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东|怎一个“义”字了得——评新编扬剧《子胥过江》

伍子胥的故事是春秋时期最为惨烈最为残酷最为极端因而也最为精彩的传奇之一。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典故，渔父漂女舍身相救的故事更在民间广为流传。而戏剧舞台上有关伍子胥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仅京剧就有《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芦中人》《浣纱记》《鱼肠剑》《刺王僚》等，几乎写尽了伍子胥一生中的精彩片断。

近日，我在扬州又看到了一出好戏，这就是新编扬剧《子胥过江》。这部剧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讲述了伍子胥的故事，在申张人间大义的同时，对历史有新的发现和思考。其主题深刻，结构精巧，舞台呈现之美轮美奂，让观众在赏心悦目之余，发思古之幽情，生兴亡之感慨。

《子胥过江》的主题集中在一个“义”字上。

这个义，是孔孟主张的价值观之一。它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追求，也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准则。古人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义在其中，足见其重。伍子胥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从伍子胥所遇渔父漂女的舍生取义看，义的观念具有广泛的民间性，可能从远古到上古一直存在着，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之一。义不是孔子的发明，他对义的倡导，是对民间价值的提炼和概括。也正因为儒家的倡导，“义”成为民族的精神自觉，塑造了民族精神内核。

扬剧《子胥过江》接续了这一主题。剧中鲍牧的救孤是尽朋友之义、公孙圣的触柱、伍子胥的死谏是尽忠臣之义，而渔父的沉江、水生的自尽、云梦的自缢，都是为救素不相识的伍子胥而舍生取义，这种“义”更是动人心魄。它是对楚王残暴的否定，对伍氏罹难的同情，是源于人性的恻隐之心，是民间公义的力量所在。少时读《史记》中的此类故事，常常感叹古人的生命之轻，放弃生命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今看《子胥过江》却突然感受到生命之重。这是一种重义轻生之重。这种“义”的价值追求，可能是我们民族五千年赖以生生不息的动力之一。与同类题材不同的是，编剧借渔父之口对大义与小义、远义与近义之别，进行了上帝视角般的审思，说出私放伍子胥，是今日之义；但从长远看，因为伍子胥复仇灭楚，今日之义又成了来日之大不义，这种思考让全剧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更深或者更高的层面。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利冲突的当下，《子胥过江》无疑是一剂醒世的良药。

《子胥过江》的结构独特而精巧。五场戏加一个楔子，其实是一个倒叙结构。第一场“寄子”，先写晚年伍子胥出使齐国下战书，托孤于老友鲍牧。而后一个楔子，用梦境引入“旷野、林泽、江上”三场戏，倒写了伍子胥从楚国逃出生天的过程。最后一场“蹈义”，写伍子胥从齐国回到吴宫，死谏夫差。这种结构放弃了顺时序的叙事悬念，却形成了强烈的艺术张力，水生、云梦、渔父的奋不顾身与伍子胥的慷慨赴义相得益彰，强化了全剧主题的表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水生云梦渔父发挥了伍子胥精神偶像的作用。

《子胥过江》深得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具有传统戏剧的深厚魅力。当下许多舞台戏剧重装备轻内涵。舞台美术极尽奢华，艺术内容却寡淡无味。听戏看戏，观众要的是戏，不是舞台装置。《子胥过江》深谙此道，坚守戏剧艺术本体，在综合性、写意性、程式性、节奏性等方面，体现出传统戏剧的优势。舞美简洁，发挥了时空的虚拟性。剧作文辞优美，富于诗意。人物关系简练，除少量龙套演员外，每场戏常常只有三人甚至二人，而冲突不断，好戏连台，意蕴饱满。演员表演更是上乘，主演李政成，扬剧成名，京昆成家，唱念做打，尽显大家风范，让观众处处感受到“角儿”的绝艺。更为难得的是，与他同台的青年演员，人人称职，将一个个配角演得生动可人。看这样一台扬剧，真正是一种享受！能够与梅兰芳同时代的人是幸运的，能够与李政成罗周同时代的人也是幸运的。

近十年来，李政成与罗周合作了多部扬剧，我看到的就有《不破之城》《衣冠风流》《郑板桥》《千里江山》等。这些作品将扬剧从一个地方小戏，变成了一个能够承载重大题材、家国情怀的“国剧”。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必将为中国当代戏剧史所记载。

值得一提的是，《子胥过江》由扬州扬剧团和仪征扬剧团联合打造。这是对仪征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开掘。仪征有胥浦河，因伍子胥而得名。相传，伍子胥遇渔父和漂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条胥浦河边。这种历史传说已经成为仪征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刻影响了仪征的历史和文化。今天，仪征仪征，“尚义求真”，昭示着人们的精神向度。而《子胥过江》既是对仪征城市精神来自历史深处的呼应，更是对当世人们精神高度的呼唤。也正因此，《子胥过江》这一地方题材具有了普遍意义，历史题材具有了现实意义。也正因此，说它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成功范例，当不为过。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文联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