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反日情绪为何难以遏制？

深圳日本小男孩的遇袭，以及与它类似的一系列排外事件，让我们这些目睹者其实已经进入了历史。

若干年后的史书，将会如何记载这些事件以及它们背后的影响？它们会不会仅仅是一个开端？一想到这些，便让人不寒而栗。

极端排外情绪，原因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对以前的被侵略念念不忘。这也是许多后发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始终存在的思潮。

然而当它演变为暴力仇杀事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更何况，这种暴力行为是在对方国家没有任何异常作为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它证明，我们的社会土壤，可能正在发生一些令人担忧的质变。

周恩来在1950年代谈到中日关系时说：“我们过去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

当经济低迷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历史证明，已经有过无数次严重的悲剧。一战的导火索，就来自当时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青年们的暴行。巴尔干半岛这个经济不振、民族情绪强烈的地方，诱发了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挫折。

反日情绪的极端化，将正常的民族主义情绪严重扩大，以至于像宗教信仰一般，否定和污名化对方的一切。

在大量的网络言论中我都看到，他们把对当年军国主义侵略这一件事的仇恨，演变为对“小日子”所有文化、性格、生活等的仇恨，甚至演变为对这个民族、乃至人种的仇恨。

这种彻底的否定和污名化，注定会将矛头和怒火推向对方的平民，并酿成种族仇杀的惨剧。

对种族仇恨思想，现在西方已经立法进行打击。“仇恨罪”是重罪，一切公开煽动种族仇恨的言行都有可能入刑。

然而像宗教一般的仇恨，是极其牢固的。极端思想被塑造起来容易，被拆毁却很难。他们一旦进入这种情绪，就不会再听进去一切理性的劝说，甚至理性在他们眼中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和背叛，应当一并受到清洗。

这，就是一种彻底的癫狂和非理性。

极端思想总是伴随着粗暴的逻辑链条。在网络言论中我还看到，极端反日者们不断地强调，日本从未反省当年的军国主义行径，也从未正式道歉，但他们却忽视了——就算说一千道一万，都无法构成对孩子施加暴行的理由。

是他们真的不懂逻辑吗？未必。还不如说真相：在他们的内心，其实就是默认此次暴力事件的合理性，甚至还在为之叫好。

据我观察，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会打着理性的旗号，先说90%的日本侵略行径，然后用10%的剩余话语聊表对那无辜孩子的同情。另一些人就是更简单直接的了，尽管他们不敢公开讲出支持的话（都心知肚明那种言论在特殊时期可能会触犯法律），但言论中无处不在都是对其合理性的辩护。

正如我前面所说，他们始终忽略的一点就是：日本当年的侵华，和今日对那孩子的暴行，两者之间不应存在任何合理性关联。

人们完全可以另择时间，讨论日本当年军国主义和后来有没有道歉的问题。但他们一定要选择此时提，无论怎么提、怎么表述，其实都是一种混淆视听，是一种为暴行的开脱和辩护。

好吧，如果非要谈历史，那我们就来谈谈。

首先，中日之间始终只有仇恨、从未和解吗？并不是。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正式建交，这是两国历史上重大和解的标志性事件。当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达成共识，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在声明中，双方确认了“过去的不幸历史”，日本政府对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表示反省。这是日本首次以官方形式对侵华战争表示反省和道歉，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田中角荣在访华期间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还有1995年著名的“村山谈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时，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明确表示：“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我们深刻反省，并由衷地表达歉意。” 村山谈话成为日本道歉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美智子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日本天皇历史上首次访问中国，明仁天皇在访问期间也曾向中国正式道歉。

为什么后来总是要反复渲染日本一小撮极右翼分子的言行，却对日本首相甚至天皇的正式道歉，选择刻意忽视和冷处理呢？

就更不要说，日本战后对中国长期的大量低息贷款、无息贷款援助，对中国工业的长期无条件帮扶。东亚文化的低调，让日本一直默默做着许多赎罪的事情，却没有声张。

可是，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极端情绪却不仅卷土重来，而且还大有燎原之势？

时至今日，事情可能会导向某种巨大的影响甚至失控。此时需要反思的不仅是那些极端分子自己，更是为极端思想提供了养分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