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的标准照，为何来自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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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历史上这位开创了永乐盛世，并对明代及后世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皇帝——明成祖朱棣，其最为人熟知的形象，竟来自一幅珍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唐卡。

目前，全球收藏的大幅永乐皇帝朱棣画像仅有两幅，分别收藏于布达拉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2019年，布达拉宫珍宝馆在《历史的见证》精品文物展上首次展出了这幅朱棣画像唐卡。2023年，故宫举办的“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让更多人得以亲眼目睹这幅广为流传的帝王肖像画。

在拥有丰富壁画和精美唐卡的布达拉宫，这幅被供奉数百年的帝王画像，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展示，更是明朝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边疆的历史见证，体现了内地与西藏的紧密联系和文化交流。

▲“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中展出的永乐皇帝朱棣唐卡画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雪域西藏的帝王唐卡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燕王。在发动靖难之役（1399—1402年）后，朱棣登上皇位，并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

朱棣早年长期在北方生活，与北方各民族接触颇多，谙熟各民族事务。在位期间，他承袭开国皇帝朱元璋“多封众建”“因俗而治”的民族治理政策，广召西藏各教派领袖到南京和北京，并赐予佛像、唐卡宝剑等物。布达拉宫保存的这幅永乐皇帝肖像画，就是朱棣赐给西藏的礼物之一。

▲铜镀金文殊菩萨像，莲座上刻“大明永乐年施”款，是将汉藏造像技法完美结合形成典型的明永乐佛造像风格。（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历史上，西藏许多与明朝保持密切关系的寺庙中都供奉有皇帝的画像，但能够保存至今的并不多见。布达拉宫的这幅永乐皇帝唐卡卷轴画，四周裱镶红、蓝、黄色绫框三圈，轴头为青玉，玉上刻云龙纹，极为精致。

画像中，朱棣身穿明黄龙袍，端坐于青绿嵌玉宝座之上，右手握腰带，左手撑在腿上，面目肃穆，似怀治国安邦之忧思。这幅画采用了典型的汉地帝王肖像画技法，勾勒敷色，刻画入微。从制作工艺来看，其镶边并不完全是传统帝王肖像画的装裱形式，更像是有着多层装裱的唐卡。

在布达拉宫，这幅永乐皇帝画像与印度祖师、佛、菩萨、法王、上师等众多雕像和画像一样，是被顶礼膜拜的宗教圣物。所以，这幅珍贵的画像不仅是帝王肖像画，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历史见证。

这幅画的存在，不仅展示了明朝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文化和宗教风貌。

受永乐皇帝画像唐卡的启发，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入地欣赏明代唐卡艺术，感受其背后的民族互动与融合。

唐卡艺术：

民族交往的图像史

明代唐卡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历史背景，备受人们关注。其中，“大慈法王像”（缂丝、刺绣）唐卡尤为著名。这些唐卡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历史见证。目前，在西藏博物馆、色拉寺及国外藏品中可见的“大慈法王像“唐卡，大都是明朝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赏赐的皇家礼物。

大慈法王，本名释迦也失，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1414年，他代表宗喀巴大师前往南京朝觐永乐皇帝，被封授“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印诰及金边黑色僧帽。1434年，宣德皇帝进一步封他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即“大慈法王”。

▲西藏博物馆藏大慈法王像刺绣唐卡，明宣德年间。（图片来源：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

在这幅明宣德年间大慈法王像刺绣唐卡中，大慈法王的两侧分别绣有汉藏文题记“至善大慈法王大圆通佛”。这幅唐卡的人物形象写实，衣着华丽，绣工精致，裱边以织金缎底、双龙吐珠图案托起，彰显了其作为宫廷专用织物的尊贵地位。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明代统治者对大慈法王的重视，以及对西藏地区治理的重视。

大慈法王的形象还出现在一幅藏于布达拉宫的宫廷唐卡喜金刚像上。唐卡中心主尊为喜金刚，蓝色身拥抱明妃。主尊的左上角为说法者释迦也失，右上角为教派传播者大持金刚，左右下角则分别为护法神吉祥天母和宝帐护法。

▲布达拉宫藏喜金刚织绣唐卡，明宣德年间。（图片来源：《看不见的唐卡》，罗文华著）

明代唐卡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带款唐卡，款文为“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可以简称为“六字款唐卡”，此类唐卡华丽繁复，做工精致，而且难得一见，多收藏于西藏重要寺庙中。

目前，为大众所熟知的是史上最贵唐卡拍品“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以3.48亿港元的成交价，为私人收藏家购得。

▲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带“大明永乐年施”款 。（图片来源：佳士得官网）

根据资料可知，目前市面得见的“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款唐卡仅有三件，除“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外，另外两件为“御制胜乐金刚唐卡”和“御制大威德金刚唐卡”。而且，从“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的制作背景来看，它反映了永乐皇帝为表现对西藏金刚乘佛教的推崇，封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即“大宝法王”尊号的缘起。可见，在艺术价值和稀缺性等因素外，唐卡所表现的历史背景、政治内涵，民族交往历史也成为考量其综合价值的重要依据。

在明朝的边疆治理与宗教管理政策中，统治者对于西藏各教派的支持是圆融的、开放的。正是本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理念，采取了既尊重西藏宗教习俗，又注重政令统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治理政策。

▲大黑天像刺绣唐卡，带“大明正德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施”款。（图片来源：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官网）

民族文化：欣赏与传承

唐卡艺术，作为西藏绘画的瑰宝，自西藏的齐乌岗巴画派起便开始显现其独特魅力。勉唐画派、钦则画派、噶玛噶孜画派等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汉地青绿山水、高远淡雅的绘画风格。到了明代，这种民族艺术的融合在罗汉画的绘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2018年保利国际拍卖中的“明代罗汉图唐卡”为例，画中罗汉表现出淡雅高远的传神形象，具有写实人物特征，人物造型比例也与汉地绘画极为相似。裱边及唐门采用了盘龙戏珠的形式，巧妙地将汉、藏等多种艺术元素融为一体。

▲明代罗汉图唐卡，2018年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拍品。（图片来源：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官网）

明清时期的唐卡画师们，将规范严谨的造像量度与洒脱飘逸的汉地绘画方式相结合，使得唐卡艺术在规范与自由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这种不同民族文化艺术的融合不仅在罗汉图唐卡中有所体现，同样在“贡嘎扎西活佛唐卡”中可见一斑。

此幅唐卡呈现钦则画派的绘画特点，其构图保持了印度、尼泊尔画风中主尊比例较大的特点，周围从尊排列井然有序，同时背景的处理上吸收了中原绘画元素。主尊贡嘎扎西活佛的形象占据了画面的主要部分，他并不像传统唐卡人物的正坐姿态，而是稍侧坐于传统宫廷风格的椅子上。周围人物则以中原青绿色山石代替法座，既保持了井然的画面秩序，又通过色彩的渐变引导观看者的视线，营造出宁静祥和的氛围。红色调的主体也与大乘法王红帽系活佛身份相呼应，使得整幅唐卡的总体观感更加和谐统一。

▲贡嘎扎西活佛唐卡 布本矿彩 约17世纪 西藏（图片来源：喜马拉雅艺术资源网站）

唐卡艺术源远流长，自唐以降，经宋、元时期的文化融合，至明代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它见证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上日益密切的交流，尤其是织绣、刺绣、堆绣等技艺在唐卡制作中的广泛应用，使明代唐卡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这些唐卡作品不仅是艺术性、审美性与工艺性的完美融合，更是中央与边疆地区民族交流、文化融合的宝贵历史记录，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共处的历史进程。

唐卡艺术的发展历程，如同一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史诗。今日，当我们凝视着这些绚丽的唐卡，不仅沉醉于其深邃的美学与精湛的工艺，更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繁花似锦的未来。

（作者简介：王微，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煜，大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代唐卡所见各民族关系研究”（22BMZ13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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