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王耀武被特赦，刚出狱他就说：我请求见一见粟裕将军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过去国民党中的重要将领，王耀武因“曾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接受了长达十年的劳改。

1959年，王耀武由于表现良好，被首批特赦出狱，而在出狱前，有人问王耀武：“出狱以后，你最想见谁？”

当时有人猜他想见子女，有人猜他想见朋友，没想到，王耀武给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我请求见一见粟裕将军。”

不见亲人，不见朋友，却要见一个在战场上的“冤家对头”，王耀武的这个答案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谭家桥战役：王耀武和粟裕的首次交锋

作为从黄埔军校的三期学员，王耀武曾经在战争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他曾经被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具指挥能力”的将领，一手缔造了国民党的“顶尖王牌军队”，并且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而这位优秀的“战争指挥家”，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国民党和军阀之间的战斗当中。那是1925年，国民革命军为了剿灭长期占领潮州、汕头的军阀陈炯明，开始了第二次东征，刚刚毕业的王耀武奉命随军。

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露自己卓越的指挥能力，而他的“冒头”，也很快得到了当时国民党军领导的赏识，将他从一名排长擢升为了上尉连长。

1930年，由于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王耀武再次升任团长；在此后的1932年和1934年中，王耀武又两次参与了围剿红军的战争，升任旅长一职：也是在1934年11月，第二次围剿的谭家桥一役中，王耀武第一次遇上了他的“宿敌”：粟裕将军。

当时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正在准备万里长征，而方志敏和粟裕带领的这支队伍奔袭闽南，目的是试图夺取福州的同时，能够牵制国民党军的力量，让主力红军能够顺利地脱离。

11月24日，方志敏带领着红10军团和红20师在汤口和寻淮洲的红19师会合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前往谭家桥。

在路上，方志敏闻听国军王耀武所带的部队正在孤军追击，便决定借助乌泥关至谭家桥这段公路两侧的有力地形，将对方伏击在此处。

12月24日上午，王耀武所带的国军队伍搜索到了寻淮洲所设定的伏击阵地前，双方因此开始了交火。

1935年1月，方志敏指挥队伍向赣东北回撤，却由于叛徒出卖，队伍在怀玉山区被围困，方志敏因此被俘。

军团的另一边，粟裕带领的八百多人的军队在王耀武铁桶一般的围剿下，强势突出重围，重新组成了挺进师，在江南一带打起了游击战，继续策应和掩护红军长征主力北上。

王耀武也因此开始注意这位军事参谋长，在之后的战争岁月里，王耀武开始大量搜集粟裕的资料，粟裕的所有战争和指挥资料，在他的案头足足垒成了一大摞，可见他对于粟裕将军的关注度。

二，解放战争中的多次对决

其实，在王耀武观察粟裕的同时，粟裕也注意到了这位国军的对手，尤其是在国共联合抗日后，他一直在认真地研究着王耀武的战争风格，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内战做好准备。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单“逆潮流而动”，再次悍然发动内战，而粟裕也在山东战场上，再一次和王耀武“狭路相逢”。

对于粟裕而言，谭家桥一役一直是他心中的隐痛。

因此，在1946年下半年，粟裕抵达山东战场后，闻听自己的对手正是王耀武，作为华野军团的副司令，粟裕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小心谨慎地与当时华野军团的最高司令员陈毅一起商讨对策。

由于前面国民党军屡战屡败，蒋介石亟需一场大胜来稳定军心，因此，当时的山东战场情势可谓是颇为严峻：为求胜利，蒋介石从南北两个方向分别派军，将解放军挤压在了山东临沂至济南一带，准备从两头包抄我军，来个“瓮中捉鳖”。

而彼时的解放军，不论是装备、武器还是人数，都远不及国民党军队，难以和位于南线、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持久的消耗战争。因此，粟裕和陈毅再三讨论后，准备放弃临沂，转道去向北线，先将王耀武所带领的李仙洲集团解决掉，而后再想办法解决南线。

为了虚晃一枪，让国民党军麻痹大意，粟裕指挥大军先做出一副要向西撤退的佯态，在临沂附近架设防御阻击阵地，并且装模作样地在衮州地带的运河上搭起了浮桥。

南线的国军果然上了当，坐镇南线的欧震将军，以为华野军团在两方国军夹击之下心生退意，指挥国民党军队轻松攻下了临沂空城不说，还当真跟着“撤退”的解放军追到了运河以西的位置，准备趁机将华野主力军队尽数歼灭。

在欧震军团“中计”的同时，粟裕早已经带领着真正的华野军团主力离开，悄无声息地快速移动到了莱芜以西的位置。

此时，位于北线的王耀武已经察觉出来不对了：根据他对粟裕这么多年战争风格的研究和了解，粟裕并不会“打不过就跑”，而北线国军中真正具有作战能力的只有七万余人，无法和粟裕正面抗衡，因此，王耀武向国民党高层提出暂时将北线军队后撤，以备不虞。

然而，蒋介石盼望胜利已经太久了，对于后撤这种看起来比较“怂”的做法，并不十分赞成；同时，国民党高层军官大多数要么明哲保身，要么急功近利，国军总参谋长陈诚甚至越过王耀武，直接命令北线军团不得后撤，李仙洲军团不得不再次返回原地待命。

其实，王耀武对于粟裕的判断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也算是较为精准，也能看出来他对于粟裕了解得很是透彻。但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互相的掣肘与不信任，也是导致他们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国民党不败天理难容。

1947年2月，华野军团在粟裕的指挥之下，以迅雷之势对莱芜及其附近城市发起攻击，王耀武虽然急令在新泰的国四十六军回撤靠拢，却仍旧败在了粟裕的“口袋阵”之下，解放军先后攻克博山、锦阳关、口镇等地，仅花3日，便将北线的李仙洲集团一网打尽，王耀武在山东一带打开的局面自此全部泡汤，人也不得不暂时退回了济南城，另做打算。

1948年4月，兖州解放，王耀武所在的济南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座孤城。

王耀武心灰意冷，向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然而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地认为济南地处要塞，“必须守”。

迫于无奈的王耀武只好绞尽脑汁，制定出了“20日守城计划”，认为自己只要守住济南机场，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而在中共中央看来，济南也是一个解放军南下时必须夺取的战略基地。

因此，在粟裕和中央军委的再三讨论下，最终敲定了于9月16日对济南城发起攻城攻击。

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解放军成功逼近济南西郊，而后兵分两路，西城集团继续猛攻济南，东城集团则在炮火的支援之下迅速占据有利制高点，不断击退国军，并且炮火封锁了机场，这一下，王耀武“翻盘的希望”彻底落空。

在这一场战役当中，察觉到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士兵、将领纷纷倒戈，王耀武自此“无力回天”：9月23日，济南外城逐步失守；24日，解放军攻克济南东南角，大明湖外失守，王耀武率领小部队突围至寿光县，却在老乡民房中被捕，当天晚9时，彻底解放济南。

三，“相逢一笑泯恩仇”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于这些“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国军将领一一进行了“清算”，对于中央而言，这些将领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固然不可抹杀，在解放战争中犯下的过错自然也要一一负责，而王耀武自然也无法逃脱。

在根据王耀武这些年战争中的综合表现，以及在济南抵抗前将无辜百姓和城内党员尽数放出城的“示好”行为，中央最终决定，将王耀武送往北京的功德林接受劳动改造。

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涯中，由于王耀武态度良好，积极学习，表现优秀，在1959年的首批特赦时，王耀武的名字正在其中。

至于在出狱前，王耀武再次请求想要见粟裕将军一面，不仅仅是因为对昔日对手的“惺惺相惜”，更因为他听说了一件事：

在一次会议前的闲聊中，有人和粟裕将军谈论起了国军的这些将领们，而在粟裕将军看来，国民党军中指挥能力最强的，一位是杜聿明，另一位便是王耀武，而比起杜聿明来说，王耀武战斗时的“心态更稳”，即使暂时落于下风，也不会就此自乱阵脚，因此更能够逆境翻身，也更值得他尊重和称道。

这份对王耀武的评价，几经辗转，竟然传到了王耀武本人的耳朵里。

听完粟裕将军对自己的分析后，王耀武也十分震惊：原来，粟裕将军对他更是“知己知彼”，因此在解放战场上，自己“百战落败”，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粟裕将军看人精准的钦佩之心，加上对其战斗风格的“惺惺相惜”，使得王耀武在劳改出狱后，心心念念想要见他一面，而最终，粟裕将军也答应见上了王耀武一面。

这两位对敌多次的“对手”，在见面后握手言欢，“相逢一笑泯恩仇”，将那些过往共同掩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其实，对于很多在战争中“走岔了路”的将领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仍旧为他们提供了“重头再来”的机会，无疑是一种上佳的优待。

而这种对于对手的尊重和包容，这也足以展示出我们共产党的气度与风范。

如今的中国雄踞在世界的东方，作为中国当家作主的“新一代”，我们在牢记历史的同时，宽仁为本，而这样具有善良的锋芒，才是雄起的新中国最好的对外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