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素：忆伯驹

张伯驹先生是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去世的，至今已经过了整整一年了。因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四五十年，一旦分手，当然引起不少的回忆，精神上不免会感到孤单。

但在实际的生活上，我却比过去更为忙碌，特别是在社会的交往上，因伯驹去世了，我不仅要忙我自己的不少事，更要把他生前有关书画和其他的好多事，也都担当起来。这样在时间上虽然紧迫些，但在内心里也另有一种新的安慰。

伯驹去世后，在我接办他生前经手的很多有关书画收藏方面的事时，愈感觉到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国家事业的忠诚负责，尤其和他交往过的不少名人们，对他为人的追怀钦慕，其中有不少事，是他在外边经手了，我还不晓得的。

这样，就更使我对他怀念赞佩，感到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对国家对社会有一定贡献，对我也起了不少鼓舞的作用。

尤其在近一年内，国内经历了很多不平凡的重大事件，到现在举国都在为创造一个更新的局面而努力，改革之风吹遍了大地。我自己也正在绘画事业上，为国家作出一点应有的贡献。因而我就时常想到，假若伯驹能多活几年生逢盛世，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又会有多少革命的事迹出现呢？从而就又产生了格外惋惜的心情。

与伯驹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我对他的为人性格，和对国家社会的态度有了深刻了解。他一生为人豪爽耿直，作风刚强，从不向恶势力低头屈服。在旧社会长期的生涯中，远的不提，就谈他在1946年在重庆参加了民盟以后，就亲自参加了反饥饿运动。北京临解放前，他和傅作义先生的顾问侯少白老先生交往，自己也实际参加了和平解放运动的行列。当时他住在帽儿胡同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经常监视他，但他大义凛然，从不畏缩，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华北大学教授，在不少次的大会上，他经常首先发言。

青年时代的张伯驹

青年时代的潘素

张伯驹自小是公子哥出身，一生喜好书画，并收藏鉴定古文物，是国内有名的专家。他又从事诗词歌赋对联等的写作，有时竟然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和徐悲鸿等，都是故宫里古书画等文物的鉴定委员。他对这些深有研究，很多人找他鉴赏新收集的历代古书画。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文史馆的馆员和民革中山书画社社长，继续在古文物书画的鉴定方面作出贡献。他又捐赠了不少名贵字画，购买公债，充分表现出对新社会的热爱。

在“文革”时期，他看到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和贺龙元帅等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气愤填膺，深抱不平，尤其对江青是个什么人，他是一清二楚的，就不顾自身的安危，写了两首申讨诗。

潘素 《潭柘寺松庭》 113cm×66cm 纸本设色

回忆我和他过去的生活，我年轻学画时期，他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因我们俩都对书画有共同的爱好。在这方面，他曾不惜任何代价，收藏购买国内古代各朝的有名书画，我都抱热切的赞助态度，他自小虽是官宦家庭出身，但并不喜欢做官，专爱诗词书画，所以他家人不喜欢他。但我和他有同好，所以我们另过着一种研究书画诗文的家庭生活，几十年如一日，在我和伯驹长时期的生活中，他看到我绘画的技艺，日有长进。他首先是高兴；同时，他自己更不甘落后，也奋发写作，并经常邀请不少友好的名家，前来赏评我们两人的诗画成品，以共同策励。

他除收藏鉴定古书画从事诗词写作外，还在中年时，对戏剧也做了不少的研究。对于余叔岩派的研究尤有独到之处。在北京和上海，他曾同梅兰芳等名角和国剧社人员多有交往。不少次他还亲自登台，如唱《空城计》扮演孔明，由杨小楼扮演马谡，余叔岩扮王平，确曾哄动一时。当时人称伯驹有三痴：一、鉴定古文物字画；二、写诗词作画；三、对戏剧的爱好。

潘素、宋振庭绘 张伯驹题《黄菊花开蟹正肥》

67cm×33cm 纸本设色

伯驹喜爱书画，不惜变卖家产，以巨资收藏名贵真迹。他惟恐祖国历代的文物被商人盗卖于国外，让我们的后代再到外国去学习国粹。这是他爱国思想的充分体现。所以如有外商收购古书画时，他宁出大价收购，也不使珍藏外流，因此有不少商人，收到名人作品后，找他鉴定收藏。如有关李白和杜牧的墨迹，都是由我出息去借款收购的。还有不少晋唐时的古画，也是我和他结婚后才买的。这些事，他家人说他是个败家子，反对他这样做，而我就不惜一切来支持他。

新中国成立后，好多人拍卖家藏的古字画，伯驹却不惜一切还要买。可家中没有现款，我就去街上用金子换现款，不幸被公安局拘留，当时还有一位认识的陶老先生，也为同样的目的受拘押，都关了十余日，后来情况弄明白，才由分局道歉放回。这都是我为赞助他所做过的一些事情。还有隋朝著名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已是一千几百年的国宝珍品，商人们要以二万一千多美金售于外人。当时伯驹坚决留下，将自己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房院出售，共付价二十四条黄金，才将这件国宝保存下来。此画以后张群听到也想买，说价加一倍他也要，后得知已由伯驹买下才作罢。一九五二年郑振铎来说：如此国宝由国家保管更好，要求伯驹让给故宫博物院，伯驹慨允，作了捐献。但国家也回赠了一部分现金。我在家曾对此画做了三次临摹，最近几年，已将一幅交中央首长，当做国家礼品赠送友邦。另有一幅古字帖《平复帖》卷，系晋朝陆机所写，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也是国宝，原由溥心畬收藏经傅增湘先生介绍以四万元购得。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我商定，将此卷捐赠国家，以偿宿愿。一九五六年，经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又有不少人的动员，伯驹毅然将家藏的最珍贵的几幅书画，捐献国家。当时还收到文化部长沈雁冰的褒奖状，内写：“张伯驹、潘素两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卷，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与褒扬。部长沈雁冰。一九五六年七月。”

文化部颁发给张伯驹、潘素的褒奖状

以上这些珍品，在一九五五年国家发行公债时，由北京市民政局召集一些人开会（当时由民政局长邢赞廷同志主持这个会），伯驹也参加了。他回家后和我商量捐赠珍贵文物的事。我完全同意捐献给国家，不取分文。后来他们愿以二十万元现款购买，伯驹与我坚决不要，最后无条件捐赠给国家，于此可见他热爱新社会的衷情。后来，毛主席得知又亲自送来他亲手积攒的人民币零票一万元，以表示赞助的心意。

伯驹与我和张大千的交往很深，时间已在四五十年前，我们在上海居住时，就和他熟识，并经常有往还。一九四七年大千来北京还到我们家看望过伯驹。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还留在大陆，大千前去台湾，但相互眷恋之情，无时或忘。如一九七九年，港澳友好邀请伯驹和我前去一行（后因故未成行），当时张大千在台听到，就设法由港转来一封信，并愿代购机票两张，以促早日成行。原信如下：“伯驹吾兄左右：一别三十年，想念不可言。故人情重，不遗在远，先后赐书，喜极而泣，极思一晤清言，无如蒲柳之质，望秋先零，不得远行，企盼惠临香江，以慰饥渴。倘蒙俞允，乞赐示鄙友徐伯郊兄，谨呈往复机票两张，乞偕潘夫人同来，并望夫人多带大作，在港展出。至为盼切，望即赐复。专速俪喜。弟大千顿首。”

去年初，当伯驹在医院养病时，大千很关心他在大陆的朋友，曾打电话托香港友人转告他在兰州的孙子晓鹰，前来北京医院，看望伯驹的病。大千并告诉他孙子，非要与伯驹拍个照，设法寄到台湾，当时伯驹已不能起床，就在病床上拍了照片。伯驹还作了两首诗以相赠。于此可见他们的交谊是如何深厚了。

另外，去年我为了参加民革举办的纪念郑成功书画展，曾画了两张芭蕉拟邀张大千合作，后托人请他题画，他就写出：“壬戌之夏，潘素大家，遥寄大作，命为补笔，当时大病新瘥，更兼目翳，有负雅望矣。八四叟爰，摩耶精舍（补波斯猫）。”又题：“壬戌夏，四月既望，潘素大家，遥寄笔妙，命余补写团扇仕女，落笔惶恐。八四叟爰，摩耶精舍（补团扇仕女）。”

前年，王亚蒙先生要我画一幅“云峰春江”画，王又拿去找张补笔题词：“神韵高古，直迫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亚蒙仁兄出示，八四叟张普华题。”

从上述几件事，就可知悉伯驹与大千，虽海天远隔，但交情笃深，非同一般。目下可惜一已去世，一仍在外，人世沧桑，未能如愿。

张伯驹手书陈毅挽联

张伯驹编著油印本《丛碧书画录》标注“O”页

（本文原载《名人的妻子忆丈夫》A卷，珠江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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