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初 ,云台农场几万亩盐碱荒滩还处于垦荒期,知青到农场后,每年将种植田菁翻压入土,以增加有机质;用最原始的铁锹开沟挖渠,通过漫灌田地洗盐排碱。正因不长庄稼,所以,农场员工的主食——玉米,是从外地调运来的。
为了撑饱饥饿的胃 ,那玉米粥稀得像“洪湖水,浪打浪”,知青捧着玉米粥,嬉称它“一吹三尺浪,一吸九条沟”。好在手艺高超的黄师傅做出来的玉米饼——亦称烤排,又黄又香,虽然很硬但很耐饥。时年轻的知青个个“牙尖齿利”,再硬的烤排也经不起咀嚼,便能安然入胃,解一时之饥饿。
然而正因烤排坚硬,饥不择食的我曾经历过几次血的教训——开沟挖渠是繁重的体力活,当时有人计算过,挖一方土是3000斤,十方土就是三万斤,还要把它甩得远远的。那时,知青单纯的有点傻,为了所谓的“改造世界观”,每天总是自觉的超负荷劳动,好像每天不挖十方土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每月十九元工资,即便是处于饥饿难忍的状态,也要凭意志顽强支撑去完成任务。
记得有一次挖沟回来,我饿得“前肚皮贴着后背心 ”,拿到烤排后饥不择食狼吞虎咽 ,结果未经咀嚼的烤牌硬边,把我的食道划破,导致大口大口的吐血 。那殷红的鲜血与烤牌的碎片交织在一起吐了一地,其状惨不忍睹,见者皆惊,以为我患了何等重症,欲将我急送场部医院抢救。
而我心中明白,乃是饥饿所致。好在那时年轻,仅用清水漱漱口,将剩余的烤排泡在无味的菜汤里,软化后再满足胃的需求,下午又扛着铁锹强打精神去挖泥,还自我夸奖是“自我思想改造”的又一次胜利。
劳动归来的女知青,吃饭也狼吞虎咽
也许是饱受饥饿的折磨 ,每到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便会滋生饱歺一顿的欲望,其最典型的就是徒步30多里到新浦去吃油果子。新浦人称油条为油果子。那时,知青没有手表,无法准确计时。
记得有年冬天的一个休息日,不知哪位知青梦中呼喊“天亮了!”包括我在内的一群知青,便匆忙起床往新浦赶。谁知到了新浦天还未亮,只好守在路灯下盼日出。时寒风瑟瑟,人影全无,我们只得在路灯下蹦跳着驱寒,有知青还唱起了“红军不怕远征难”来提神。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反正肚子饿得咕咕叫,直到看见炸油果子的出摊了,便放开肚皮饱餐一顿,又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回家的路。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打着饱嗝的知青踏上回家的路,仿佛不再那么漫长,那么遥远……
为了提升知青克服困难的决心,稳定知青队伍的情绪 ,最好的方法就是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最高指示。记得那年春节前夕,吃完用山芋藤、米糠做的黑乎乎的忆苦饭,在昏暗的油灯下,听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农忆苦思甜。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诉说着,“解放前穷人苦啊,我们没得吃的,只好天天吃鱼,鱼吃腻了也只能吃,买粮食没钱,苦啊……”
坐在台下的知青吃了一惊,有鱼吃那还叫苦?后来才知道,当年这里是盐碱荒滩,只长盐蒿不长庄稼,方圆百里也没有几户人家。暴雨 降临水势一涨,不知从何处游来的鱼儿便会在低洼处集聚,伸手拿个瓢便能捞到鱼。当地农民还把吃不了的鱼,晒成鱼干以备后用。
贫下中农的声泪俱下的诉苦,从另一方面启发了知青,我们也可以捕鱼抗饥呀。于是,每逢夏天暴雨之后,包括我、周寿宝在内的知青,便会相约巡渠察看鱼花,发现鱼花大的通河沟渠,便会挥锹挖泥两头筑坝,然后合力用盆把渠水淘浅,鱼儿便逐渐显现,成了知青耐饥的腹中之物。
至今我仍记得,那种鱼儿个头不大,土名叫“沙贯子 ”,介乎咸水鱼与淡水鱼之间,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只需放点盐,便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
然而“吃鱼”的囗福唯有在大雨之后才有可能,而一年之中,又有几次大雨能使河水倒灌进沟渠?再加上大量知青涌入农场,鱼儿也“知难而退”了。
第二年,农场开始试种大豆。那年夏天大豆长势特好,只是出现了虫害。一种学名叫“豆天蛾”,土名叫“豆丹”的害虫肆虐,严重影响了大豆的生长。当时,农作物防虫还不兴使用农药,队里安排我、周寿宝、杨静宜等几位知青,和老农工一起去豆田捉害虫。
豆丹(豆青虫)
在老农工的指点下,我看到一条条长约十厘米、粗如成人手指般的青虫,正吸附在大豆的枝叶上蠕动,锯齿般的虫嘴啃噬着大豆嫩绿的枝叶,食速很快。豆丹形如春蚕,体形硕大,呈青绿色,用手去捉它时,感觉虫体清凉细滑,猛一扭动力道颇大,稍不留神便会从手中挣脱逃掉。
我虽是男子汉,但在城里長大,见不得这等“怪物”,只好找根小棍,抖呵呵地把那大青虫一条条拨到脸盆里。反倒是小女生杨静宜胆特大,竟敢用拇指与食指用力揑住豆丹那坚硬的嘴巴,使其不能动弹而后乖乖就擒。
后來得知,杨静宜祖籍广東,从小在家人的影响下,连毒蛇都敢抓,敢杀,敢吃。当天,每人大约捉了半盆豆丹,收工后,队长吩咐我们将豆丹倒进猪圈,说是“喂猪”。
次日,大家依旧到大豆田捉豆丹。面对胆大如虎的小女生杨静宜,我们也只能壮着胆用手去抓豆丹。老农工见我们畏畏缩缩的样子,笑着说“豆丹怕啥?我们还吃过呢”。我一听头皮发麻 ,如此臆怪的青虫怎能放进嘴里?
杨静宜、周寿宝却来了兴趣 ,询问如何制作?热心的老农回答“下班回家我来教你们”。
下班后,我们把捉到的豆丹拿到她家,只见她把豆丹用清水浸泡一下,便放到开水里煮烫,青绿色的豆丹立即变成淡黄色,捞起后用剪刀把坚硬的嘴巴剪掉,再用擀面杖由尾部擀至头部,只见一条条白生生、黄橙橙的肉体被挤压出来 ,然后放点油盐辣椒入锅爆炒,小屋顿时香气四溢,豆丹变成美味佳肴——形如炒蛋,味胜荤腥。
那顿晚饭 ,杨静宜吃得津津有味 ,常受饥饿折磨的周寿宝越吃越香,而满脑子青虫蠕动臆怪形象的我,却不敢下箸。
敢吃豆丹的广东籍淑女杨静宜
不过,“吃豆丹”的福份也好景不长 ,豆田大面积虫害防治不再采用人工捕捉,而是喷洒农药“六六六”。原生态的豆丹遭受灭顶之灾。
知青正在喷洒农药防治害虫
改革开放后 ,豆丹成为连云港地区一道高价名菜,云台农场还特地建立了豆丹繁育基地,以供市场之需。农友聚会时,杨静宜不忘当年我面对豆丹的窘相,数落我“有福不享”,说“在那经济困难、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吃到既不要钱 ,又营养丰富的豆丹 ,是胆大知青的口福哟!”周寿宝则说:“当年‘幸亏有豆丹吃,吃了美味豆丹,我就未喊过饿!”
经过多年的努力,农场的生活条件逐渐得以改善,但要想吃到鸡,那还是件难事。大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为有外贸任务,农场也开始饲养生长期仅为三个月的白洛克鸡。
养鸡难免就会有死鸡,在那物质匮乏时期, 死鸡岂能弃之?陆小荔往往会”近水楼台先得月”,花上五毛钱买只死鸡,用煤油炉烧熟,喊上陈家麒和我去解馋。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农民家里是不准养鸡的,老百姓基本无鸡可吃。
对知青来说,当时能吃到一只死鸡也是一种幸运,而且觉得味道一点不比活鸡差。人是有感情的,在吃死鸡的过程中,陆小荔与陈家麒悄悄相爱了,为了不妨碍他们亲密接触,我这个“电灯泡”自觉退出,从此,我便失去了吃死鸡的福分。
进城后,每每与陈家麒、陆小荔夫妇相聚,吃死鸡总是不变的话题,且回味无穷。其中,包含着在艰苦岁月里,用青春凝聚的、至今难忘的厚重知青情谊。
时隔这么多年,当年敢吃豆丹的广东籍女知青杨静宜,我们还都记得她。(感谢何老师荐稿!)
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陈国雄,1945年出生 ,1963年 南京第十二中学高中毕业 赴苏北云台农场 ,农场期间就有习作在《 新华日报》 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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