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铮:于成龙黄州治盗

于成龙黄州治盗

云铮

黄冈市档案馆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清代著名“廉吏”，《清史列传》记载康熙帝称赞他“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康熙、乾隆二帝分别为他题写“高行清粹”“清风是式”匾额。于成龙更是一位“能吏”，他从七品知县到从一品封疆大吏，足迹踏遍天南地北，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是清朝三举“卓异”唯一一人。

清代为打造有效治国安邦的官员队伍，逐步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官员考核选拔制度，地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称为“大计”，最优异者评为“卓异”由总督、巡抚出具考评鉴定，将事迹逐级上报，由吏部复核后，统一安排引见皇帝，经皇帝面训，即可官加一级，立即升迁。

清代官员考核能够得到“卓异”等次，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根据清代档案记载首先是名额限制，“道府州县官十五选一”。二是要有显著的政绩，以于成龙第一次获得“卓异”为例，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任广西罗城知县，当县城郭内仅6户人家，供给困难，盗匪猖獗，县衙是三间土房，连门窗都没有，夜间睡觉的时候身为知县的于成龙还于床头“设两枪以自卫”，之前连续两任县令因吃不了这样的苦弃官逃任，于成龙就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坚守七年，才被举为“卓异”（按照清制，吏部定期考核官吏，政绩突出，才能优异者称为卓异），并且是当时广西省被推举为“卓异”的唯一一人。而于成龙第二次获举“卓异”正是在黄州任职期间。

任职黄州 镇守岐亭

康熙九年（1670年），于成龙自四川合州知州被拔擢为黄州府同知，《清史稿·职官志三》记载“同知，正五品”“分掌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诸要职”，清代同知在一府中的地位仅次于知府，是知府的佐贰副官，协助知府分管地方财政、或江海防、水利事务。清初黄州府相对富庶，《康熙黄州府志》载当时黄州府有“户七万六千五十九户，口八十七万一千二百七十五口”，比先前任职的广西罗城县仅六户和四川合州仅百余户条件要好得多，但是于成龙这个黄州府同知的驻地却不在黄州城，而是常驻当时麻城县境内的岐亭镇，因此黄州府同知又被称为“岐亭同知”。

《黄州府志（光绪十年版）》麻城县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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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地位仅次于知府的同知要常驻既不是府城也不是县治所在的岐亭镇呢？这不能不提到当时途经黄州府的一条交通要道——光黄古道。黄州府南邻长江，北倚大别山，有“跨踞扬粤上游，作全楚门户”之称，而北起河南光州南到湖北黄州府从大别山山峦峰谷间迤逦穿行的光黄古道就是自唐代以来湖广地区连接中原乃至北方政治中心的一条重要路上通道。明代《光山县新建长潭驿记》更是明确说道“光山县于中州为南徼，过此则麻城矣。从闽越吴楚来者，由光而北；从燕赵晋秦来者，由光而南，此近路也”。

清朝初年的光黄古道还有着远比以往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明代中期开始我国粮食生产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粮食生产的中心由太湖流域转至湖广地区，民间谚语“湖广熟，天下足”。清朝初年社会尚未稳定，长江边搭伙连寨的盗匪猖獗，航运难以保障，光黄古道就成了湖广地区粮米北运的重要渠道。同时，清代光黄古道又是一条重要的盐道，盐是生活必需品，当时湖广地区用盐需仰赖淮河下游的淮盐，但当时淮盐输入湖广，也遇到了长江航运不畅的问题，淮盐输入只能沿淮河溯流而上到达光州，再经光黄古道南下进入江汉平原。这一情况一直持续至民国时期，乾隆时期，著名大盐商程中顺就常驻河南光州业盐。清嘉庆《两淮盐法志》“转运·行盐疆界”载：“淮南纲盐行……湖广省武昌、汉阳、安陆、襄阳、郧阳、德安、黄州、荆州、宜昌……”。民国时期，袁世凯侄孙袁家骥任两淮盐运使，长期驻防光黄古道旁的河南信阳。

因此光黄古道既担负着湖广粮米外运，又联系着淮盐输入，两种战略物资在此来回穿梭，使得这条古道也就有着关乎江汉平原稳定乃至初创的清政权稳固的重要意义。

“蕲黄四十八寨”延宕百年

光黄古道在太平年月是商业往来的要津，到了战乱时期凭借群山罗列的地理条件，加上近旁的这条商路获取给养方便，就变成了群雄并起的豪杰啸聚之地。清人王葆心在《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中言：“其高者或插天汉，其出入径道狭隘仅错趾，悬崖左右，列河环之，路阻谷深，摇骇心目。其山巅或平衍绕水泉竹石之。其河入江淮，有航帆运输之便；平时可为乐国，乱世亦保障之资焉。”

《黄州府志》中记载早在明嘉靖三年（1524年）“麻城土贼胡廷凤据西山，每至秋，寇歧亭。”就已经开始产生了啸聚抗暴的动乱因素。至明末清初，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动荡，更是在大别山南麓形成了一股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强大的地方武装，《黄州府志》载“初，明末贼乱，郡城残破，居民入山避乱者，多据险结寨，以防剽掠，合黄冈、蕲水、罗田、麻城共四十八寨”，这就是明末清初活跃在鄂东地区的“蕲黄四十八寨”。到了清朝初年这支地方武装的强大程度已经可以同纵横天下的八旗劲旅分庭抗礼，顺治二年（1645年），英亲王阿济格率军追击李自成起义军至九江，乘势进军鄂东，很快控制了地势平坦的鄂东沿江地区，对占据地理优势的“蕲黄四十八寨”却采取了招安的方式，在没有获得响应之下，无奈之下只得派出副将钱维锜进剿。单从记录的战果来看收效并不明显，主要头目王光叔就擒，易名甫自归，杨维尚来降，其他党羽陈于藻、王接骨等“逃匿不获”。至次年即顺治三年（1646年）煽乱复起，甚至发生了“（麻城）东山土贼围黄州”的紧急状况。七年之后，“顺治十年（1653年），（麻城）东山李有实等倡乱，攻黄州诸堡”。可见顺治二年的这场军事行动，仅仅是取得了暂时压制的作用，没有彻底根除匪患。之后鄂西北发生“小李之乱”，田龙见、邓克刚等或因素有异志，或因“前功未赏”，率领官军叛变，并与麻城东山陈于藻汇合，在一定程度上又壮大了鄂东匪患的力量。

因此，作为歧亭同知的于成龙要保障商路畅通，关键在于“治盗”。

治盗歧亭 二举卓异

于成龙上任之时匪患形势依然严峻，甚至发生盗贼白昼劫路伤命的情况。于成龙自撰的《于清端公政书》中记载为摸清盗情和一些重大盗案，自己常常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于成龙逐渐形成了一套“治案、治吏、宽延相济”的治盗方法。

一是化解积案，公正断案。

于成龙断案无私，又善于从一些易于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症结，审结了许多重大疑案、悬案，光绪八年版《麻城县志》中称赞于成龙“一切疑狱重案判断如神，积盗皆为敛迹”，由此歧亭社会治安逐步稳定。

《黄州府志（光绪十年版）》中关于于成龙麻城治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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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府志（光绪十年版）》中关于于成龙在黄州任职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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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典治吏，推行德政。

于成龙提出官员必须“清心寡欲，倡行德政，以端风俗”。麻城当地传说，长子于廷翼前往岐亭看他，返乡时于成龙只给了儿子半只鸭子供途中充饥，并解释道“不是为父吝啬，而是合府上下只有一只鸭而已”。当时官匪勾结也是盗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重要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调查分析，查到捕役汤卷长与盗匪勾连，是黑社会的保护伞，于是设计宴请汤卷将之擒拿，迅速明正典刑。

另一方面，于成龙作为父母官在百姓危难之际却慷慨解囊，康熙十年（公元1671）“黄州合府大旱”，于成龙提出“勿使一民饿死”的口号，带头卖掉了仅有的一匹充当脚力的骡子，用售得的钱连同其它俸银买米救济灾民，而自己却以糠粥为食。民谣传唱道：“要学于公清廉，先吃于公糠粥”。

三是“宽严相济”和“以盗治盗”。

于成龙到任之时，鄂东匪患已延宕百余年，有着深刻社会原因。豪强盗匪平时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动乱时期普通居民也会投充豪强，结寨搭伙以求自保，因此岐亭附近的居民或多或少和盗匪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成龙认为如果不问贤愚、一体处置打击面过大，还有可能激起更大的矛盾。因此他主张慎刑，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于成龙曾发出公告：“有能保后不为盗者，本府当场释放。然保释者若再犯，保结人连坐，一同治罪。”在这一命令颁布之后，一次破获盗案被捕的九名盗匪中两名按照上述命令得以保释，其余七名凶犯被依法处死——活埋在大路之侧，并插一木牌，上书“黄州府贰府于成龙瘗盗处”，产生巨大的震动效应，小贼无不闻风丧胆，纷纷敛迹，岐亭基本实现了盗息民安，社会秩序由乱向治，甚至出现了“一郡夜不闭户者数年”的安定局面。也因为于成龙在岐亭治盗的卓越政绩，在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获得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卓异”考评，仅三年时间便由黄州同知升任黄州知府。

只身招抚 终平匪患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蔓延至湖北境内，麻城当地的豪强刘君孚、刘青藜叔侄在吴三桂的蛊惑下，联结河南、江西境内的多股盗匪，并网络周边盗匪准备在当年七月起事。但因事情败露，不得已提前至五月，麻城东山、龟峰山等处盗匪群起响应，参与叛乱的有数千人之巨。当时湖北清军主力正在荆州、岳阳一带与吴三桂的叛军对峙，如果鄂东的盗匪一旦形成气候，省城武昌兵力空虚，必然腹背受敌，将会对湖北整体战局产生决定性的不利影响。

当时于成龙虽然官居黄州知府，但已经“檄摄武昌事”已经在武昌治事，时任湖北巡抚张朝珍主动点将于成龙，认为“……黄州忽有此变，非公（于成龙）莫可办此贼”。

于成龙在仔细分析了敌我态势的情况下向巡抚张朝珍建议“风烟震惊，徒以兵从，贼众我寡反适资乱”，认为在兵力不足、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盲目调集军队镇压，优势有限，一旦失策，反而容易助长叛乱，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因此冒险提出了“以快打慢，以少胜多”的战略方案。

于成龙首先利用刘君孚提前起事所联络的各方势力没有完全聚拢，准备不足的有利时机，集合周边官军星夜兼程抵达麻城白杲，“未至贼寨十里止宿”，并“榜示士民胁从者许自首免罪，势家诬陷者即日赴诉，官吏不得案捕，过三日不投诉以从贼论”，明确参与或被人裹挟参与叛乱的盗匪三日内向官府自首即可豁免。张榜后三日数千人向官府自首，“公（于成龙）皆宥之”，全部获得了宽大处理，原本声势浩大的盗匪势力迅速转弱。

但刘君孚、刘青藜等为首的叛匪因害怕投降自首后会被论罪处死，依旧“拥众自固”负隅顽抗。于成龙认为兵贵神速，如果拖延的时间过长，即使叛匪摸清了官军的实力又给叛匪以充分的准备时间，容易造成叛匪再次集结，使得前功尽弃，甚至造成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迅速解决匪首向背问题就成了这次剿匪平叛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刘君孚、刘青藜叔侄作为地方豪强，“黠滑多智，数收召亡命，亦数能禽获盗匪”，他们平时常为亡命匪徒提供帮助，在江湖上很有声望，同时也和官府合作协助擒拿盗匪，于成龙任岐亭同知时，“惮公（于成龙）威明颇以礼法自戢”，“亦尝居门下”。凭借着以往对刘君孚的了解和对形势的分析，于成龙首先向匪首申明有保全刘君孚、刘青藜性命的方法，让麻城白杲乡约一人“持谕帖往布太守以不死之意”。

在白杲乡约已经将谕帖送达之后，于成龙“则独骑一黑骡，命乡约一人张盖，一人鸣锣前导，径趋敌寨”。在距离敌寨不到二里路程的时候，又“命鸣锣前导者呼太守救尔山中人”。于成龙能够这么快抵达山寨并且是亲自前来大大出乎刘君孚意料之外，在没有摸清底细的情况下，刘君孚仓皇逃匿到后山观察动静，同时让数百名叛匪“持鸟枪弩矢夹道伏两傍”，于成龙佯装没有看到埋伏的叛匪，一主二仆从容地进入了山寨。

清代名相陈廷敬所著《于公传本略》详细记录了于成龙在山寨内不惧危险，从容应对的全过程。进入贼寨之后于成龙径直来到大厅，从容不迫地坐在了正位之上，当时在大厅内的叛匪头目既惊讶于他轻装简行亲自前来，又被他过人的勇气和胆识所折服，于成龙甫一坐定就“相率罗拜”，竞相跪拜在他面前。于成龙环顾四周发现匪首刘君孚不在堂前，直接问道“老奴安在”，“老奴”就是指刘君孚，于成龙借此向在场的叛匪头目展示刘君孚不仅和自己有旧交，而且是类似于关系较为亲昵的部下，既进一步震慑了盗匪，也在某种程度上让在场的盗匪心生疑虑，起到在内部分化瓦解叛匪的作用。接着于成龙话锋一转又关心起叛匪的生计及家人的状况，问道“今岁山中雨水好否？禾稼若何？天时酷热如此，汝等父母妻子皆匿何所，得无自苦？”，大厅中的叛匪想到匆忙叛乱，到现在锐气全无，可能还会连累家人性命，一阵酸楚油然而生，一时“众皆泣”，哭作一团。

匪首刘君孚得知于成龙未带一兵一卒前来，确实具有诚意，加上盗匪人心涣散，“遂出叩头”，诉说了叛乱的原因，于成龙又和他痛陈了一番利害关系，并商讨了招抚的日期及其他细节，当时“尽降其众数千人，黄麻解严”。之后于成龙收编了刘君孚麾下的所有叛匪，采取“以乱治乱”的方法，让他们先后参与平定黄金龙、何士荣两股叛匪，刘青藜甚至生擒何士荣，鄂东匪患一举荡除。从于成龙受命前往麻城，到彻底清除匪患“仅二十四日”，陈廷敬评高度评价“以乡民数千破贼数万，不费公家半菽，不烦旅师远征，徒手奋身摧锋陷坚，不疾而速克肤功，近世以来未尝有也。”

至此从明嘉靖三年（1524年）到清初延宕整整150年的鄂东匪患彻底根除，直到清朝末年鄂东地区再未发生大规模动乱，迎来了社会安定，民生恢复，经济发展的稳定时期。黄州府百姓感念于成龙的功绩，在他去世之后入祀黄州名宦祠，并在麻城岐亭为他建立专祠，是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黄州府唯一获此殊荣的知府。

（期刊）档案记忆202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