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奥会悄然闭幕：观看残障的“他们”，“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周文晴 记者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法国当地时间9月8日，第17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闭幕。似乎要接续其在奥运会上的大胆前卫，这座城市也将极大的开放性投注给了它所承办的第一场残奥会。开幕式同样在体育场外举办，巡游和文艺演出的地标覆盖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及方尖碑。

然而，更可贵的创新或许在于，这一届残奥会不再一味歌颂表面上的残健融合，而是直面非残障者与残障者之间——乃至残障者与其自身之间——长期存有的误解、贬低、偏见。正如其开闭幕式导演托马斯·乔利（Thomas Jolly）所言：“我们的主题是提出一个有关和谐的问题：我们真的达成一致了吗？——特别是在残障问题上。”

残奥赛场之外的寂静，或许正印证了乔利的追问：中国本届残奥会名列金牌榜第一，但社交媒体上热度最高的讨论是“残奥热度怎么这么低”。零星的评论者试图就展演方式、赛事设计、商业模式等要素探讨残奥会如此静寂的缘由，但在静寂的水面之下，分类机制顾自让人类的身体呈现为完满/残缺、正常/失能的两级，国族主义和消费文化前后夹击，使特定体格沦为次等地位又充分得以开发，对身体的规训与控制正使运动和竞技偏离本初的意义。上述力量暗潮汹涌，共同形塑着我们眼中可见的奥运与残奥的面貌，但中文互联网鲜少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澄清。

残奥会的不受瞩目还有望作何解释？拨开表层的静默或喧嚣，当代盛行的各类身体话语如何以残障为焦点辗转腾挪？遥望将来，对于更切近人类本真性的运动态身体，我们还可能给出怎样的希冀？

01 两个“奥运”，根植于完满和残缺的身体分类

一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是：为什么残奥会不像奥运会那样激动人心，没有一位残奥运动员如刘翔、谷爱凌、郑钦文那般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有媒体评论指出，部分原因在于残奥会过于复杂繁多的项目明细，使它变得“不好看”。例如，此次巴黎奥运会设有32个大项、329个小项，而残奥会的22个大项细分至549个小项。单以公路自行车比赛为例，残奥会首先根据运动员的“残疾类型”分成4种不同的自行车，包括标准自行车（上、下肢活动受限）、手动自行车（脊髓损伤或一肢或双肢截肢）、三轮车（脑瘫或偏瘫）、双人自行车（盲人或视力障碍），每一类又根据运动员“残疾程度”标定2—5个等级。如此浩繁的金牌项不仅让观众面对着更高的观赛门槛，也稀释了每一枚金牌的稀缺性。但“分级”作为一项医疗上的规范标准，被认为旨在考量残疾对运动员体育表现的影响，进而确保公平竞争——“为公平而做出的观感上的牺牲”似乎成了“残奥会不好看”问题的最终解。

奥运会也同样有责任维护竞技公平，却反倒“容忍”了太多的差异匹配。就在本届奥运会期间，“多名中国神射手竟是近视眼”的新闻一度冲上热点，曾获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冠军的王义夫视力仅有0.1。其他项目中也不乏运动员存在或多或少的障碍。在奥运会场景下，除性别之外那些零零总总的身体特征（如种族、身高、健康状况等）普遍不被认为影响参赛，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运动员的运动技巧和形象魅力。由此反观残奥会，我们似乎很难对运动员除残障之外的特点（如外表、个性等）如数家珍，在其精确化、体系化的分级系统之后，呈现出的是一个“残且仅残”的高度同质化的群体。

事实上，残奥会的缘起本就并非出于竞技目的。“二战”结束后，欧洲出现了大量伤残退伍军人。1948年，在英格兰的一家脊柱损伤疗养中心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医生路德维希·古特曼（Ludwig Guttmann）参照同期举办的伦敦奥运会，为全院脊髓损伤者开展了首届“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旨在通过体育运动提升患者身体素质。这场医院范围内的运动会被认为是日后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雏形，残奥会的英文名称Paralympic便是由Paraplegia（因脊髓损伤等导致下半身不遂者）加Olympic（奥林匹克）组成。中文世界仅有中国台湾地区将Paralympic以音译译作“帕拉林匹克运动会”，其他地区皆称“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台湾地区原称其为“残障奥运”，后在身心障碍者与社会各界的呼吁下，于2004年改称作“帕拉林匹克运动会”。

残奥会的设立初衷其实仅仅锁定了身体的残缺，是让长久位于体育空间之外的残障人士（也能）参与到运动中，至多达到康复治疗的效果。此后，国际残奥委会（IPC）和国际奥委会（OPC）达成合作，协定残奥会和奥运会需于同一个城市相继举办，其与奥运会的高度绑定关系，加之为比赛公平而日趋精巧的分级体系，使人们误以为残奥会原本便为竞技而生。实际上，身体损伤及由此衍生的能力判定——可否运动、有无参与特定比赛的能力、项目分级还是合级——始终是残奥会考量的重心。

由此看来，残奥会相比奥运会的关注度悬殊，不仅源自对比赛项目的分级，也根植于对身体的分类。属于奥运的身体默认完满无缺，有能力角逐“更快、更高、更强”的人类极限，并呈现技巧和个性上的多样性，在一定限度内偏离“正常”身体规范可以说瑕不掩瑜。另一类是残奥会上的默认残缺的身体，其参赛资格、竞技能力必须与其生理构造一一对应。“残缺”身体的特征匹配如同一场大型“连连看”，依据的标准仅仅是生理损伤，高度、宽度均远输“健全”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奥运”不可能同样精彩。

02 残障之躯，不属于“我们”又服务于“我们”

自1988年夏季残奥会与奥运会举办时程同步的近40年来，奥运会的意义已经远超竞技体育范畴，成为承载国族身份（nationhood）、时代精神、世代文化的载体。抛开竞技属性不论，其日渐复杂的文化意涵也几乎从未能“辐射”给同期残奥会。

包括奥运会在内，竞技体育的叙事常常为国族话语占领。特别是近现代中国遭蒙积贫积弱的国力窘境和“东亚病夫”的污名，身体话语与民族国家的话语异常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历史学家黄金麟在《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中提出，对军国民思潮在西方和日本等国所造成的优势情势的向往，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描绘的景象的紧张，使中国力争以身体的改造达成维护国权的目标，以雄美健壮取代柔美孱弱。近些年中国在奥运会上的佳绩折射了人们的热望也满足了这一渴求，每每国歌奏响，强烈的“我们”感油然而生。涌现出的明星运动员不止是流量焦点，更已凝结成形塑共同体意识的标志性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

残缺的身体仿佛与此截然对立。由于生理性损伤与功能性失能之间长期存有的牢固关联，残障者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当下盛行的能力主义话语。能力主义认为，一个有能力的身体才是公民的身体，相比之下，女性、衰老、肥胖、畸形、耳聋、截肢和失明的身体不能构成身体政治。而在幽微的个体心理层面，根据精神分析的观点，我们被分裂成好的和坏的自我，残障恰恰成为坏的、失能的、碎片化自我的投射对象，进而遭致排斥。

这种心理机制可以具体化为残障研究者哈兰·哈恩（Harlan Hahn）提出的“两种焦虑”，即残障的出现唤起了人类的“存在焦虑”（预期能力丧失的威胁）和“审美焦虑”（对不符合惯常身体吸引力特征的恐惧）。这样令人陷入焦虑的身体，如何具备合法性来凝聚起哪怕是想象的共同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放眼残奥会的舆论场，鲜有如奥运会那样充斥着民族主义、旨在捍卫国家荣誉的交战或互喷，残奥运动员的成绩不论国籍，都得到等质的喝彩/忽视。尽管冠军如云，ta却——至少在大众心理层面——代表不了国家，其自身也不复享有“为国争光”所带来的符号或商业红利。

由于长期在媒体和文艺作品中代表性不足，残障运动员既不足以构成共同的文化符码，也不在时代风潮的叙事和商业力量的青睐之中。残奥相关报道中最常用来指称残障者的代词是“他们”，这个词彰显的他者化意味正代表着，不会有人认同这样一些身体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们不属于“我们”。

处于国族叙事、时代精神、商业力量之外的残缺身体，很多时候作为奇观存在，唤起观众的娱乐或怜悯。且看被誉为“名场面”的数次残奥会开幕式点火炬仪式：在2016年里约残奥会，倒数第二棒火炬手、巴西残奥首金得主马尔萨拄着拐杖不慎摔倒，但“这位70岁的奥运冠军顽强地爬起来把火炬传到下一棒，这一幕感动了无数观众”；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火炬交由双目失明的残奥冠军、退役运动员李端点燃，他于万众瞩目之下伸手摸索了许久，迟迟未能找到正确位置插入，在全场一分多钟的“加油”声中，终于成功点燃了火炬，网友争相评论“泪目”“动容”。

整个人类历史都有一种“迷恋差异景观”情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豪门大户如果没有几个侏儒、哑巴、白痴、太监和驼背供人羞辱玩乐，几乎是不完整的。时至今日，有研究指出当今大众媒体中的残障者身份仍然无外乎具有以下特点：可怜可悲的，阴险邪恶的，煽情的，“超级小强”，嘲笑的对象，一个累赘，与性无关的，不能充分参与日常生活的。

就在此次巴黎残奥会前夕，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的一项调查发现，残奥会观众中近60%旨在“看运动员克服残疾”，而只有37%是因为“激动人心的体育赛事”。有媒体呼吁观众不应锁定生理性的个人问题，而应着眼于致残性的社会问题。这一社会模式视角诚然为当代所急需，但更迫切的或许是分析残障身体处于贬低和着迷的双重目光的深层动因——残缺的身体代表不了国家，却可充分注解国家的人道事业；万不能算作“我们”，却撩拨着“我们”最隐秘的渴求。

事实上，残缺身体的特殊意义非但“可有”，而且“必有”。曾经有参与残奥开幕式表演的视障演员披露，他们被要求戴上墨镜，以便观众区分出盲人和明眼人群体。这似乎暗示残障不能仅仅是存在，还必须有所表征。对此，一本力图贯通残障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小册子Culture - Theory - Disability用怀孕做类比：如果让影视中的某个角色怀孕，你必须为怀孕提供完整的理由和背景，然而在大街上看到怀孕的人是很正常的！残障也是一样。

借用弗洛伊德的话，尽管有时“截肢的腿只是截肢的腿”，但媒介中这一设想永远不可能成立——残障必须蕴含其他东西——悲惨、邪恶、柔弱、励志、纯真……否则，如果上述的巴西身障运动员马尔萨没有摔倒而后奋起，视障运动员李端无需费力摸索便可分分秒点燃火炬（现有AI场景识别技术很容易帮助实现），那得多么无趣！观众也会迷惑为什么要插入一个残障人让原本的“正常性”受到干扰。所以，残缺的身体连同残奥会是被“判定”在了一个意义之场——一个由非残障人驱动的需要、幻想、投射之场。或者毋宁说，他们必须被表征，才能存在。

与之相反，奥运会不需要解释，它不必被清晰界定为“非残奥运会”，也不必解释为“健全/常态亦或其他冠以修饰性成分的奥运会”，它不仅“更快、更高、更强”而且“更团结”，而作为“他们”的残奥运动员和更多残障人士，不仅距离平等地共享“更团结”这一愿景千里之遥，就连平等地存在、平等地被看见仍困难重重。

03 在内核上整合奥运与残奥，或可松动身体理性化的铁笼

残障者在运动场景下一边被开发一边遭受排拒，健全者也不可能“坐享其成”而毫发无损。为捍卫国族主义，运动员的生产力被持续大力发掘；商业力量同样力促极限成就，从而把商品与相关功用和快乐意象相维系。致力于兑现这种超强绩效承诺，我们的身体已经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数据，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小轮车、拳击、山地自行车的受伤率分别是38%、30%、25%；超过一半的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在近期几届夏季奥运会上受伤……且不论这些损伤，训练规制本身就掌管了有意取得体育成就的人们的生命：饮食起居的点滴细节都规定详实，以求集中于最强绩效的目标。

究其根源，运动与身体已经深深嵌入现代大规模理性化进程，与往昔形成鲜明对比。在中世纪欧洲，球赛遍布乡间田野，全村人都参与其中，竞跑、舞蹈和狂欢也随处可见。彼时的运动会更像追逐天性多样性的游戏，参与而非绩效展演维系着游戏的共同体。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曾用“游戏的人”（homo ludens）来界定人，把体育活动解读为人类本质的展现。但在今天，大到国际赛事、小到日常健身的运动，日渐受制于功效或成就的要求，曾经表达文化创造性的体育活动更加趋近于一项工作。理性化的最后一站，是使身体臣属于计量标准的意志——不仅是残缺的身体遭到界定、排除并倾尽其可用性，如不加审视，所有人都将被置于单向度、标准化的系统中监控、趋同、磨损。

让残奥会和奥运会合并的建议近年常常见诸网络。单就残障与健全的区隔而言，合二为一是否可以看作一条缓解过度理性化的出路？英联邦运动会（The Commonwealth Games）已自2002年起增设了残障人项目，但反对者担忧，合并将会使残奥会所担负的残障权利和无障碍环境倡导使命淹没在奥运会的主流报道之中。

我们的想象力或许可以再一次革新：不去拘泥于两场赛事在时空上的合并，而是设想看似泾渭分明的残奥会—奥运会项目设计在内核上的整合。譬如，盲人门球原本为视力障碍者专设，球员不论视障等级一律戴上眼罩，借助球体内铃铛发出的声音完成比拼。是否可以将这一运动加以改造，使之反过来包容明眼人，成为所有运动员蒙上眼睛即可自由选择参加的项目，从而探索排除视觉之后人类体育可以具备的可能性？如此，“盲人门球”将成为“非视觉门球”，类似的项目整合将使健全—残障从本质性的差异转化为流动性的经验，其文化隐喻也不再是美与丑、正常与异常、完满与残缺……

这当然只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梦，毕竟，当代人身处身体理性化的铁笼中无所遁形，从国足认同、强健情节到他者的意义总需有所着落，将身体天然的差异就此抹平也不啻于一种反智主义。我们仅仅畅想：体育文明的未来进程可以重拾原初的创造力，承载和延展每个人的、每一种情态的身体。

感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谢卓潇老师为本文提供的宝贵建议。

参考资料（按引用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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