应该是一个死局，但是“观者”的第三方介入扭转了这一局面。因为释义的不完整，第三方的不稳定反馈生产了新的流动性又让它盘活了，反而变成了一次彻底即兴且无结论的艺术实验。所以，第三方作为一种新的异质性介入是劳家辉、劳大伦矛盾和解之关键，它让劳家辉、劳大伦认识到了他们既存在肯定性和否定性的差异，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快乐。这是他们和解的基础，也是他们螺旋上升的可能。

最后，我相信“劳大伦”的虚拟世界并不会就此停止了它从二极化向多元化推进的演绎。换而言之，尽管我们目前可以知觉两个对象：数字人劳大伦、自然人劳家辉。但是，这就是最终的答案吗？又或者说，劳家辉是真实存在于“现实”的人吗？目前仍还有待回答。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这个展览的现实意义在于，虚拟世界使我们连同“我”的身份都被悬置了，我又如何确定“我是谁”？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是展览本身，还是“劳大伦”身份背后都隐藏了两个重要的当代议题——自我身份的焦虑、数字身份下的主体性忧虑。这可能与艺术家试图探讨的当代社会问题有更直接的关联。但是，这种焦虑将会随着二元对立的消解而解决，反而在展览之中成为了一种次要的呈现。

《花蕊》纸本石墨、彩色铅笔 49cm×76cm 2024

编辑｜诗溦

审校 | 周章胜

资料、图片｜广州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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