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杰｜当绍兴遇见敦煌

编者按：绍兴和敦煌作为中国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东亚文化之都，世人皆知，但极少有人了解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彼此关系。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城市之间地域文化差异很大，但在中华文明孕育、生长、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它们命运相通，文脉相连。9月14日－19日晚19: 22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四集纪录片《敦煌遇见绍兴》，分别从敦煌、绍兴的石窟文化、书法文化、诗词文化及文化传承四大板块入手，以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为轴线，以丝绸之路为纽带，深入挖掘两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用奇妙的历史交集和古今人物互动，唤醒了绍兴、敦煌的城市文化记忆。

今天出版的《绍兴日报》，大篇幅刊发了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绍兴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纪录片《敦煌遇见绍兴》总策划何俊杰的文章。

何俊杰会长在7月31日《绍兴日报》已曾载文《唱好“双城记”，打造城市文化交流样本》，谈了该纪录片的价值和意义，经本号，被文旅中国、光明日报、学习强国、人民号及澎湃、腾讯、搜狐、网易、头条、百度、UC等数十家新媒转载，受到广泛关注。

现全文转载何俊杰会长的文章《当绍兴遇见敦煌》，分享读者。

当绍兴遇见敦煌

何俊杰

绍兴与敦煌，一个是自秦设置的会稽郡，一个是自汉崛起的敦煌郡，同为光耀中国史册的两大名郡；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共同折射着丝路精神的光芒。

一支大漠上吹奏了千年的羌笛，一坛唐诗里浸泡了千年的花雕，远隔千山万水的南北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2021年共同当选“东亚文化之都”，激活了两座世人皆知文化名城间的历史渊源和彼此关系。

今天晚上黄金时段，四集纪录片《敦煌遇见绍兴》在央视首播，一部21世纪中国南北文化名都的“双城记”华彩登场。四集节目从9月14日至9月17日晚连续播完。

丝路双生

敦煌与绍兴“佛缘”深厚。

早在1700多年前，敦煌僧人就南下会稽郡传习佛法。作为国内开凿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石窟，敦煌莫高窟成为石窟艺术从西域到中原、南方的二传手，而“越国敦煌”绍兴就有中国南方仅存的南朝大佛——新昌大佛。

公元486年，齐梁高僧僧护发愿造像，经弟子僧俶、僧佑接替30年凿成这尊16.3米高的弥勒石佛，史称“三生圣迹”。

西晋末年，中原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北方落入胡人之手。随着士家大族衣冠南渡，中国的文化中心移至南方。有“昔之关中”之称的会稽郡，随着中原名士和高僧的汇聚，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大阵营。代表佛教理论中国化的般若学“六家七宗”中，“五家七宗”就开创于会稽新昌。其中缘会宗的开创者于道邃，竟然是一位敦煌僧人。

在于道邃当年禅修的千佛禅院里，保存着江南罕见的南朝造像原迹。随着上世纪60年代被裹的水泥脱落，依稀露出南朝造像的典型特征——“褒衣博带”和“秀骨清像”。如果把石窟艺术的第一次中国化浪潮比作中西合十的双手，来自“中”的影响就是代表南朝审美的“褒衣博带”和“秀骨清像”。在多民族割据的魏晋南北朝，代表中华文化的是南朝文化。

江南水乡，绍兴工匠凿石为佛。沙漠彼端，敦煌工匠以泥塑佛。异曲同工的是，他们用中国自信和中国审美塑造了一个石窟新世界，在隋唐共同迎来石窟艺术中国化的第二次浪潮。

更大的文化伟力是佛教中国化后，西来的佛教和石窟艺术完全中国化后，又以全新的中国模式远播到海外，并成为日韩等国佛教的母本。

追溯迎接西来之佛的海路，正是中国佛教东传的海路，而它的起始点在绍兴。

始建于春秋的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人工水道，由隋唐、京杭、浙东三大运河组成。其中，浙东运河最早开凿的部分，是绍兴境内勾践所建的山阴故水道。东晋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兴运河后，贯通了整个浙东运河。

敦煌，汉唐的“华戎所交一都会”。绍兴，浙江的“罗马”。尽管远隔千山万水，它们却因丝绸之路血脉相连，成为彼此的诗与远方。

书法双圣

草圣张芝生于敦煌，书圣王羲之成名于绍兴。而王羲之一生心慕手追的偶像，恰是张芝。

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终于练成连绵跌宕的“一笔草书”。草书的诞生，让中国汉字书写变成了一门独立的抽象艺术——书法。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序》，是中国书法的里程碑，其艺术高度至今无与伦比。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从敦煌西北到居延海的汉长城沿线发掘出3000多枚汉代简牍和残片，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汉代书法“原始森林”。

在流沙中掩埋两千年的敦煌、居延汉简重见天日，法国汉学家沙畹将其中700多枚汉简结集成册在巴黎出版，震惊了国际汉学界。

最早关注敦煌汉简的中国学者，是绍兴上虞人罗振玉和自己的亲家、海宁人王国维。两位大国学家合著的中国第一部汉简研究专著《流沙坠简》出版后，同为绍兴人的鲁迅先生赞叹：“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

穿越2000年时空，拂去岁月的沉沙，汉代书法的全部秘密袒露无遗。张芝与王羲之的互动，一直延伸到了敦煌藏经洞。

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内藏古代写本6万多卷。敦煌再次震惊世界！数万卷墨书真迹五体俱全，翔实记录了汉字从篆隶向草书、行书、楷书过渡的全过程。更让人称奇的，是唐代经生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全文。藏经洞还留下王羲之的《十七帖》临本，以及王羲之书法论著《笔势论》残卷。而敦煌唐代卷子，更是随处可见“二王”遗风。这说明唐代以后，王羲之书风已吹度玉门关，融入敦煌书法家的血液之中。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字。而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汉字与书法的传承。草圣张芝，书圣王羲之，是中国书法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

从王羲之遥赞张芝，到敦煌经生追捧“二王”，敦煌和绍兴的这场千年书法对话，犹如南北两城的一次热烈而持久的精神拥抱。南北书风兼容互动，共同铸就了中国书法的黄金时代。

山水之远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因“状若千佛”引发莫高窟营建的三危山，是敦煌的一个文化地标。

《尚书·禹贡》中的“窜三苗于三危”，指尧舜禹时期，中原华夏部落击败江汉的三苗族群，并将三苗人发配到敦煌大漠的三危山。比族群之争更迫切的是汹涌而来的洪水。大禹一改前辈以堵为主的治水方式，在九州疏通九条河流，导入大海或沙漠，其中就包括“导黑水至于三危”。

大禹一生中封禅、娶亲、计功、归葬所在的会稽山，是绍兴的文化之根。鲜为人知的是，远在4000多年前，敦煌和绍兴就曾因大禹有过互动。

2017年绍兴启动编制《中国禹迹图》，正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伟大工程。数千处确切的地理坐标，让大禹这位治水英雄和立国始祖的形象变得清晰，也复活了4000多年前敦煌和绍兴的一段交集。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中国山水画源起于东晋顾恺之，但魏晋至唐的山水画真迹鲜存于世。敦煌莫高窟大量的晋唐山水画，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的空白。中国山水诗的鼻祖是东晋会稽人谢灵运。《全唐诗》中有450余位诗人在会稽一带留下1500多首诗作，吟出一条“浙东唐诗之路”。

从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到中国边塞诗的主阵地，多少爱与美的诗词凝结为最深的告白：山河有多美，爱国就有多深！

山水是人间的眉目，也是天地的大道。山水是我们的城池，更是文化的血脉。如果继续以山水为媒，敦煌和绍兴还有多少相遇？

它们在大禹的行迹中对话，在诗歌的盛宴中同行，在山水的墨色中交融，一起汇入中国精神的高山大海，挺起中华文明的脊梁。

何为故乡

城市的烟火，在夜晚开始流动。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敦煌夜市体验着汉唐“华戎所交一都会”的繁华，寻找当年中西使节、商客、艺人们穿梭往来的印记。

在东方古城绍兴，有关“文物之邦、鱼米之乡”的记忆，散落在灯火阑珊的老街上，随处可见的博物馆里。因古越文明的中心和公共文化的辐射，绍兴被称为浙江的“罗马”。当学者破译公元9世纪中期，敦煌文献中为何集中出现江南文化时，绍兴再一次出场。

藏经洞中署名“山阴文人张俅”的文书面世，让一位晚唐归义军时期在敦煌任职的绍兴文士张俅浮出水面。直到88岁时，他还在敦煌开坛讲学，守护着中华文化的根脉。

会稽文人守护敦煌文脉的故事一直延续到当代。

先秦隶属会稽郡的杭州，是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和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的故乡。他们身上融合了百折不挠的越人精神和“择一事，终一生”的敦煌精神。

何为故乡？“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说：“我心归处是敦煌。”“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说：“如果真的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还要去敦煌。”

绍兴与敦煌的联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血肉联系、生生不息的经典案例，是东亚文化内部紧密一体深刻关系的豹斑之一。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城市之间地域文化差异很大，但在中华文明孕育、生长、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它们命运相通、文脉相连。挖掘、传播绍兴与敦煌两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用奇妙的历史交集和古今人物互动，唤醒绍兴、敦煌的城市文化记忆，是推进新时代文化创新的生动实践。纪录片《敦煌遇见绍兴》的价值与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系纪录片总策划、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绍兴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

来源：绍兴非遗协会

责编：勾晓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