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军再打下U-2，美军又偷偷给台湾2架U-2，好戏再度上演

1963年11月的上饶一仗，对美蒋来说，已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搞不清楚：究竟是我党的地空导弹部队用对付“第12系统”的新战术、新技术把叶常棣打掉的？还是“第12系统”出了故障没有报警宁是飞机本身出了故障坠毁？还是飞行员叶常棣遇到了攻击，惊慌失措操纵不当而失事？飞行员叶常棣是死了？还是活着？美国人最关心的是飞机上的那个“第12系统”是否自毁？

上饶战斗结束后，对我方来说，集群指挥所的任务已胜利完成。部队在此待战，已无必要，也不会再有战机了，下一次到哪里去打，还要看敌人的企图而定。所以，11月上旬，集群指挥所撤销，二营也奉命返回北京，仍进驻在大兴县礼贤镇的紫各庄阵地，执行保卫北京的防空作战任务。

部队返回，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已是11月中旬了，北京也已进入了寒冷的冬季。原本没有想到战机会来得这么快，也就没有要回北京过冬的打算，所以，当务之急是做过冬的准备，进行冬防教育，保证人员、兵器车辆安全过冬。

转眼间，年底就要到了，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年终总结。

这一年的年终总结，除了上级统一部署的内容外，对二营来说，主要是根据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在上饶视察二营时指示的：三战三捷后的二营，如何谦虚谨慎，保持集体荣誉；防止出现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的人和事；如何以新的姿态，加强战备训练，进一步提高射击指挥和战斗操作能力，把1964年的战斗任务完成好。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仗是一仗比一仗难打了，战斗本领也必须不断地提高，不然，就会造成被动，所以，新年伊始，全营就又投入到紧张的战备训练之中。

美蒋也不甘心失败，窃取我核武器研制生产情报心切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尽快恢复对大陆纵深的侦察，在年底前又偷偷地给了台湾两架U-2飞机。要求台湾国民党空军加大飞行训练的难度，尤其是摆脱我党的飞弹攻击的战术。

1964年元旦刚过，我情报雷达发现又有了U-2飞机在台湾上空飞行训练。起初，为避开我情报雷达发现而暴露飞行企图，训练多在海上进行，后来有一架飞机在训练中失事掉到了大海里，台湾空军考虑到U-2飞机在海上训练一旦出事，不能紧急迫降，就改为在台湾本岛上空飞行训练。而这样一来，我对空情报雷达就能及时详细地掌握U-2飞机在台湾上空的飞行情况，从飞行航迹上分析，似有与台湾本岛战斗机和奈基型地空导弹进行战术合练的征兆。这种训练，是提高U-2飞机机动转弯逃脱的能力，还是试验新的对付我地空导弹的设备，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说明敌人在加紧做入侵大陆进行侦察的准备。

为了捕捉战机，打击入窜之敌，完成在新的一年，再击落一架U-2飞机的任务，空军领导和机关开始着手研究把地空导弹部队放到哪里去打U-2飞机的问题。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敌人的侦察目标主要还是放在西北我核设施地区。而问题是，在敌人侦察西北的三条航线中，下一次它要飞哪一条航线？我在哪条航线上去设伏歼敌？

领导机关把U-2飞机入窜西北侦察的三条航线拿出来，一条一条地分析研究后认为，中航线是U-2飞机飞得最多的一条，在飞这条航线中，多次遇到我地空导弹部队，已遭我打击，再飞这条航线，敌人不会没有顾虑。南航线则航程较远，飞行时间受到限制，而且以往U-2飞机几次侦察我西北基地都没有飞过这条航线。这条航线对我地空导弹部队的机动更为困难，部队能不能机动到这个地区，还必须做进一步的调查，才能下决心。北航线，敌机曾飞过几次，在1963年一年中，U-2飞机对我纵深地区侦察十七次中，有六次是进出包头地区。同时，估计目前敌人对这条航线的顾虑还不大，因为敌人从来还没有发现过我在这个地区有过导弹部署。

反复比较来看，领导机关分析：估计敌机飞北航线的可能性大些，特别是包头附近的黄河河套地区，它既是敌机窜扰我西北地区的航线上的重要检查点，又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敌人历来都很重视。1963年，敌U-2飞机就有两次是专门侦察包头地区的，估计它还会来。这条航线的交通、地形等条件，对我地空导弹部队的行动和部署均较有利。应是设伏的首选之地。

押准了点很关键，这是能否打上仗的前提。为了现场勘察实施三个营集团设伏的可能性，2月21日，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带领一个由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处长朱亘宁、参谋万国平参加的工作组，到了包头地区。在内蒙古军区的协同帮助下，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进行了几天的实地勘察和调研。根据勘察结果，提出了两个部署方案：

第一方案：是在包头市以东45公里的萨拉齐地区，组成一个由东北至西南一线的拦截部署，在西马群（萨拉齐东偏北46公里），大任三尧子（萨拉齐东偏南23公里），王家圪旦（萨拉齐南偏东19公里）各部署一个营，师指挥所设在萨拉齐。部署的拦截面宽度为65公里。这个方案的主要优点是：正好押在已往敌机侦察包头、鼎新时航线最集中的地区。阵地交通比较便利。但不够理想的是受地形限制，使拦截面大约小了10到12公里，敌机航线如果不经过黄河以北和大青山以南，就有打不上的可能。

第二方案：是在新包头市以西26公里的哈叶胡同地区，组成南北后三角形的拦截部署。在大水卜洞（哈叶胡同西北25公里），刘科圪旦（哈叶胡同正西20公里）、兰虎圪堵（哈叶胡同西南18公里）各部署一个营，师指挥所设在哈叶胡同或设在哈拉汗布萨镇。部署拦截正面为57公里。这个方案的主要优点是：设伏阵地同样押在以往敌机侦察包头、鼎新地区的进出航线上，但不是航线的最集中地段，交通也比较方一便。其缺点是部署偏西了一些，拦截正面更小了些，如果敌机从东南方向进入包头市上空侦察后就返航，就不可能取得作战机会。

以上两个方案，经权衡比较，第一方案要比第二方案好些。三个营的具体部署是：

第一营部署在萨拉齐正东偏南的大任三尧子：居于集团火力的中央。从部署看，空军首长和领导机关的意图非常明显：是想叫从组建以来还没有开张的第一营获得更多的战机。

第二营部署在陶思浩镇以东的西马群村。

第三营部署在萨拉齐东南的王家圪旦。

二营跟随成钧副司令员到内蒙古勘选阵地的先遣组长是参谋长宫长春，先遣组成员有作训参谋舒光秀及各连副连长。

舒光秀原为师司令部的参谋，是到二营锻炼后留下来的。在此之前，先遣组的任务，都是由司令部的陈辉亭或吴桂华去做，上饶战后，陈辉亭同志下到指挥连当连长，吴桂华要组织铁路运输，先遣组的任务就由舒光秀接替。

阵地位置确定下来后，先遣组迅速动手规划兵器、车辆位置，配置阵地。因为阵地是选在一个一马平川的盐碱滩上，地势平坦又非常开阔，一切都可以按教令和规则的要求摆放，配置起来很容易。唯一遇到的困难是部队在哪里卸载下车的问题。

靠阵地最近的车站是陶思浩，陶思浩是处于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之间的一个小镇，站台很小，没有可供部队兵器车辆卸载的站台。能为部队提供卸载站台的，一个是位于它右边的呼和浩特市，另一个是位于它左边的包头市，这两个大城市都距陶思浩约100多公里，不仅要增加部队摩托行军的里程，而且兵器车辆穿行在这车流如梭、人流如蚁的大城市中摩托行军，路况复杂，既不保密，又不安全。

参谋长宫长春通过内蒙古军区驻呼和浩特铁路局的军代表向呼市铁路局提出，希望在陶思浩搭一个临时卸车站台，供部队卸载使用。

内蒙古军区和呼局对部队的要求很重视，当成像当年解放战争中支前一样的大事，立刻组织行家研究，认为可行。便迅速调来铁道枕木和大扒锔，指导着铁路员工就在陶思浩的小站搭了一个端面的临时站台。

这一举措虽不能说是什么创举，却解决了一个必须靠大站装卸载的问题，是一个既节省摩托行军里程又有利于安全保密的措施。参谋长宫长春围着搭好的站台转了一圈，检查了一下牢固程度，感到为部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非常满意。

规划配置完了阵地，天色已晚。参谋长宫长春叫舒参谋到邮电所去给部队打个电话，报告一下工作和搭建卸载站台情况，以便部队拟制行动计划。

那个年代，通信非常不便，要打电话只能到十几里路外有邮电所的镇上去打。这里的镇子，一般农户都没有电灯，养成了猫冬早睡的习惯。当舒参谋跑到邮电所时，邮电所早已关了门，值班人员也早已熄灯睡觉了。他敲门叫人，说有急事要打电话。天黑黑的，邮电所的工作人员隔着窗户，看不清外边叫门的是什么人，十分不情愿地说：下班了，有电话明天再打吧！

舒参谋站在门外解释道：我是解放军，在这里执行任务，有急事需要给部队打个电话。

邮电所的人一听是解放军，犹豫片刻还是把门打开了。

开门一看，见他没有穿军装，便怀疑是坏人冒充解放军，本来就不情愿开门的邮电职工，态度变了，一脸温色地说：“你连军装都没有，你是什么解放军！”

舒参谋连忙解释：“同志，我是军人，穿便衣是为了工作需要。”

邮电所的职工说：“得了，你别骗我，我从来没听说过，军人执行任务还要穿便衣。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军人？”说着就要关门。

舒参谋好不容易叫开了门，怎么能舍得再让他关上？他知道这一关上，参谋长交给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这是舒光秀调到二营当参谋后第一次跟着参谋长出来执行任务，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实际的考验。他想，如果这个电话打不了，回去后不论他怎么给参谋长解释，参谋长都会认为他办事能力弱，连个电话都打不成，你这个参谋还能干什么？更重要的是部队不了解先遣组的情况，不了解下车地点、站台的形式、道路状况，会造成许多实际操作中的困难。急中生智他忽然想起自己身上带着一支手枪，能证明他是解放军，因为他认为只有解放军才有枪。于是他就从腰里掏出手枪来给邮电局的职工看。

谁料这一掏枪不要紧，没有在意，枪口正对着面前的邮电所职工。职工一看枪指向自己，就更火了。掏枪非但没有帮助舒参谋解决问题，反而引起了更深的误会：邮电所的人认为，大黑的天，穿着便衣，没有证件，又带着枪，还用枪对准我，强行打电话，不是坏人是什么？准是坏人冒充解放军。你要打电话也是干坏事。所以，邮电所的人说什么也不准他打这个电话。

真是“横的碰上不要命的”，双方一下僵住了，到了这个电话也没打成。

舒参谋没有打成电话，心里很别扭，自认为邮电所没有叫打电话，我也没强打，只不过发生几句争执，就没有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回来后只向参谋长说：天黑了，邮电所关门了。这个邮电所服务态度太差，电话没打成，明天再到陶思浩邮电所去打。

哪知舒参谋走后，这个“阶级斗争弦儿”绷得很紧的职工立刻就把刚才自己同坏人作斗争的事添油加醋地报告了上级。

当天夜里，邮电所就以一个人冒充解放军，夜闯邮电所，无理取闹，用手枪逼着要强行打电话，我业务人员冒死反对阻拦才得以制止，作为一个突发事件，报告了主管部门，于是一路清查。

查来查去，查到了空军，空军转到了刚刚成立的独立第四师，查到了二营。

那个年代，时髦的工作方法是小题大做，小题大做才能显示领导的高标准、严要求。这种思想方法使得上级领导偏听一面之词，没有经过仔细调查研究，也不许舒参谋说明情况，就把“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这顶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在全营的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并命其检讨。

因为刘亚楼在上饶对全营讲话时，特别提出了要二营保持集体荣誉，要防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如今刘亚楼的讲话，犹然在耳，就出了一颗“老鼠屎”，全营都为之震惊。因不了解真相，也对舒参谋另眼相看，认为他给二营抹了黑、丢了人，又因他是师部下放到二营后留下来的，也有的人埋怨是师里把一颗老鼠屎给扔到了二营的锅里。使舒参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蒙受了一次冤枉，很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营参谋长宫长春是舒光秀的直接领导，又是他亲自带出来执行任务。事情反映到师的领导后，认为宫长春不单负有领导责任，还有护短，隐情不报的欺骗组织的行为，宫长春也就跟着挨了一顿严厉的批评，还在各种会议上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地检讨。

当时传来风声，老营长岳振华要到师里去任职。根据二营军事干部的具体情况，干部战士们私下议论，一致认为接营长班的一定是宫长春参谋长，这议论也吹进了宫长春的耳朵里。可命令一宣布，二营的营长不是宫长春，而是一营的副营长何方，这就意味着宫长春是因舒光秀事件受到了牵连和影响。这对宫长春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他和何方的年龄差不多，过了这个村，也就没有店了，失去了这次机会，再在二营当营长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然而，冤屈归冤屈，挨批归挨批，检讨归检讨，工作归工作，他们没有因为受了一顿不白之冤而消沉，这又是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可贵的素质。

新营长上任后，宫长春积极支持和服从新的领导，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后来的战斗中，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任务，由副营级晋升为正营级。

舒光秀也由于战斗中工作出色，受到了奖励，由中尉军衔提前晋升为上尉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