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与袁世凯相识，后来因山东问题和袁世凯产生矛盾

梁启超此时正式辞去司法总长，出任币制局总裁期间（1914年2月19日至1914年12月27日），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奉行的“中立”政策表示支持。如“中国当作壁上观，伺机而动”。

但随着日本侵略中国野心与蔑视中国中立国的地位与权利的侵略行径不断暴露，日渐对政府与日本、英国的交涉流露出不满，在与“蔡锷数次面见袁世凯，请求乘此时机出兵青岛，收回胶州湾被拒之后”。

梁启超于10月2日在黎元洪主持的参议院代行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经蔡锷、徐绍桢、赵惟熙、王揖唐等附议的基础上，因中日交涉形成的山东问题，激昂慷慨地向袁世凯提出政治质问案，要求答复：第一、关于日军违反与无视“局部中立”，肆意侵略的问题。

“从前外交部最初通告将战争区域划定，宣布完全中立，及日、德宣战，不能不宣布局部中立，已而日兵登陆，不得已展长战线，指定龙口、莱州、日兵向西行不止，诚问潍县以西无一德兵，日本不向目的地之胶州进行，乃向潍县以西，究系何理？”。

“现在日兵溢出范围之举动，我外交部亦曾见闻否耶？其主意决非只胶州一地，盖将以山东全省为其军队根基地，为第二之东三省也，此等心理，询属路人共见，政府已通告于先，日本竟有此等行动，亦曾与之交涉否耶？”

以上致辞就日本违反与无视中国由“完全中立”到“局部中立”的条规，而肆意侵占与扩大在山东侵略。

一方面就日本出兵青岛以来，违反“局部中立”的基本侵略事实的陈述与揭露，一方面就政府对日本侵略行径交涉中表现的不作为、不公开、任人宰割的妥协外交的关切与抗议。

1. 关于英国破坏中国中立国地位与权利的问题。“英国当然不能不分担责任，尊重公法，尊重人道，尊重世界文明，在东方则以联军在我山东作种种破坏我中立举动，与其在欧洲行为适相反对，究系何道理？我政府办理外交，除对日本抗议外，对英国一面亦曾问讯耶？”。

梁启超根据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对中立国在欧洲与远东奉行双重标准的质疑与责问。一方面既未“尊重公法，尊重人道，尊重世界文明”，又对所谓“日英同盟”下，日本在远东的明显侵略行径未以制止与约束，反而纵容与漠视日本借“一战”之名，无视中国中立国地位与权利的质问与义愤。第三、关于日本在山东私造军用票，政府交涉不力的问题。

“暂行假道与彼，究竟彼有何权力将此种纸币强制发行，究竟此种纸币将来有无兑现之时？不废一钱，使我中国物价腾贵，生计恐慌，试问我国民尚有知觉能否承认？政府又能否袖手旁观？”；“想国民全体亦当同此怀疑，同此愤激，若谓任人蹂躏，无法抵抗，在他人可作此语，在政府当局诸人绝对不能作此言以卸责任。

本席一面责问政府，请其将怀疑之点明白答复，一面由本院斟酌建议，催促政府进行。”面对日本造成侵略山东的既成事实后，不仅不遵守“交还山东与尊重中国主权，维护东亚和平”的承诺，反而完全无视中国主权，以侵略者与殖民者自居，在中立区域推行殖民统治，私自伪造与发行军用票，侵吞我国财产，破坏我国经济独立与国家安全的侵略事实而质问与督促政府当局。

总之，梁启超以参议员的身份提出的种种质疑与质问政府职责的提案，通过既成侵略事实，深切地表达了对于日本“不认我为国家，不以平等国相待”，伺机扩大侵略，无视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愤懑。一方面揭露与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一方面，就“政府究竟知此事与否？曾想有办法与否？”，表达了对政府秘密交涉，不公开不透明，软弱妥协的对外方针的质疑与责难。

在山东问题质问案中，梁启超以敏锐的视角，就中日山东问题发生、变化与交涉以来，形成的中日外交格局，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自觉与民族主义感情，不仅诠释了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华民族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理论开创者形象，更展示了身体力行，审时度势，参与践行者的形象。

这为今后持续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与中国政府交涉山东问题以及随着战争进程的变化而自觉考虑战后“和平会议”，思考与研究中国内政与外交变化而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