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上海财大的刘元春谈经济，最喜欢谈陷阱，中国经济好与不好，是因为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陷阱。
有一次，他一口气举了七个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李约瑟之谜、金德尔伯格陷阱、明斯基时刻、鲍莫尔病、拉美难题。是不是很有学问？其实，所有的陷阱都是对一种经济现象的描述，不具有任何原理性。
就说中等收入陷阱。
至少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伪命题。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在３８５６至１１９０５美元之间，定义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１１９０５美元为高收入国家。我国是３６８８３元，换成美元当列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相对于ＧＤＰ的人均收入，反映的不是实际的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只是总量经济的概念，跟你是不是有效益，收入水平是不是很高，不必然是正相关的。
正如中国的股市，体态很庞大，在扩容的的初心推动下，膨胀得很快，但是不等于个个都赚钱，实际上是８０％以上的股民，收入不是在提高，是在赔钱。
进一步说，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它并不构成原理性。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时，一般会经历一个经济的高增长期，但是，毕竟经济的发展是非线性的，不可能直线上升，总是会潮起潮落，高增长期一旦结束，经济增长将出现停滞不前，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徘徊期；的确，上述这些问题在中国似乎都发生了。
但是，中等收入陷阱更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形容词”。
举一个粗暴的例子：一位有才华的高材生，从基层员工做起，一直干到了管理层，这不是什么太难的事，这也可以说是一个职场上的“高增长期”；至于还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挤身真正发达的国家”，会当临绝顶，成为高管，甚至成了任正非，这可就难了，这当然会有一个徘徊期。但是，这与他的中等收入有关系吗？收入只是一种伴随，就如同秋天的落叶，与大树的滞长没有必然关系。给了你高收入，也成不了任正非。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尤其解释不了什么。
因为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什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的问题是需求不足、恰好是因为收入不足，还有九亿月工资在二千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当然消费不足；更谈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
原因很简单，孤立地看国民总收入，中国的确达到了中等收入的标准；但是，中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有两个低：
一个低是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低，也就是说，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消化不了巨大的产能；
另一个低是社会保障低，按刘元春的数据，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在ＧＤＰ的占比约３％左右，这相当于英国五十年前的水平，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３０％。中等收入扛不住医疗、教育、养老这三座大山的压力。
有了这两个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一个孤立现象数据。中国主要消费群体的收入过低，决定了中国现在难以走出需求不足的困局，这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陷阱，是高增长与低收入的矛盾。
按中金的数据，１４亿中国人，月收入在５０００元以上的仅占总人口的５%。这意味着，走出需求不足的困局，需要时间，更不要说完成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因为那意味着，需要增加４亿就业岗位，而现在的情况是，企业不是在扩大就业岗位，而是在裁员降薪。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快速走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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