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空军政委吴法宪压力最大，一下患病住院

上世纪六十代初，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一般的百姓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小时候，在村里当农民的爷爷，给我描述三年自然灾害时的情形时说，当年他自己人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就是能吃一顿饱饱的白米饭，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就在那个大多数人勒紧裤腰带艰苦奋斗干劲足的年代，已经败退到台湾的国军残余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直在策划着所谓的“反攻”，与大陆的残余势力勾结匪患，对新中国的建设进行破坏，妄想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妄图扰乱人心，其中，做得声势最浩大的，便是1961年9月15日，高知学、邵希彦二个飞行员的叛逃事件，他们竟然从每一个细节进行着手宣传，还把这些照片印成册子，造成极坏的影响，这件事对我国的上层都震动很大。

先是从他们的吃开始，那个时候我们一些地方的农民都是吃稀饭、红薯的日子，但从照片上看，高知学、邵希彦二个人，坐在一张圆形的桌子上，吃着大鱼大肉的三菜一汤，面前摆放着一大碗白米饭，从他们的神情中可以看出，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脸上露出极其满足的样子，拿时下的话说，可谓是幸福感爆棚。

其次是他们两人的娱乐来看，两个人坐在房间中，收听着多波段收音机，特别从邵希彦歪着头享受的神情可以看出，当时房间中充满着愉快音乐的感觉，甜甜的歌声似乎让他陶醉的感觉，那种听音乐的放松感、满足感油然而生。要知道，那个年代能静下心欣赏几段古老悠然的古典音乐、妖娆妩媚的浪漫音乐、古朴清幽的民族音乐，恢弘大气的现代音乐，不失为人生是美好的享受。

尤其让许许多多人羡慕的是，高知学和邵希彦两个人，一逃到台湾之后，立即给他们配了美女老婆，还晒出结婚照，美女披着婚纱，那件层层叠叠轻纱弥漫，缀满软缎织就的玫瑰和宝石拼镶的婚纱，是对爱情的期盼，是对幸福的憧憬。站立一旁的二人，俨然成了成功的男人。

高知学和邵希彦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空军飞行员，他们告别了过去吃不饱、吃不好的苦日子，进入空军服役，在当时来说可谓是天之骄子，即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物质条件比较落后的环境里，他们的待遇并不低，然而，二人却并不满足于此，经常偷听台湾方面的反动广播，被广播里许诺的黄金美女所诱惑。

尤其是邵希彦，进入空军服役之后，一直都觉得自己的飞行技术很强，当时，他所在的部队要提拔一名中队长，于是他毛遂自荐，结果由于上面的领导认为他各方面条件素质都不如其他人，便把他给搁下了。那时的邵希彦觉得十分不公平，一气之下就有了叛逃的苗头，还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志东飞”几个字。

就在这个时期，邵希彦的这一反常举动，即写下的这字被人举报到了领导那里，上级便停了他的飞。因为这一件事情，还惊动了空军的高层管理人员，那个时候，空军政委正是吴法宪，他自然不敢怠慢，便组织了力量进行调查。

吴法宪，江西永丰君埠乡铁园村大安组人。他1930年参加红军，先后任红军青年科长、团政委、八路军旅政委，解放军师政委、军政委，他最大的特点是能书法，善于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在战争年代的作战动员，声音洪亮，上千人集会，不用扬声器，声达数里，山间有回音。可谓是宣传的一把好手。

吴法宪从新中国建立组建空军开始，便由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任上，调到空军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直是担任空军政治思想工作。虽然空军刚刚组建不久，但也曾经迎来过高光时刻，其中，打得最出彩的一是抗美援朝时的1951年我空军与美军空军正面开战，三天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首创击落美最先进F-86飞机战绩。美国空军无奈地感叹道：“战斗轰炸机除了扔掉炸弹、四散逃命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受到了主席的高度评价，极大鼓舞了志愿军飞行员的战斗意志，让世界知道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是足以打败强国。

其次是我空军解放沿海作战，那是1954年我军解放一江山岛战役，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我空军受命封锁敌占海岛，并对停泊在大陈岛上的敌人舰艇实施轰炸！炸沉登陆舰一艘，炸伤敌护航驱逐舰一艘，摧毁了大陈岛上的部分火力网和防御设施，另外，强击机部队也击伤敌舰三艘，此役之后，我军基本上控制这一带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为解放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是役空军受到上级的表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军和台湾国民党军的海空军斗争十分频繁，尤其是空军，经常会发生激烈的空战。作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吴法宪，可以说也是既有功劳也有苦劳。

到了高知学和邵希彦驾机叛逃时，吴法宪已经是空军政委二把手了，一开始，发现邵希彦有叛逃苗头停了他的飞时，吴法宪派去的调查组负责人员找来他进行讯问，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善于演戏的邵希彦大喊冤枉，说他没想叛逃，还说他的飞行事业心如何强。竟然把调查组人员说动了，向上级汇报时称他写几个字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即使是所写的“立志东飞”，我们祖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志向也不算太离谱，不能过分解读。

就这样，邵希彦被上级领导批准恢复飞行，1961年9月15日清晨，飞行员邵希彦和领航员高知学驾驶一架安-2飞机正在给山东胶县农田上空执行喷酒农药的任务，安-2飞机是一款专门用于农业研究的飞机，其主要功能是播种、施肥、种草等等。1954年，我国从苏联引进该种机型后，以此为模样研制出了运5运输机。

当时的邵希彦和高知学是临时被分配到同一架飞机上的，对于邵希彦，高知学并不熟悉，然而，接下来的操作，着实把高知学吓了一大跳。12时25分，飞机喷洒农药任务完成后，按照规定应该爬升到一定高度后，循着固有的航线返回所在驻地。但邵希彦驾驶着飞机却一直保持着低空飞行，一路继续向东航行。10分钟后，飞机很快飞抵到了海边，此时的高知学才发现事态不对劲，便厉声呵问：“邵希彦，你想干什么？”

但这个时候已经迟了，为避开雷达跟踪，邵希彦驾机超低空姿势在茫茫大海上飞行，很快飞机便进入了韩国，而空军的监测雷达发现自从飞机消失后，而且长时间没有归队，便认定为低空飞行执行农药喷洒时遭遇恶劣天气，不幸出现了空难。随后派出几架飞行前往胶县地区展开大规模搜寻呼叫，结果一无所获。

正当我空军在为邵希彦、高知学两人生死忧心之际，两人将飞机迫降韩国济州岛，并向前来抓捕他们的韩国军警声称要到台湾，并要求韩国军方通知台湾方面。那时我国与韩国没有建立交且处于紧张阶段，因此，韩方很快通知台湾。

这个时候蒋介石获悉有两名从大陆飞行员滞留韩国，而且要叛逃来台湾，毕竟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可谓是喜出望外，随后得到了极高规格的待遇，不仅安排了专机到韩国迎接，还派出几架战斗机护航。一到台湾便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一时间台湾所的宣传机器都开动，邵希彦、高知学驾机叛逃作为“奇货可居”大肆宣传；当局还令机关、社团、学校，鸣放鞭炮，以示最热忱的欢迎。

同时，还搞了所谓的游行活动，还以最优厚待遇为诱饵，挑起邵希彦发表策反演说，台湾无线电广播，喋喋不休地宣扬驾机去台湾者，可获取“大量黄金”、“晋升官阶”等。

为了实行所谓的遵守承诺，蒋介石真的奖励他们两人黄金500两，按照当时的黄金市场价格，可以在台北市西门町买一间100坪的店面，而这样的店面现今的市价，至少也在5000万新台币以上。除了奖励黄金外，二人各奖励了一位貌美如花的老婆。当然，这两位说是他们的老婆，实际上都隶属于台湾的情报部门，派到他们身边来监视他们的。高知学和邵希彦到台湾后一直都不受重视和信任，虽然仍然被安排在空军工作，但是却主要从事心理战等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上。

刚开始，高知学对自己的叛逃行为深为不齿，可渐渐地，伴随着金钱和美女的腐蚀，他终于心安理得接受了这种生活，并将自己的名字更改为高佑宗。从他的改名足可窥见其内心的惶恐和不安。后来，在台湾当局的安排下，此二人在全岛进行旅游宣传，由于邵希彦和高佑宗的卖力表现，台湾当局把邵希彦送到了台湾大学学习，把高佑宗直接安排进了台湾空军。

邵希彦、高知学驾机叛逃事件通过台湾向国际社会大肆宣染，而且是空军第一起“成功”驾机叛逃事件，那时压力最大的当然是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他在回忆录中称，自从这一件事件发生之后，无疑是晴天霹雳，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最后因为严重的颈椎住进了医院。但还是牵挂着这件事情，一定要安排人把整个事件来龙去脉弄清楚。

在吴法宪的督促下，最终把邵希彦、高知学驾机叛逃事件的所有情况以及查处情况，一起上报中央，并作出深刻的检讨，主动承认错误，说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对下属没有管好，最终导致这一严重的事件，同时，请求上级给自己处分。当然，这一事件随着后来两岸关系的改善，就再也没有发生了。

当然，鉴于他的态度，最终上级并没有给他处分，只是要求吸取经验教训，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保持空军稳定，强化政治工作，军事训练和监督检查，把全国的民用航空都要求空军去军事化管理，这件事情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才决定将民航脱离空军建制，全面去军事化管理实行企业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