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八路军俘虏一日本士兵，高烧昏迷后，刘伯承亲自探望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探索史。在探索的道路上，不乏有很多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站在正义的一方，为反法西斯和解放全人类做出努力，为我军提供支持和援助。

比如著名胸外科医生白求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一支由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解放区，和我军战士一起战斗，只不过他的阵地是在手术台上，为了抢救伤员，他有次连续医治了115名伤员，工作时间长达69个小时，甚至还抽自己的血输给伤员。

不仅如此，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那段时间里，他积极地组织战地流动医疗队，提议开办卫生材料厂，并且创办卫生学校。为了培养优秀的医务干部，他编写近20种医疗教材并且亲自讲课。

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两年间，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他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伤员们一个个活蹦乱跳的顺利康复，他是真正的白衣天使。1939年11月12日，他以身殉职，牺牲在了河北省唐县，终年49岁。

毛主席亲自献了挽词：

“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为了纪念白求恩，八路军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高度评价白求恩：

“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

除了白求恩以外，当时的战地医院里还有不少外国医生，甚至还有正在与我军对阵的日本军医，他们在我党的教育和感召下，放弃“军国主义”思想，自愿走出侵略者的阵营，投身与正义的共产主义事业。

来自日本的佐藤猛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原名叫山田一郎，之所以改名换姓是因为当时日军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做了俘虏，回去之后就会被杀掉。更别说像山田一郎这样直接倒戈的，日后回日本被查明身份就不会有好下场。

佐藤猛夫

1910年，佐藤猛夫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的一个中产家庭，是家中的次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则是一位全职太太，家里还雇佣了两名女佣，因为家境优越，所以佐藤猛夫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佐藤猛夫早早就立下了志向，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以此志向为指明灯，佐藤猛夫顺利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专攻肺结核。1937年4月，佐藤猛夫大学毕业，通过家里的安排，他进入了同爱会纪念病院工作，彼时的他只想专心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关心政治，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更是一概不知。

正在他爱情事业双丰收，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一则征兵的告示打破了他安稳的生活。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不足了，并且需要大量的军医跟随作战部队一起出发。正值壮年的佐藤猛夫“被迫自愿”离开家乡，上了战场，他安慰自己：没关系，在哪救人不是救呢。

出发前，日本军官对这些新兵进行了一场洗脑大会，他们发誓效忠天皇，为大日本帝国的宏图霸业献身，并且宁死不做俘虏，实在不行就剖腹自尽。因为长官们说了，中国士兵对待俘虏无比凶残，落到他们手里就死无全尸，佐藤猛夫也被军国主义侵蚀了。

1939年8月，佐藤猛夫参加了与八路军的第一场战役。很不幸，遭到惨败，佐藤猛夫头部负伤被俘虏。起初他一心求死，不愿意当俘虏，多次逃跑自杀无果。

我军司令员对其说：“八路军一向优待俘虏，不杀放下武器的士兵。”并且安排专门的人员对俘虏们进行思想教育，给他们阅读共产主义书籍，为他们订阅日文报纸。

渐渐地，其他日本兵都有了转变，他们意识到“剖腹自尽”是一件奇蠢无比的事情，天皇发动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人应该做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不应该被牵着鼻子走，况且自己也确实没有被虐待，八路军是仁义之师。

而佐藤猛夫却是一个顽固分子，他是军中学历最高的日本兵，学历越高越不容易转变，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且不会轻易动摇。他认为那些被改造完成的日本兵都是一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墙头草，对此他非常的不屑。

8个月后，佐藤猛夫又策划了一场逃跑，依旧以失败告终，不知是深受打击还是寒冷的天气所导致，佐藤猛夫病倒了，高烧不退，昏迷了三天三夜，战地医院给他用上了最稀缺的药品，才把他医治好。

醒来之后，佐藤猛夫看见一个人，他满身风雪，风尘仆仆地在自己的病床前，手里提了一桶酱菜，满脸关切地看着自己。这个人就是刘伯承，听说佐藤猛夫病倒了，专程从河北涉县赶来探望。

刘伯承

看着眼前的情形，佐藤猛夫异常的感动，就算是一个石头也早已被捂热了，他的思想开始悄悄地有了变化。

自己一个战俘，说得难听点，就算在这烧死也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是八路军却全力为他医治，司令员甚至亲自探望，他瞬间羞愧不已，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所奉为信仰的都错了。

病好之后，佐藤猛夫主动提出要去医院发挥自己的专长，医治伤员。随后，他便去了八路军野战总预备医院当医生，他高超的技术，精湛的医术获得了战士们的一致好评。

在闲暇时间，他常常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借来了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他想更详细地了解这支队伍。

亲身经历了八路军与群众的军民鱼水情，见证了八路军的牺牲精神，他由衷地感叹，八路军与日军大有不同，是正义之师。他开始对中国的抗战表示认同，对自己曾是侵略者的身份表示羞愧。

在之后的时间里，他被共产主义事业深深地吸引，思想发生了180度大转变，1943年6月，佐藤猛夫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了“日本八路”之称。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参加日人反战同盟会议，至此，反战成为佐藤猛夫不可动摇的信念。

1944年9月，佐藤猛夫来到了延安，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升。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佐藤猛夫被允许旁听。日本战败回国后，佐藤猛夫等一众倒戈的日本人也决定启程返乡，周恩来亲自相送并做了祝福语。

战后，佐藤猛夫依旧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于1946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即使被时代裹挟，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佐藤猛夫是幸运的，他在侵略战争中及时醒悟，认清了战争的本质，学到了新的人生观。

毛主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可谓是一针见血，告诉我们看待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日本人也有好坏之分，当然对于二战中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战犯，以及在和平年代去参观靖国神社的民族败类，我们永远不会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