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大的悲剧，就是错误思想的流毒

历史最大的悲剧，就是错误思想的流毒。

有学者研究称，近代以来，法国向世界输出的，大都是携带危险基因的思想，它们具有极其明显的特征：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情怀，唯理性主义，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等等。

作为世界上诞生“主义”和思想最多的国家，法国人最终选择了“疯狂的理性”——他们希望通过理性构建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如果不行，就全部推倒重来。

这让法国成为第一个在纸面上达到社会平等的国家，人类梦寐千年的美好理想似乎要实现了。然而，法国大革命在推倒旧制度后，并没有诞生一个完美的新世界，而是陷入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动荡中。

不仅如此，法国激进主义思想，从一诞生就越过法兰西的国界，疯狂拷打着整个世界，迄今余波尚未平息。仅以中国来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法国激进思想和革命思潮的演练史。

法国知识分子以左倾和激进著称。他们传播的思想不仅给自身造成了许多悲剧，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但是，有三位法国思想家，实属法国思想界的“异类”，他们热爱自由，但反对激进；他们从不认为有一套包治百病的理论，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他们对“在人间建造天国”的许诺始终保持警惕。他们不被法国人所喜爱，却对世界意义重大。

· 贡斯当 ·

邦雅曼·贡斯当是法国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自由主义奠基者之一。对自由的新阐述，区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是贡斯当最具影响力的理论。

起初，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当看到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人们以自由之名剥夺了万千生命时，他转变为严厉的批评者。他谴责大革命为追求“故纸堆”中的古代人的自由，而牺牲了强调个体独立的现代人的自由，是在以自由之名扼杀自由之实。

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伯林，对贡斯当推崇备至，并沿着“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路径，将自由进一步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后所有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讨论，无不受这一区分的影响。

· 托克维尔 ·

托克维尔一生经历了四个王朝、两个共和国，五部宪法、七个政权，曾担任过路易·波拿巴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这种看似不如意，但却有别于其他学者的政治生涯，让托克维尔进入政治系统内部观察政治，形成敏锐的洞察力。

托克维尔所思所想的，绝非仅仅法国和美国的命题，而是关乎人类自由的，永恒的、普遍的问题。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便是其自由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他在书中预言：大众民主时代必将到来。

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艾普斯坦说：“托克维尔作为民主论的集大成者，始终无人能够超越。没有人能比他更全面地论述民主的优缺点；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民主政府的能耐。现代社会平等的出现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托克维尔知道如何“权衡”；而他之后恐怕没有人能更深入地阐释了。”

· 雷蒙·阿隆 ·

对很多人来讲，雷蒙·阿隆的名字可能比较陌生，他并没有创建成体系的理论，但从他对20世纪诸多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和反思中，处处可以感受到阿隆思想的独立与深刻。

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二战后的法国“五月风暴”运动、来自苏东阵营的威胁，以及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独立等问题时，阿隆都坚定地、一以贯之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从未向任何流行思潮妥协过。

阿隆就像一个逆行者，尽管备受冷落，依然坚定地捍卫着法国人文精神的遗产，也是人类精神的共同遗产：理性与自由。阿隆指出：左翼知识分子的鸦片就是激进革命，是一种对乌托邦的迷恋，而用激进革命换来的，很可能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命运，在于他尊奉什么样的思想。在中国，法国思想家们的待遇与其出生地如出一辙——卢梭、伏尔泰等人耳熟能详，贡斯当、雷蒙·阿隆少有人知；哪怕声名最著的托克维尔，他在中国的短暂爆红，也更多的是出于思想之外的因素。这三位先知，同样远居于中国的思想庙堂之外，甚至从来没有进入过主流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