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视野中的历史与秩序”研讨会纪要

2024年8月29日，“文明论视野中的历史与秩序”研讨会于上海财经大学顺利举行。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会议邀请了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陈赟教授《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一书，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郭美华教授主持，首先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杨国荣教授致辞。杨教授首先就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对以《文明论》一书以“文明演化”为其历史主题展开的考察予以肯定。在杨教授看来，对文明的反思与检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价值。针对陈著将世界历史的走向概括为“自由为本”到“天下归仁”的说法可能引起的歧义，杨国荣教授指出，不应将自由与仁道视作针锋相对的两极，从历史走向来看，自由是人类无法摆脱的理想和目的，而仁道则肯定了在历史进程的展开中人类实践与人性相符。更进一步，我们同时可以由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文明历程予以考察，而基于后者的考察在文明比较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引发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杨教授强调，需要警惕对西方价值不加反思的崇拜和接受，后者有可能导向民主的形式化，甚或威权化，同时也将遮蔽我们对中国传统下诸如“民本”“仁义”思想的理解。

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在致辞中对本次研讨会的意义予以肯定，并从中国所面临的具体现实出发，强调我们处于三个文明的混杂之中，中国问题因此折射着全球问题。面对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中国应当担任调停者的角色，而非陷入战争的某一极，不是激化矛盾，而是化解矛盾，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姿态谋求文明间的和谐共在。

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钱敏老师从出版角度对陈著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强调上海人民出版社始终自觉承担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坚持以专业学术打造出版品牌，未来将继续对接国家出版战略，推动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作为对“中国如何走向世界”问题的回应，陈著应被视为一项立足自身文明思考世界性问题，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范宝舟教授代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莅临。范教授回顾了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科建设根脉，并对当前上海财经大学的双轨聘任制及哲学学科博士点现状予以介绍。在他看来，陈著从世界文明的视野对何谓中国展开宏大叙事，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变局之际有其现实意义。

主题报告第一场由华东师范大学朱承教授主持。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以“全球化末期的哲学”为题展开讨论，指出当今世界时运有所变化，产业力量巨大，几百年间文明重构，意识形态、宗教开始走下坡路，而资本和技术则愈发起到重大作用。为此，从哲学进路考察不同文明，需要注重实际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从而更多地对经济、商业等物质力量予以关注。谢教授也强调民间组织的重要性，指出民间组织的发展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紧密相关。对后者的重视也同中华民族生存组织方式的思索相关，在谢教授看来，作为三种文明之交汇的中华民族，应当坚持磨合求发展的中国道路，该道路基于人与人的相处，也引导我们在自身文明内部抉发优秀传统，重提承载先王政教明伦之道的“王道学”也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中山大学丁耘教授则以三个问题为抓手，由陈著的洞见引申出对宏大问题的思考。首先，丁教授由“文明”一词的内涵切入，“文明”一词本身就包含了等级问题。由文明一词展开思问的历史哲学，因而也总是对尺度之为尺度，即一种“元尺度”的考察，用以确定究竟以何种尺度去衡量单一文明体内部或文明间际的标准，沃格林与陈著的思考均展开于这一“元”层面。其次，沃格林的论述是陈著颇为倚仗的思想资源之一，其以宇宙论-心性论（灵魂论）帝国划分近东文明的做法可追溯至近代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框架。通过继承和改造，沃格林使神显动态贯穿宇宙论与灵魂论帝国两阶段，从而实质上铸就了以神的不同表现方式确定不同共同体的划分方式。最后，针对超越民族国家的最大的共同体，即作为一切文明之元文明的历史，其基础正是共同体对于“神”的想象的相信，至于“神”如何被思维或表象，则不那么重要。沃格林的这一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诊断颇为相似。丁教授强调，历史哲学考察向过去、现在与未来开放的共同体，历史可被视作一款没有终极Boss也无法退出的游戏。以灵知派为代表的思想努力试图退出“退出”游戏，其退出本身却也成了游戏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沃格林对现代世界本身的深思也陷入了某种逃离当下的灵知主义。其思想困境也提示我们，要就“现代世界的神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有所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教授以对“大问题”之“大”的思考引入，指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本身总已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就此而言，我们对历史的想象本身构成历史转变的契机所在。陈著对既有的意识形态和基本预设有所反思，主张摆脱进步论的线性历史观，而代之以多元文明相互共生的世界图景。根据刘教授的分析，这一思想转变的核心在于对一多关系的重新理解。然而，仅仅强调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存在“多中之一”的说法难免粗疏，仍有可辨析之处，“一”可为统摄性的大一，或诸文明中的一个的小一；亦可以是作为整体之“一”或全体共相之“一”；是类同之一或体同之一。就此而言，尽管陈著以“多元一体”协调诸文明之间的关系令其实现共生的做法具有启发，却也有待更为细致的辨析和更进一步的思考。

主题报告第二场则由上海财经大学徐国利教授主持。中山大学陈建洪教授以“不文明的历史与不历史的文明”为题，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陈著中历史与哲学的张力。在西方传统下，历史与哲学分别指向对变化的关切和对普遍的追求，从而构成尖锐对峙。历史中总免不了包含血与火的冲突，而哲学之文明作为普遍性的诉求，本身构成对于“野蛮”与“纷争”的排斥。陈教授强调，作为秩序的文明总是要求区分，区分便产生了高下和冲突。从而“平等”不仅只能在理想中被标识，更有可能构成对事实层面差异的掩盖——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对话，都无法掩盖人类社会连绵战乱的史实。据此，陈著所谓“天下归仁”只能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型，而要避免历史主义的态度，还需像施特劳斯那样坚持哲学与历史的严格区分。

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则就“文明论”与“现代性”之关系展开阐发。中华文明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下被强行拖入世界历史，从而不得不面对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的问题。近代以降，华夏新统的建构可以被视为回应上述问题的尝试。这一建构基于人类解放的理论逻辑和民族复兴的实践逻辑，将传统儒家的“王道”历史叙事同劳动阶级“解放”的历史叙事相接榫，从而造成了“断裂中的连续与连续中的断裂”的奇特景象。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劳动阶级及其先锋队对其历史坐标展开重置，社会历史建构中出现“人民”的异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革命”。樊教授将其视作新中国参与世界历史的基本姿态，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中国也逐步由适应、博弈走向均衡、主导。在这一过程中，华夏新统建立起奉天承运的“共同体”人类意识、族类意识与阶级意识，并标识了文明的叠加互嵌的基本事实。

厦门大学张曦教授以“世俗性事件与历史性生存”为题进行报告，在他看来陈著对“文明”的讨论始终着眼于人的基本生存状况，通过对西方现代性道路中的理念论、末世论、原子论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问题的反省，试图为我们提供洞察中华文明的新的可能性视野。针对理念论与末世论，陈著基于中国传统，提出一种历史生生论，将历史理解为一种敞开性的生成过程，并肯定其中包蕴着变化与可能，在见诸行事中也扬弃了二元对立的认知结构。文明一词的使用，在强调整体性视域的同时也对由个体出发的原子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提出批评，并指明了理解个体生存的基本前提。更进一步，将文明理解为道体在历史中的展开，强调个体在生存中的主动性，不再乞灵于绝对理念或上帝意志为历史提供动力或目的，也为我们提供了超越虚无主义的契机。

主题报告第三场由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首先沿着陈著对历史普遍性之重建问题的思考，对“具体的普遍”这一概念展开考察。沈教授指出，不同于黑格尔以包含普遍与特殊的绝对之普遍界定“具体的普遍”，陈著明确将其规定为由特殊性所充实的普遍。经由这一区分，中西文明对“超越”的不同理解也得到凸显。不同于西方传统下所谓“外在超越”，中国思想更强调“内在超越”，后者体现在陈著中，则具体表现为思想任务由真理性向适宜性的转变。经由绕道西方，中国思想以迂回的方式重新发现自己，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前者予以融摄和吸收，进而实现对自身的丰富。此外，沈教授也对以“见诸行事”概括中国对待历史的特征、以“具体的普遍”容纳超越性文明单元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并强调有必要就文明主体问题予以深思。

上海师范大学邓辉教授对陈著提出了三项质疑：其一，就话语及其背后的思维问题，书中并未就沃格林笔下的“天下”概念同中国传统内部的“普天之下”“普世”与“普遍”两组差别较大的概念予以辨析，从而未能明确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历史性不同，极易造成误读，产生歧义，进而导致一系列问题；其二，陈著以“中道”思想作为其立足点，不能仅凭爱国情怀或意识形态，需要更具体地对“中庸”“中道”的源流，及其话语潜力进行考察；其三，陈著依托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和分析，然而后者建基于西方传统对“自然”“历史”关系的不同理解，因此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传统下未必存在。在中国语境下，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更多表现为紧密关联的“三合一”，因而呈现出同西方“思辨-分析”历史哲学不对等的逻辑。以文明论消解西方历史主义疑难的时候，同时也遮蔽了其力量。此外，邓教授还对“天下归仁”中隐含的文化专制色彩，以及陈著试图以儒家代表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整体理解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中国文化大学陈振崑教授由陈著针对沃格林的批判入手，提出沃格林使用了一种历史性视角，由宇宙论帝国进入天下秩序的历程判断中国精神突破不彻底、不完全。陈教授认为前者指向中华文明尚未完全脱离宇宙论秩序，后者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时代缺乏启示或有体系的思考，并非由上至下、由神至人，而是由下至上地展开对于天地的思考。在沃格林看来，这是思辨缺乏符号性、象征性的标志。然而，陈著对自孔孟特为彰著的仁性意识加以强调，由后者出发与西方所谓灵性意识或哲学意识并不冲突，甚至以其建基于具体的人际交往而可包纳之。不仅如此，在仁性意识内蕴着人道维度之外，还包含着对天道、天命加以强调，其中同样包含浓厚的超越向度，作为一种道德宗教包含超主体性。据此，陈教授也主张“文明论”在对深度、广度予以强调的同时，也应对超越性的“高度”有所阐发。

上海财经大学孙嘉琪老师将陈著的思考置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语境下加以考察，在他看来，陈著试图为多元主义提供一种非程序主义的基础，却也因此面对一系列问题。区别于当代政治哲学，如福斯特对“薄”及其背后所象征的共同性的偏好，陈著对“厚”特别予以强调，为此需要回应当代基于多元、宽容诉求而令哲学越来越“薄”的趋势。此外，在论述基督教哲学时，陈著将其同灵知主义做了一致性处理，这与书中对“超越”的论述一样并不合乎沃格林本人的论述。在孙老师看来，陈著中以天经地义人情三元一体构筑的普遍性，可被视作对当代公共理性证成的回应，在天人之际外，还涉及对人伦之际的思考。但是，这一观点究竟会导向一种重返德性形而上学的道路，抑或是沿着后形而上学的探索，还须拭目以待。

主题报告第四场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的黄晓峰老师主持。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首先由中西文明的历史意识问题入手，中国文明对历史的理解建基于对一个天地的共识，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是故中国人并未发展出类似基督教上帝、印度阿特曼等抽象意义上的绝对。中国人所讲的神不脱离感官，经验性的鬼神与人一样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并不是一种绝对超越的东西。就此而言，中国人总是生活在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中，后者依赖人与人的关系而得到构筑。人际关系相对人神关系的优先性导致中国人的政治、历史意识发达，不同于西方传统将这种关系视作神对人的教导，中国人往往将其视作一种对先祖既有经验的继承和对其错误的借鉴。由上述角度理解中国文明性格，有助于我们逾出民族主义情绪，发现我们历史意识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后者也即安乐哲所谓“文化预设”。方教授强调我们需要对这种武断却效力强大的文化预设有所领会，认识到究竟是什么在塑造我们的心灵，从而得以更好地同西方展开对话，做到文明互鉴，真正建立起一种多元的文明视野。

云南大学王志宏教授由“文明论的历史哲学”这一书名展开思问，指出我们首先需要就“文明”的内涵予以限定；随后，文明“之间”需要明确讨论的范围，陈著更多局限于中西之间的比较和会通，却忽视了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文明，可能造成讨论丰富性的降低；其三，就文明如何具体地表现于历史之中，更多涉及天人之际与中外之别两个层面的问题，王教授认为陈著精于前者，而对后一层面有所疏忽；其四，文明论也关系到“启蒙运动”和现代西方的问题，现代西方文明之为“现代”西方，更涉及现代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同我们对文明的总体性认识紧密相关；其五，相较于西方历史哲学，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历史的思考有其不可取代性，有必要充分挖掘。

湘潭大学张晚林教授则从“义理架构”与陈赟教授一道思向文明论问题。在他看来，儒学的义理模式应当包含三个层面：其一是以天理肯定法则的实存性；其二是于工夫中彰显上述法则之实存；其三是要求法则的实践内在地关联着亲民以及止于至善。作为“明明德”之内涵的不同侧面，上述三者具体表现于孔子哲学传统下《大学》的三纲领中，分别以“天”“本性”“大同”而得到标识，共同展现了宏大的义理架构，基于理性本性而来，是故先天必然而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与可行性。这一架构在宋明理学脉络下又进一步被充实为心性学、道德宗教和道德宇宙论的三边形架构，其中任何一边都必然蕴含着另两边。

西北政法大学张磊老师认为，陈著包含两项任务：第一，是针对既有的、逐步丧失解释力的历史哲学叙事展开解构、批判与回应；第二，论证中华文明标识了一种在黑格尔哲学遭到解构之后，仍具可能性的视角。陈著特别强调直面人类有限性，这一点在中国传统中表现为对于忧患意识的强调，忧患源于对生活中各种问题的焦虑感。为此，陈著提出“反脱嵌”，提醒我们一种关于历史哲学的思考不应脱离实际问题。张老师认为，历史主体首先应当是面对集体问题而感到忧患的人，这种忧患是自觉的、悲剧性的，而非被动的怨天尤人。更进一步，历史主体的问题也与功夫论相关，无论是君子抑或庶民，每一个愿意思考、关注他者的人都可以参与到历史的生成之中。

主题报告第五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毛衍沁老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首先就“文明”与“文化”加以澄清，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与风俗相关，并无是非高下之别，文明则必然地涉及高低。余教授强调，当一种文明不能自我解放时，接受其他文明并不尽是坏事，在文明遭遇的大背景下，应当抛弃既有文明中的不足，积极接受先进文明。除了对陈著在文本诠释、未来关怀与概念关联加以检讨，余教授也就公羊家对“夷夏之辨”的思考加以关注，主张这一辨析并非种族性的，而是基于文明之别而展开的。由这一辨析，余教授进一步以对“欲望”的不同姿态区分中西文明，中华礼乐文明强调对于欲望的节制，而现代西方文明则更多地试图令欲望得到释放。

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副教授则从《五经异义》中“天子一爵”这一范例考察汉代经学思想影响下特有的文明秩序。结合陈著对“治出于一”向“治出于二”的转变进行的梳理，高教授强调，汉代经学中，既包含宇宙论秩序，又有经孔子创制而精神突破的痕迹。作为一种彻上彻下的文明形态，汉代经学强调以血缘人伦构筑天人关系；天子受天所命，以敬民而事天；基于五德终始说，而令天命在一个动态的天道政治观中得以不断流转往复，保证政治活力，也体现天与君的神圣关联。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孔子开辟了仁性显神的文明场域，但天子仍作为宇宙论秩序的担纲主体而承担天命。

主题报告第六场由上海财经大学倪剑青副教授主持。上海财经大学徐国利教授以近代哲学家、历史学家朱谦之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对儒家作了为唯情主义生命哲学的解读，强调情为宇宙生命本体，并以此为依托建构历史哲学，将本能视为历史进化的动力，指出历史由三种本能驱动而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形态。尽管哲学性的中国文化虽低于科学文化，却也因其富有艺术精神而有普世价值。根据朱谦之，现代中国文化复兴应在充分吸纳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走向唯情主义的艺术文化阶段。徐教授高度评价朱谦之的哲学贡献，但也就其对《周易》的唯情主义解读提出质疑，指出其难免强制阐释之嫌。

北京社会科学院孙伟研究员着眼于陈著第三卷对宇宙观的思考，上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永恒”与“转瞬”的论述。在柏拉图看来，最高的理念与个别具体的差异性认知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隔阂，二者之间相互转化则有赖于“居间者”。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看法相似，主张一多不可分割，既要有关于事物多样性的感性认识，也要有对于这些感性认识的统贯性思考，二者不可分离。在中国哲学的脉络下，荀子和孟子均以“诚”为贯通天道与人道的原则。对孟子而言，人通过对天之“诚”的模仿和遵循，就能成为一个感化或感动他人的有道德的人；在荀子看来，“诚”作为天的品格而具有无限性，对人而言，这种诚又必须形诸具体事物。有限的形与无限的诚规定着人的具体生存，并进一步展开为“治”与“善”、多与一的要求。就永恒与转瞬之间的“居间性”而言，如陈著所注意到的，中西思想表现出相似的旨趣。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杨立君老师认为陈著对中国传统之核心的把握精准且富创造力，但对儒家与基督宗教、黑格尔与基督宗教和灵知派等居间问题的处理尚有化简之嫌。就陈著对保罗传统的论述，其对保罗传统的刻画因凸显与大地联系的切断、远离世界的灵性共同体和宇宙论层面的二分法而与保罗本人的思想相距甚远；就其立足儒家文化对基督宗教展开的批判性分析，不应将基督宗教等同于以色列文明，前者已经对中道真理有所实现，且对天主教与东正教而言，个体层面对内圣外王的追求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就陈著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判摄，通过对背景知识的补充，黑格尔可被视作灵知主义在理论层面的集大成。基于上述讨论，杨老师将陈著对历史变化的分析置于施米特的敌友划分论中，强调现实层面应对他者的实践不可能一劳永逸，应以虚己、明辨、与时偕行加以应对。而就如何超越这一敌友关系，杨老师认为，诉诸儒家的天下归仁或基督宗教的普救论，或许是一条在终极意义上消除敌人的可行之途。

主题报告第七场由上海财经大学孙嘉琪老师主持。针对“文明论”，重庆大学张文涛教授进一步引入了类型论与价值论的区分，主张前者涉及多元平等，而后者则不得不面对文野之辩的问题，基于后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明的再定位问题。陈著所采取的“共生”策略更多处于第一层，乃是受到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挤压而引发的理论反制。区别于文明类型论将“文明”与其他文明类型对举，文明价值论则将“文明”同野蛮对举。通过两个层面的区分，普遍与特殊的张力可以得到化解，就价值论而言，每个文明都必须坚持自身的普遍性，从而建构其主体性。此外，张教授还提出通过重新激活循环史观、改变对“历史”的认识而超越西方线性历史观，同时也检讨了沃格林的限度问题，认为其从西方帝国叙事出发，以实践的普世主义无法理解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张教授强调，今天的我们必须绕道西方思想并重新发现自身，借助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工作更好地激活和重构我们自己的传统。

中山大学陈畅教授则借陈著的启发，对黄宗羲思想中心性与政治分立的所谓“一人分饰两角”的问题展开考察。既有诠释往往倾向于主张其思想中包含心性层面的守旧与政治层面的开新。陈教授则指出，基于气论而展开的历史文化宇宙可以实现二者间的贯通。针对黄宗羲的文质论，陈教授认为其涉及文明程度的差异，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客观公共言论的重要性，在思想史层面可视为对泰州学派的破坏性力量的节制，换言之作为晚明心学代表的黄宗羲实际上思考的实如何从道德形而上学转向政治领域并加以制度化。通过引入陈著中将工夫视为人之参与生存论真理的看法，陈教授主张阳明后学的思想发展，逐渐加强了对性与天道和气论的论说，在刘宗周处表现为“以心著性，归显入密”。由此，读书成圣与改过工夫通过气论联成一个整体，从而令心性有其落实，历史有其指归。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研究员以“具体普遍性视域下的文明论建构”为主题对陈著加以梳理。在第一册中，陈著完成了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梳理，并描述了单一文明向多元文明的转变进程。若仅着眼于西方思想，则这种转变并不完全，未能再走出基督教终末论叙事后给自身提供意义和动力，为此，陈著试图援引儒家仁学予以解答，将天下归仁视为历史哲学的最高宗旨，在消化西方自由精神的同时力图在中西之间保持中道而建构新的历史哲学。在赵老师看来，本书也引申出三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其一，在作者所设想的人类文明第二、第三阶段中买入价文明应当如何定位，是否能有效吸纳其他文明；其二，儒家思想与自由的关系，尤其涉及对于黑格尔批评的回应；其三，有关西方哲学的时间观同历史哲学的关系，尽管本书在对线性史观加以批判的时候有所涉及，但就“时间观”这一主题，仍有待进一步的专门考察。

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老师基于陈著中“治出于一”“治出于二”的基本划分，聚焦《礼记·月令》，对其中涉及的时间意识转变进行专题探索。她主张，尽管古代中国一直强调顺应天时，但“天时”对人的意义在精神突破前后表现出不同的旨趣。在精神突破发生前，我们对四时的理解往往同一种宇宙的自然节律相关，而在孔子以后，人们经由“礼”感受四时运化，从而进一步将其体验为一种承载天德的天象。在这一过程中，礼也同一种包天包地的道德意识相关。褚老师强调，陈著立足治出于二，反思治出于一的三代秩序，以仁性意识标识精神突破，并将传统礼制转化为一种辞让之心，以彰显其中的心性品质。但对于仁性的强调仍需落实到一种“礼”的转变中。

主题报告第八场由上海财经大学付健玲老师主持。西安科技大学陈志伟教授指出，陈著在将多元主义楔入文明论概念中以改造西方意识形态上一元主义的文明论的前提下，对多元主义文明论视域下中国传统历史的基本特点加以全面阐释。同时，立足现代处境，陈著对儒家思想予以创造性重构，提出天道运行的天下观和生生不已的仁道原则以统摄西方政治领域的正义自由原则。与此同时，陈著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包括如何面对西方文明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天道和人道等富于道德色彩的概念看待自然与历史是否合适，仁道原则与自由原则的关系具体该如何安置等，都值得在多元主义文明论的地平上进一步追问。

陕西师范大学江求流副教授认为，通过对沃格林中国精神突破叙事的反思，陈著试图修正并重构天下时代的中国图像，后者具体表现在历史主体、符号形式、人性位点、生存真理四个层面：首先，就历史主体而言，圣人而非帝王成为中国精神天下的担纲者；就符号形式而言，区别于启示或哲学，经史成为了象征中华传统的文明符号；就人性位点而言，不同智性或灵性意识的仁性意识得到高扬；就生存真理而言，在人学真理与救赎真理之外，中道成为了标识敞开于神人之间基本生存张力的元真理。

山东大学段重阳老师就人性概念予以分析。沃格林对天下时代的分析特别将对人性（人之本质）的思索视作其标志性事件，并同对宇宙内秩序变化的克服相关联，可视为人类生存秩序为自身奠基的尝试。心性的自然意味着人道的超越性根据，而自然的实现与否则同历史性相关，这也导致历史性外在于心性的构成，从而历史进程可能包含巨大的荒诞与虚无。对此，段老师指出既有的两条回应路线，要么将心性的最高实现置于历史之外对神的沉思，要么将“恶”视作心性自我实现的必要环节，二者构成历史抑或自然的非此即彼。由这一张力，陈著以“仁”的架构融摄具体与普遍的做法方能被视作对超越性体验本身的维护和提升，而得到更深沉的理解。

闭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陈焱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对与会专家们的建议和意见表示感谢，在他看来，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困惑的时代，魔法化的未来已经驱魅，过去依旧缠绕，时代危机不断。从中国传统出发可以发展出对文明的新理解，超越文野对立意义上的由进化/进步意识规定的文明观，这种新文明观意味着文质彬彬，文与质两个层面都能得到安顿，“文明的文明”必然是那种既能安顿自身的文明，同时也能安顿那些被视为不够文明的文明。我们可以坚持不同文明体的文明品质的差异，但不能走向文明等级论，相反，我们坚持的是意义等价论，即某甲之与他所属的文明的意义，和某乙之与他所属的文明的意义，是等价性的。陈教授强调，不应过分迷恋“文明”的话语而将其实体化，而应将其视作一种视域。由是观之，就“自然”与“历史”之关系，陈教授主张文明并不与自然相对立，反而作为包含自然、吸纳自然的原则而成立；就精神突破问题，陈教授追溯雅斯贝尔斯、沃格林等人以历史意识、超越性意识的诞生标识精神突破的做法，强调不应片面追求个体对于“神显”的稍纵即逝的私人体验，而应在生存形式、秩序形态及秩序根基的转变中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神显”只是起点而非终点；就历史问题，陈教授主张不应祈求于将神显诉诸实体化的神，而应超越神话思维，通过对客观精神的考察展开对历史的思索；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建构，陈教授认为并非黑格尔的体系本身，而是其背后蕴含的历史话语的暴力问题和黑格尔主义及其变形对我们时代叙事的支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我们对西方的检讨，乃是对深入到我们自身之中的西方，是作为我们自身意识的构成部分的西方的检讨。在陈教授看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沉思制约并影响我们话语和思维构架的“西方”，并由之理解我们的处境，在古今中西的交汇处承担起我们对自身、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

郭美华教授对研讨会进行总结致辞，强调思者要有勇气去担当自己的责任，超越意识形态的遮蔽而思向世界深处。就“文明”这一主题，郭教授主张当下我们需要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的转换，杜绝对他异性的排斥，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思考普遍性，立身于中国传统重思自由理想。最后，郭教授对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以及承担会务工作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