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良骏｜钱锺书两评周作人

作者：袁良骏

【核心提示】黄裳在读了钱锺书的信后，写了这样的体味与回忆：他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

　　钱锺书先生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现代文学非其本行，但偶尔涉及也精彩多多。他的两评周作人，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学生时代评周作人的学术专著

　　1932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应邀至辅仁大学做了五次学术报告，即所谓“辅仁五讲”，由学生邓广铭记录整理。9月，根据邓恭三（广铭）记录整理稿出版，题名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应该视为周作人的一部文学史论。该书出版两个月后，“中书君”发表了书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书君”者，即钱锺书也，他当时是一位22岁的青年学子。署名“中书君”，大概是对周作人这样的前辈表示谦恭吧。

　　周作人的书大抬明代以袁中郎为代表的“公安派”、“竟陵派”，说它们是中国“五四”新文学的源头。对此，“中书君”有保留地做了肯定，同意说“公安派”是当时的文学革命，也同意说这一文学运动在“趋向上和主张上”和“五四”新文学“不期而合”。然而，他却明确不同意说“五四”新文学仅有“公安竟陵”这一个源头。他说：

　　民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溯流穷源，不仅止于公安竟陵二派；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西昆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造作的形式文学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公安竟陵的革命，不幸中之大幸，竟没有成功，所以才能留下无穷去后之思，使富有思古之幽情如周先生也者，旷世相感起来。

　　这就匡正了周作人对“公安派”的偏爱。周氏把“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仅仅归之于“公安派”，这无论如何解释，都是太偏狭了。对于周氏大谈的“载道”与“言志”，“中书君”也明确不同意周作人的见解。他说：

　　“文以载道”的“文”字，通常只是指“古文”或散文而言，并不是用来涵盖一切近世所谓“文学”；而“道”字无论依照《文心雕龙·原道》篇作为自然的现象解释，或依照唐宋以来的习惯而解释为抽象的“理”。“道”这个东西，是有客观的存在的；而“诗”呢，便不同了。诗本来是“古文”之余事，品类较低，目的仅在于发表主观的感情——“言志”，没有“文”那样大的使命。所以我们对于客观的“道”只能“载”，对于主观的感情便能“诗者持也”地把它“持”起来。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片面的真理；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就由于这个道理。

　　“中书君”的上述理解，显然更符合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的实际，从而纠正了周作人的绝对化、简单化的弊病。“中书君”尤为不同意周作人对公安派的溢美。他说：

　　公安派在理论上比较有发挥。但周先生因此而谓公安派持论比民国文学革命家，如胡适先生，圆满得多，这也许是一种立异恐怖！以公安派的论据断无胡适先生那样的周密；而袁中郎许多矛盾的议论，周先生又不肯引出来。

　　“中书君”引了袁中郎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具引，但“立异恐怖”一语，也足以表现他对周氏不恰当抬高“公安派”的极度不满了。

　　20世纪60年代评周作人的散文

　　钱锺书再次评价周作人，已经是30年后的事情了。在给朋友、散文家黄裳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裳兄文几：音问久疏，忽奉惠颁尊集新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感。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

　　信乃感谢黄裳赠他散文“新选”以及读后之乐，并非专谈周作人，只是连累而及地说到了黄受周散文的影响以及周散文的几个弱点：“骨董”、“葛藤”、“酸馅”。因系友人通信，点到而已，心照不宣，十分简略。何谓“骨董”？何谓“葛藤”？何谓“酸馅”？皆系钱氏读周散文之体会之词。体会正确与否？皆需人们结合周氏散文加以印证。所谓“骨董”，显然指周氏的“文抄公”倾向，即大量、大段抄引古书而言。周氏早期散文中并无此种倾向，倾向之形成在20世纪30年代，即周作人已成散文泰斗之后。既已成名，文章争发，且稿酬优厚，周氏便有些放纵自己，动不动便大肆抄引古书，大掉书袋，被人称为“文抄公”了。据笔者统计，周氏此一倾向，开始于《夜读抄》 中的《清嘉录》。此文开头甚佳：

　　《清嘉录》十二卷，吴县顾禄著，记述吴中岁时土俗，颇极详备，光绪戊寅（1878）有重刊本，在《啸园丛书》中，现今甚易得。原书初刊于道光中，后在日本翻刻，啸园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没耳。

　　这个简要的开头之后，下面再补充介绍顾禄（字总之）的其他著作，如《颐养堂丛书》八种、《颐养堂诗钞》六卷等也还不枝不蔓。由它们再回来介绍《清嘉录》也还甚有章法。文章至此，应该说甚为可读。然而，作者偏偏画蛇添足，来了一个《附记》，抄了明代谢在杭《五杂组》中两段话，破坏了文章的完整性。不是说《五杂组》的这两段话不好，而是说没必要再抄上去，以免使文章拖沓。周氏不仅抄了这两段话，又来了一个《附录日本知言馆刻〈清嘉录〉序》。此《序》甚长，几等于周氏《清嘉录》一文之半。它再好，也不宜再附录了。没想到《附录》之后，又来了一个《案》，讲自己得到《清嘉录》的经过，大可不必。不料《案》后《又案》，抄了日人大洼天吉的《诗序》，啰哩啰唆，不堪卒读矣。

　　如果仅仅一两篇这样的文章，倒也无伤大体，问题是周氏这种“文抄公”式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气候”，这就不能不引起文化界的议论了。是的，这并不影响周作人散文大家的地位，然而，总不能说是一种光彩吧？所以，30年代当时对“文抄公”散文的批评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批评中有无钱锺书的声音，尚待考察。但他致黄裳信中的“骨董”一语，已经形象概括了他对“文抄公”批评的首肯。

　　所谓“葛藤”，自然与“文抄公”倾向关系密切，“抄”来“抄”去，自然缠绕不清，有如“葛藤”缠身了。周作人的有些并非“文抄公”的文章，甚至一些相当优秀的文章，也未尝没有这种“葛藤”缠绕。比如他的名篇《草木虫鱼》 便不无这种毛病。请看他写的“金鱼”：

　　在豢养的小动物里边，我所不喜欢的，依着不喜欢的程度，其名次是叭儿狗，金鱼，鹦鹉。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腿，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

　　不能不说，周氏的这个联想实在有点奇怪。除了红颜色之外，金鱼和新嫁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新嫁娘的小脚诚然不美，但碍金鱼什么事？更有甚者，金鱼突出的大眼睛在周氏眼中也成了“残疾”。这些，大概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谓的“葛藤”吧。

　　所谓“酸馅”，是借用的食品概念。“馅”者，包子、水饺之类皮之所包也，亦即最吸引人之美味也。但一“酸”，则变质矣，不仅不再美味，甚至有了毒素，吃了便要得病了。钱氏并未（也不可能）具体指陈周氏散文中的“酸馅”，但我们如果细读周氏散文，便不难感受到这种“酸馅”的存在。比如他给几位弟子写的序跋便往往“越界”而“攻击”他人，这种“走板”，正是一种“酸馅”。

　　黄裳在读了钱锺书的信后，写了这样的体味与回忆：

　　他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爱读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趋。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却正是我衷心向往而无从追蹑的典范。

　　正因为黄氏也熟知周氏散文的那些“缺失”，他才把自己的“典范”定为鲁迅而非周作人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