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王诤汇报已完成3年前的军令状，周恩来：整整3年言而有信

1973年，周恩来总理将王诤请到了西花厅说道：“我们的通信卫星很快就可以上天了，我想在通信卫星发射之前，与之配套的地球站就应该建成。否则眼巴巴地看着卫星吊在空中不能使用。”

同时还将自主研制卫星通信地球站的任务交给了他。

王诤看了看图纸，表示3年之内一定可以造出地球站。

在座的一位老同志担心他完不成任务不好收场，就说道：“老王啊，不要吹牛皮啊！”

谁知王诤则是十分有把握的向周恩来提出立“军令状”。

事后，老同志问他：“你哪来那么大的底气？”

“我的底气来源于我们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专家队伍！”

春节一过，王诤就带着四机部技术员到了电子工业实力最雄厚的江苏省，连续49天的调研，组织了150多个单位进行技术攻关，终于在1975年底建成了我国第一座卫星通信地球站。接收到了印度洋上空的信号。

王诤急忙将这一喜讯报告给了病重的周恩来，已经躺在病床上的周总理听后十分满意：“整整3年，言而有信！”

王诤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出生在江苏武进县戴溪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了苏中工专高中部，1927年毕业之后又进入南京军事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1929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国民党第五十一师担任师部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红军俘虏。

在经过政策宣传之后，吴人鉴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同时为了避免家人被迫害，改名为王诤。

当时的红军并没有专门的电讯、通讯人员，指挥联络不畅，这成了红军的一块心病。第一次反“围剿”缴获了半部电台，当听说有人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的时候，非常高兴，立即接见了他。

这天黄昏，郭化若带着王诤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毛泽东问他：“这半部电台还能不能用？”

“砸坏的是发报机，但是收报机没有坏，还可以利用它收听国内外的新闻电讯和侦听敌人的情报。”

毛泽东非常高兴，就将收报机交给了他使用，从此打开了中国电讯事业的新篇章。

除了侦察敌人的情报之外，还派遣了上百名报务技术精湛的红军干部，到敌人的各大城市，以隐蔽的身份通过电台向中央传递了无数的情报。《永不消逝的电报》中的李白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李白是红一方面军第2期无线电培训班毕业的，是王诤的学生。抗日战争初期被派往了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1949年5月，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文革中被诬陷为特务 ，遭到了掘坟鞭尸。

王诤对于李白的情况非常了解，闻听之后非常生气，1975年专门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重新审查李白的案情。

据理力争维护国家主权

1944年，美军出于对日作战和自身飞行安全的需要，请求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他们的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保障他们的轰炸机得到气象配合。

中央同意了美军的要求，责成王诤具体负责。

王诤在跟美军谈判的时候，对方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缺乏气象观测技术、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为由，坚持要从美军派遣人员携带设备到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站。

王诤对此则是据理反驳：我方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必须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组织必须由我方负责，这是国家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的。

美军又以赠送我方10吨到20吨通信器材为交换条件，要求允许他们单独设立气象站，但是遭到了王铮的严词拒绝。王诤指出：“我们的通信器材虽然有困难的，但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技术干部都是很有才华的，只要美方提供观测器材，稍加训练就可以掌握气象观测器材，稍加训练就可以掌握气象观测业务。”

面对着王诤的毫不退缩，美方最后同意了王铮的意见，但是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苛刻条件，那就是各个气象站的气象资料要传到美军驻延安的观察者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再转回我方使用。

对此，王诤坚决拒绝，明确提出气象资料由我方处理，再分送到美军观察组。

在王诤的坚持下，最后达成了一致协议。相继建立了20个气象观测站，同时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气象信息传送网，为美军的飞机提供了气象保障。

最重要的是为日后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日本投降之后，王诤未雨绸缪，组织在延安的一批通信干部，分别奔赴赴晋绥、晋察冀、东北、华北、华中等几个大的解放区，利用缴获的日伪军通信器材，利用已经解放城市的工业基础和容易招收知识青年的有利条件，抓紧办工厂制造电台，抓紧办学校训练技术人才，加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设，以便于适应我军迅速发展的需要。

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每个大的战略区内，都建立相当规模的无线电和有线的通信网，为应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在电讯方面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是通过无线电通信，洞察全局，运筹帷幄，指挥了全国的战役。

毛泽东对于电讯工作非常满意，曾经说过：解放战争胜利之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诤统一领导全国的通信事业，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通信部部长。同时兼任国家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在王诤的眼中，人才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宝贵的财富。

在他出任通信部部长不久，他得知有100多名国外学成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滞留在上海、南京等地之后，马上派人将他们请到了北京，腾出了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保留他们的薪资待遇，很快又组建了通信兵科学研究所，构建起了第一个“人才池”。

但是这一点却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和军队通信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在西安、南京、张家口、桂林等地创办了几十所电子技术大中专院校。推动全国重点工科大学增设无线电、半导体、计算机等新专业。

50年代，清华大学要将电讯组扩大为无线电子学系，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理由是无线电是国防专业，不能放在地方院校。

官司打到了王诤那里，他顶住了苏联的压力，据理力争，支持清华的意见。曾任清华大学无线电子学系主任的吴佑寿院士说：“没有王诤部长就没有这个系，也就没有我们这支队伍。”

王诤不但重视人才，同时他还甘于低下身份。

王诤作为国家无线电领域的最高领导，并不是一个外行，还是行内的专家。

朝鲜战争初期，我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雷达部队受到了美军的强烈干扰，起不到任何作用。

1951年底，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急电通信兵部：请火速研究解决反电子干扰问题。

王诤接到电报之后，立即带着雷达专业人才张履谦等人赶往了朝鲜前线。张履谦和雷达立即着手调查，从干扰频率着手不断改变频率，扩展频段，加装抗干扰电路，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电子对抗战，很快就使敌人的电磁波失灵。

王诤非常满意张履谦的工作，回国后郑重地对他说：“从现在起，全军的雷达就交给你管了。”

王诤不但这么说的，还这么做的，他立即向中央军委写报告，成立了全军雷达干扰和抗干扰领导小组，推荐张履谦出任组长，自己当副组长。王诤的知遇之恩与鼓励，激励着张履谦为此奋斗一生，成为了顶尖的雷达专家。

之后，张履谦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精密导弹跟踪单脉冲雷达、超远程卫星引导雷达，均达到当时世界技术先进水平，同时他还是“两弹一星”测控工程总设计师，是“两弹一星”的功勋专家。

2011年，朱镕基到清华大学看望老校友，握着他的手称赞道：“你为祖国作出了贡献，是我们班的骄傲。”

1958年，王诤又先后负责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电子对抗试验部队、电子对抗研究所和电子侦察设备制造厂。

在完成了通信卫星地球站的建设几年后，王诤就被查出了身患癌症，但是他依旧坚持工作。1978年初在武汉组织的电子对抗演习中，他带着氧气袋到现场指挥。

可惜由于过度操劳，他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病魔的折磨，病情急转直下。

7月21日，在完成了《关于电子工业28年重要经验教训》一书之后，吸着氧气主持召开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四机部党组会，叮嘱道：“不把电子工业搞上去我死不瞑目！”

8月12日，王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可是在他的身后，却有着2500多个企事业单位依旧坚挺地活着……

王诤去世之后，国家领导人给予了他高度评价，李先念题词：“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