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荐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制度可塑性悖论初探（李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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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语录

（2024年9月1日）

历史真正吸引我的是人的复杂性，更具体地说，是人在复杂境遇中的应对，以及命运流转。

————〔中〕南朝《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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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制度可塑性悖论初探

作者 / 李凤云

河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比较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2辑（总第25辑）；比较政治学研究集刊CSSCI

以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间断均衡等理论为代表的历史制度主义第一波理论发展，为突破制度决定论、制度惰性等理论困境，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丰富探究工具，发展出了不同形态的渐进的、内生性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中，学者对制度等变量及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更为丰富、细致和深刻，是为历史制度主义第二波理论发展。

与此同时，内生性制度变迁理论的较快发展引起了多位学者的理论反思。卡珀西亚指出，反观当前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相较于制度如何建构行为，学者更多关注行为如何改变制度，这可能会使制度显得太容易被改变（overly plastic），并终将导致在理论建构中弱化制度自身在政治发展中的实质作用。瑟伦等提出，历史制度主义早期对制度的探究存在两重想象：一重是相对稳定并得到有力执行的作为自变量的制度，另一重是周期性出现的关键节点处具有高度可塑性（highly plastic）的制度。这一评述对当前制度变迁理论的深入发展仍具有启发思考的重要作用。比较能概括和代表这些理论反思的是豪尔提出的制度可塑性悖论（parodox of plastictiy），即“越是关注形塑制度的因素，越是疑问制度对政治的形塑”。伴随上述理论反思，历史制度主义主流探究还出现了呼吁“带回观念”的动向。为什么是“带回”？本文接下来将会详述“带回观念”这一呼吁背后的来龙去脉和理论关联，即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不同分析路径、观念变量在其中的不同理论作用，以及不同分析路径之间交流互鉴的状态变化进行介绍。那“带回观念”可以突破制度的可塑性悖论吗？本文认为，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然而要突破它还需在理论建构上重视对制度正当性的考察，探究它与观念、制度的稳定和变迁之间复杂的动态关联，拓展制度理论建构的视野和空间，从而为建构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于一体的制度发展理论提供助益。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不同分析路径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和建构存在物质和观念两条分析路径。在物质分析路径学者看来，制度和利益具有物质性特征，在分析中具有第一位性。在观念分析路径学者看来，观念变量在分析中具有第一位性，先于制度和利益。显而易见，前者是制度变迁理论发展和建构的主流路径，后者的研究成果则经常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

秉持物质分析路径的历史制度主义学者从多个视角构建出了不同形态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从共时性视角对制度自身展开考察的制度交织理论和从历时性视角对制度自身展开考察但关注制度执行及执行效果与制度设计初衷之间形成落差的原因，并认为它们是制度发生变迁的主要因素。立足于文献梳理，也有理论提出制度自我削弱的反馈机制，并列出了三种形式：由于制度运行的效果不达预期而造成的损失；民众认知的改变；随着时间的展开，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会增多。

另外也有理论关注政治冲突，尤其是由于制度理念不同而引起的冲突。还有理论关注制度体系和理念体系的不协调，它指出：首先，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变迁的探究长期饱受简化论（reductionism）、依赖外部冲击、过度强调秩序和结构等诟病；其次，虽然观念分析路径对制度的变革和行为者的自觉能动性更为敏感，但单凭观念还不能激发行为者的策略性行为，而且按其逻辑，制度的变革似乎是从一种观念均衡转向另一种观念均衡；最后，政治中的制度安排很少是简单或和谐力量的产物，多是多方力量相互妥协、制度叠加制度的结果，而且制度的安排通常是其制定时特定情境的产物，而情境会发生变化，由此产生的摩擦、不合规则性及不连贯性皆孕育着制度的变革。该理论进而提出制度和观念并重的分析路径，然而关于如何建构这一分析路径则并未展开。

综上，物质分析路径自身的理论发展正逐步导向对观念变量分析的重视，然而从中不难看出，它远非观念分析路径。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对观念变量分析的注重并不需要对它从头开始展开研究，因为观念分析路径的许多理论成果对此已有较为深入的探究，尽可借鉴。

大体而言，制度变迁理论的观念分析路径主要包括规范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和话语制度主义三类。相较之下，话语制度主义自诞生以来便不断进取，理论应用愈加丰富，本文将较为详细地介绍。然而另外两类也不能忽略，了解其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和观点对推动制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启发思考和提供借鉴的重要价值。

一般认为是马奇和奥尔森创立了规范制度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制度未必是正式的结构，它更应该被理解为是规范、规则、理解以及行为惯例的集合，它的本质是规范。行为者的行为遵守“合适的逻辑”，制度大致可等同于“合适的逻辑”的表达。因此，制度如果是有效的，那么受其规范的行为者更在乎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规范而不是自身利益的得失，并且这种规范既是世代长久的，又几乎是天然地具有正当性。

相较于规范/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变迁则更具解释力，因为它本身便是对历史制度主义自身，或者更准确地说，制度变迁理论的物质分析路径，阐释制度变迁乏力的一个理论反思。建构制度主义认为，受制度规范的行为者是具有策略性的，他会基于对制度等环境的认知，致力于实现一些复杂的、依情况而定的、不断变动的目标。另外，行为者的利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即行为者决定如何行为不是基于行为者的客观利益而是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主观认知。换言之，在充满制度和关于制度的各种观念的世界里，行为者策略性地追求着自己的利益，什么是可行的、正当的、可能的和可欲求的，既受行为者所在制度环境的塑造，又受并存的政策范式（policy paradigm）和一般观念的影响，正是通过这样的“认知过滤器”（cognitive filters），策略性的行为在经过权衡之后发生，因此可以说是对利益的认知指导行为者如何行为。换言之，如果行为者没有对利益形成认识，那么它就无法促发行为（It is ideas that render interest “actionable”）。此外，建构制度主义理论还认为，制度是建立在观念之上的，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同样具有制约的作用，即建构制度主义既强调制度的路径依赖，还强调观念的路径依赖。

重视观念和话语是话语制度主义的题中之义，理解这两个概念是把握话语制度主义理论体系基本逻辑的前提。依据观念的覆盖性，政治学家通常在三个层级上使用它：首先是直接体现在政策中的观念；其次是位于更深层次、支撑一系列政策、具有范式性质的观念；最后是位于最深层次、最具根本性的哲学层次上的观念。其中哲学层次上使用的观念是前两个层次观念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前提，也是对它们最为根本的指导和规范。行为者会讨论、争论前两个层次的观念，而后者除了在重大危机时刻之外却很少被谈及。依据观念的功能，可以把它分为认知性和规范性两类：前者围绕的是从利益和必要性两个方面使政策和项目合法化；后者围绕的是从与公共生活中更为根本的原则和价值的一致性和共鸣性等方面使政策和项目合法化。话语关注的是行为者传递观念的互动过程，即观念是话语的实质性内容。话语的形式可分为两种：从政者之间的协调性（coordinative）话语和从政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性（communicative）话语。

话语制度主义阐释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如下：制度既是有约束力的结构又是意义构造出的“实体”（simultaneously constraining structuresand enabling constructs of meaning），内化于有认知能力（sentient）的行为者，行为者会通过话语交流（话语传递或改变着观念）来达成集体行动，继而维持或改变制度。也就是说在有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行为者看来，制度一方面是有约束力的结构，另一方面也是意义的集合，这些意义会“指引”（enable）行为者创立、改变或维护制度，而话语能力使行为者交流观念、沟通策略、达成集体行动来实现制度的稳定与变迁。换言之，行为者深层的（背景）认知能力（background ideational abilities）和表层的（前景）话语能力（foreground discursive abilities）之间的联动对制度的稳定和变迁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观念分析路径对规范、行为者的认知、观念和话语等变量的关注与物质分析路径的学术关注明显不同，一些理论主张虽大为迥异，但又怎能不引人深思。遗憾的是，前者的理论成果并不怎么受到后者的关注和认可，但正如前文所言，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化，而且仔细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其实两者的论断也有不谋而合之处，这恰恰说明对观念变量增加理论关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二、制度可塑性悖论形成探因

制度可塑性悖论是历史制度主义主流探究或者说制度变迁理论物质分析路径遭遇到的一个困境，它之所以会显现可以说，首先是学者治学关注点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其次是历史制度主义主流学者受“价值无涉”主张的深远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对观念变量的深入探究而难以突破它的一个结果。

历史制度主义勃兴的背景使学者关注制度对政治行为的规范、约束和调整，这是自然和正当的，随即便产生了围绕制度趋于稳定这一论断的不同理论发展成果，是为历史制度主义的第一波理论发展。理论发展和理论反思通常携手共进。制度决定论、制度惰性等批评又促使学者开始关注制度如何变迁，随后发展出了不同形态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为历史制度主义第二波理论发展。但正如前文所言，它同样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理论反思，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制度可塑性悖论。不难发现，该悖论之所以显现与学者受学术反思驱动而改变治学关注点密切相关。如此看来，制度可塑性悖论的形成似乎是“合情合理”，但也不能因此就“不思进取”。

通过前文对不同分析路径相关理论成果的列举不难看出，观念变量在物质和观念分析路径中的理论作用大为不同。简言之，不同于观念分析路径中观念变量在理论建构中的优先性，在主流的物质分析路径的相关理论中，观念变量难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即使它出现在因果关系的分析中，那也不是基于观念自身所具有的理论价值，而只是作为既有因果关系的填充物（filler）来救场而已，所以也就只能起工具性的理论作用。之所以如此相异则与历史制度主义主流学者受“价值无涉”主张的深远影响而不愿给予观念变量应用的学术关注密切相关，然而阐释制度从稳定到变迁正如下文将要阐明的不可能不涉及对观念的分析。

其实，观念分析路径正是基于对物质分析路径中结构——自觉能动性理论困境的反思发展出的一种在理论建构上突出观念、规范和认知在制度变迁中重要作用的研究路径，只是这一主张自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对此，有学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剖析：一是在历史制度主义早期的理论背景下，历史制度主义学者认为观念正如文化一样不能成为政治学主流研究的一个分析变量；二是当时历史制度主义学者正在努力确立自己的本体论以寻求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平等交流，对观念变量的倚重显然会损害这一努力；三是秉持观念分析路径的学者不仅置观念于制度之上还在本体论上赋予它领先于制度的地位。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观念作为分析变量与历史制度主义的主流探究开始了一个“不自觉的脱离”（unconscious uncoupling）过程，主张观念分析路径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并未“进入”历史制度主义主流学者的研究视野。

但正如前文所述，历史制度主义主流学者在不断推进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境和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认识或者说“发现”观念，他们提出要重视观念变量对进一步发展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作用，并呼吁“带回观念”。具体而言，这一动向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促成：一是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正在经历深刻的观念变化，这使对观念的分析必然成为一个重点；二是主流的制度分析在阐述政治现实时遭遇诸多局限性，譬如对重大政治事件未能提前预测；三是在政治中行为者的目标和欲求，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对事件和情境的理解、解读和评判、因果关系评价所依据的理念，以及行为者对其他行为者对自己行为反馈的预判等均是制度分析的基础，如果忽略对这些问题的探究，那么基于制度和利益的分析也必然是不完整的。

综上，在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主流探究中，对观念变量的探究经历了从“入场”到“不自觉的脱离”再到“有意识的结合”（unconscious recoupling）的一个过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带回观念”这一主张仍受到一些学者的漠视和反对，但这正如要隐藏“房间里的大象”那般不切实际，因为甚至在彻底贯彻物质分析路径的学者那里，对制度变迁的阐释也暗含着对观念和认知的分析。因此可以说，现今已不是观念和制度之间的取舍，而是两者的共进。换言之，深入建构观念和制度并重的制度变迁理论也许是未来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保持自身学术地位领先的必要之举。那么制度与观念如何并进呢？克服制度的可塑性悖论便是突破点之一。结合前文分析，这需要历史制度主义主流学者一方面转变治学的关注点，即不再单方面地关注制度的稳定或变迁而是尝试构建集制度的稳定与变迁于一体的制度发展理论，另一方面突破自身视界的局限，给予观念变量应有的理论关注。

三、制度、利益、行为与观念

回顾历史制度主义文献，其在分析上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制度对行为的规范、制约和行为者具有自觉能动性这两点毫无争议，对前者的强调多是导向制度的稳定，常见于以路径依赖相关探究为主题的文献；对后者的强调多是导向制度的渐进变革或突然剧变，常见于以制度渐进变革或关键节点相关探究为主题的文献，两者似乎无法同时并存，这显然有悖于现实。

其二，路径依赖强调的是制度发展路径的基本确定性，关键节点强调的是某一时间节点处社会的无序及制度演变路径的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对前者的分析显然离不开对制度的分析，然而现有文献对后者相关问题的探究则多表现出明显的“非制度主义”（non-institutionalism）特点，这恰是新制度主义出现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图景，即它当初所致力于批驳的研究方式。近些年来，虽然这种冲突在对制度的渐进变革相关探究中稍有缓解，因为它至少是“部分地制度主义”（partly institutional），但在关键节点处对制度的分析仍是该范式有待突破的一个迫切的理论困境。换言之，对制度的分析应该贯穿于对路径依赖、渐进变革和关键节点等不同阶段的分析。

另外，回顾历史制度主义前两波的理论发展成果，制度似乎“不变”中无“变”，“变”中无“不变”；制度的历史也似乎只是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两者简单地叠加和往复，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有机关联。细细反思便会发现，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现象则与前面提及的两个不足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如果继续深思，不难发现，制度的可塑性悖论及前文提及的其他理论反思同这些现象可以说在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即皆与那两个不足紧密相关。因此，要克服制度的可塑性悖论还需要在根本上对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给予有效的回应。换言之，发展和建构集制度的稳定和变迁于一体的制度理论一定是建立在对这两个不足的有效解决之上。

制度规范、约束和调整行为者的行为究其根本则在于它是权力的外化形式，是对权力支配者利益的集中反映和高度表达，它同时还规范和制约社会其他群体的利益空间并且自身倾向于稳定不变。然而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各式各样危机的日益全球化带来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动，与之相伴的是各利益群体的涌现、重组和消亡，与之相随的是社会利益诉求总形态的持续变化，这些新的和变化着的利益诉求与制度化了的利益之间的张力也会因之发生变化。因此，要维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就要求制度适时地做出同频共振的改革，使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得以持续有效的协调。若非如此，受损的不同利益群体就会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寻求制度的变革。换言之，稳定的制度若不能持续有效地应对变化着的利益诉求，依存该制度生活的民众对其态度就会发生变化，便不再是一味地拥护和支持，即行为者开始寻求制度的变革或创立新的制度，制度也将随之表现为从稳定到变迁。接下来本文将秉持物质分析路径，借鉴观念分析路径相关理论成果，尝试对制度、利益、行为与观念进行新的理论阐释，以期有效回应前文提及的那两个不足，推动对制度可塑性悖论的探究。

从前文所述可知，制度变迁理论的物质分析路径是学者从不同视角探寻制度的内生性变迁为什么会发生，然而对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发生则分析不足。按一般逻辑，它无非是受制度规范的行为者对该制度普遍不再支持，转而寻求对其变革并达成集体行动，进而实现制度的变迁。按物质分析路径相关理论主张，制度一方面规范和约束行为者的行为，另一方面激发行为者的动机为其追逐个人利益提供机会，从而建构行为者的行为空间，进而形塑政治。虽然这里也提及行为者的动机等，但正如前文所述，它并没有给予其充分的理论关注。相较之下，观念分析路径相关理论成果对行为者的自觉能动性则有较为丰富的探究，表现为对行为者的观念、认知、态度等变量的深入分析。借鉴观念分析路径相关理论成果便知，有认知能力的行为者会策略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在他们审视制度时，会基于情境寻求维护或变革既有制度或创立新的制度。

进而言之，一般而言，经济的发展会引起社会一系列的变化，然而制度是相对稳定不变的，因而在不同时间阶段以制度运行效能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制度正当性则会处于不同的状态，因而它对行为者行为施加规范和约束的强度或者说行为者对其遵守的意愿强度会发生变化，继而诱导或激发出行为者不同活跃度的自觉能动性。换言之，制度对行为的规范、约束和调整及行为者的自觉能动性始终并存，只是在不同情境之下存在主次之分。当制度的正当性增强时，行为者遵守制度的意愿增强，寻求制度变革的意愿减弱，行为者自觉能动性的活跃度减弱，制度对行为的规约成为主导方面，制度趋向于稳定；当制度的正当性减弱时，行为者遵守制度的意愿减弱，寻求制度变革的意愿增强，行为者自觉能动性的活跃度增强，并成为主导方面，制度趋向于变迁，这相互间的关系可展示如下：

经济在发展，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形态在发生变化，然而制度化了的利益相对稳定不变，因此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张力在发生变化。如果现有的制度空间能容纳这份张力，那么制度则稳定不变；如果不能容纳，但制度能适时发生渐进性的变革来缓和甚至化解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压力，那么它依然能维持自身较强的正当性而稳定不变；如果不能容纳，制度又难以发生有力变革以有效化解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压力，那么它的正当性则会不断流失，直至不断积聚的压力冲破现有的制度框架，迫使它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形成历史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前两种情况下，制度是基本明确的，制度的发展路径也是基本“可控”和“可预见”的，然而在第三种情况下，制度则是无序和混乱的，制度的发展是“不可控”和“不可预知”的。如此这般，前文提及的两个不足得以有效解决，制度的稳定和变迁因之实现初步的一体的动态分析，从而为之后展开具体的一体化的理论框架建构提供可能。

四、理论运用

正如前文所述，克服制度可塑性悖论首先要做到不再停留在只是对制度的稳定或变迁进行单方面地探究而是要综合起制度为何稳定和制度为何变迁的理论发展成果对多个变量和多重关系展开动态分析。那么回答稳定的制度为何会不再稳定而发生变迁，或者说安于既有制度安排的行为者为什么会想要改变它，便成为首要的研究问题。

本文接下来将结合前文对制度、利益、行为与观念的分析，以自由民主制制度为例，尝试回答上述首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制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挑战，民众对其态度正在从普遍的拥护转变为普遍地呼吁不同程度的变革。“通过自由选举而不断复制自身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最近在诸多情境下正失去其原有的可信性。”民众制度自信的流失还反映在民调数据上，据皮尤研究中心对四个主要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展开的一项民调，法国和美国大约2/3、英国大约1/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国家的政治体制需要重大（major）或彻底的变革（completely reformed），在形势较好的德国，大约2/5的受访者表达了相同的感受和观点，认为不需要变革的受访者分别只占6％、7％、12％和11％，其他受访者均表示需要较小规模的改革（minor changes）。

民众这一态度的转变还体现在外交方面。直至最近，自由民主制曾一度被认为是全球政治未来发展的方向，该制度下生活的公民更是引以为傲，他们热衷于向全球推广自己的制度，尤其是美国公民。然而根据皮尤对美国民众展开的一项调查，在一份列有20项长期外交目标的清单中，认为向他国推广民主应是首要目标的受访者仅达20％，位于列表末尾。当然民众寻求制度的变革不只体现在态度上还反映在行为上，各种新颖的民主实践形式预示着民主制度未来的变革。

民众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一般是较长的历时性视角，围绕的是连接着微观和宏观两端的中观制度，这三者内在关联且相互影响。譬如宏观的、基本的制度安排规范和制约着中观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空间，而后者适时有效的改革可以巩固前者的稳定。因此下文的案例分析虽是从宏观的基本制度安排着手，但这并非指它需要变革，更无意否定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而只是阐释宏观的制度安排会影响和制约中观制度的运行方式和效能，至于前者会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那要看中观制度能否适时、适势地发生变革以成功应对这些挑战。

西方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的重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代议制、政党制度、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和多样化的分权制衡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外在作用相互影响，内在逻辑也相互关联。譬如以自由和民主为例，“当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在自由主义这一更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之内逐步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是一种被嵌入到后者之内的民主制。这意味着对西方国家的整个政治系统而言，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而且从根本上受到自由主义一些基本政治价值的规范”。可以说，各式各样的分权制衡制度便是在民主框架内为确保自由不受损害而做出努力的体现。

接下来就以影响甚广的政党制度作为案例分析的起点。现今政党派别已是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标识，它在政党竞选、政策制定等方方面面影响行为者的行为。政党竞选制度使竞选连任成为理性政治行为（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主导逻辑，或者说对选票的追逐成为政治行为的主要考量，再加上竞选的较短周期性，这使在政治生活中对公共利益的思量从不缺少党派利益的算计，为避免政治上的功绩落入它党的口袋，舍弃中长期利益以在任内兑现短期利益便是理性的抉择，国家的中长期利益也因此较难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国家较少有中长期规划，甚至即使对此做出努力也可能会在换届完成后随即被推翻。此外，为扩大党派利益和争取连任，公共利益等均可拿来交易，选民的非理性偏好可大加迎合乃至建构。政治精英不守规则，缺乏协商和契约的精神等也助长了一切皆可政治化的不良政治生态。个人权力至上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的叠加加剧了不负责任的政治甩锅行为。

多样化的分权制衡制度大大延展了政党竞争的空间，为政党恶斗提供动机和机会。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政策的制定变成一个讨价还价、利益交换的过程，大大提高了政策的时间成本和协商成本，从而时常错过政策推出的最佳时机。然而即使这样的妥协政治目前也难以为继，演变为否决政治。总之，政党政治已难以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在为否决而否决中相互掣肘和内耗。

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是基于数量的多数决策原则，这可能会使一些特殊群体永久地成为少数，他们的利益诉求永远无法通过现有的制度安排得到实现，甚至难以进入议程。受资本力量的裹挟，民主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民主力量。政党政治、否决政治和民主制度自身局限性的叠加，有时会造成政府停摆甚至代议制运转失灵，后者表现为愈演愈烈的街头政治，乃至全民公投。街头政治是因为常规的制度机制无法解决一些利益冲突，而迫使民众以游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重大关切，寻求关注和解决的表现形式。全民公投实质上是把常规的制度运作长期未能解决的议题交由全体公民以投票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机制，虽然它的理念是主权在民，但它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和实践困境。

除了日益增多的街头政治和全民公投外，上述这般推崇竞争、制衡而非协作的政治生态滋生出的民粹主义这一政治难题更为复杂和棘手。民粹主义的盛行反映的是，“全球化时代以自由主义为潮流的经济秩序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政治秩序之间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以及深度参与全球经济秩序的精英阶层和被日益边缘化的草根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代表性危机的结果，政党的国家化是民主制度出现代表性危机的重要诱因。民粹主义的底色是“自由民主所面临的全面困境，代议民主的困境、精英统治的困境、政党政治的困境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这些论断无一不表明，民粹主义的盛行与政党制度、分权制衡制度、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代议制度等的运作未能及时有效地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

最后是日益凸显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对自由主义秩序引发的持久存在的孤立和无视的一种回应，它实质上是自由民主体制自身结构使然的一个结果。选举民主制内含四个方面的结构性弊端：多数人的暴政、经济富裕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参与选举投票的人对未投票的人（如未出生的人和外国人）的暴政，以及崇尚争斗的公民对崇尚和谐的公民的暴政。这些内生弊端促使那些“不可能诉诸多数决定程序解决自身利益诉求的个人或者群体，转而诉诸自己与多数的差异，并以这种差异为名为自己争取权利”。

综上，自由民主制不同制度之间互相关联，它们的运转相互作用和制约，同时它们之间的交织因其内在多重价值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使因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诸多问题难以在制度上化解，矛盾不断积聚，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愈加难以调和，各阶层与各团体几乎无法因公共利益而凝聚在一起，社会团结被瓦解殆尽，这造成难以破解的多重运行困境，即政党利益与公共利益和国家中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乃至对立及政党政治、否决政治的盛行、民主选举的失效、代议制危机引发的日益增多的街头政治和全民公投、民粹主义的盛行、日益凸显的身份政治，以及各阶层和各族群之间日益严重的社会撕裂。根据观念分析路径相关理论成果，有认知能力的行为者会策略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在他们审视规范社会各群体利益关系的制度时，会根据自身利益的得失寻求制度的维护或变革，甚至创立新的制度。结合前文对自由民主制制度运行困境的分析，便不难理解民众为何会普遍一改往日对制度的支持和拥护，转而寻求对制度的变革。

可以预见，假以时日，如果民众的诉求仍得不到妥善安置，那么民众思变的情绪就会愈加浓烈，他们变革制度的自觉能动性会愈加高扬，因之的努力和尝试会愈加丰富和密集，直至他们的诉求得到某种形式的解决。这可能是中观制度的某种变革，也可能是中观制度难以发生有效变革而最终崩溃，形成历史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当然，制度的变革绝非朝夕之事，不过就减少社会成本和发展成本而言，由权力支配者主动发起变革则最为可取，不过这需要多方面的因素来促成。但不管怎样，显然当下西方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制度安排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挑战，这是对它们的制度能否适时变革以与时俱进的重大考验。最后，以上分析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从历时的视角来看，如果制度运行良好或能够与时俱进以有效协调因时代和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众多利益诉求，那么民众对它的认可便会增强，即制度的正当性增强，制度也就愈加稳定；若非如此，制度的正当性便会减弱，民众安于既有制度安排的观念就会发生动摇，他们变革现有制度的意愿就会增强，民众愈加活跃的自觉能动性会促使他们做出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直至该制度做出某种变革或崩溃，以缓解乃至解除他们的困境。

第二，从历时的视角考察制度的运行能否有效持续协调社会不同群体变化着的利益诉求有利于推动对制度发展的深入探究。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不断改变着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关系，那么既有的制度安排能否同频共振地发生变革以持续有效地协调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将影响民众对它的态度，即民众会寻求创立、维护或变革。如此这般，对制度的探究将不再停留在只是单方面地对其稳定或变迁的考察，从而推动一体化理论框架的建构。

第三，拓展制度的比较探究。以往制度的比较较为关注制度运行的效果或功能，而对制度的历时性比较关注不足。譬如“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迥异的制度可发挥大同小异的作用和功能。其中尤以亨廷顿的论断广为人知，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当时关注的多是新兴国家，突出的是国家制度化水平的重要性，而本文关注的是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突出的是国家制度较高水平制度化之后能否适时变革以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的重要性。如此，对不同国家制度的比较便会因国家制度所处阶段的不同而相异，比较的将不再只是制度运行的效能，还将是制度自身在发展进程中能否展示适时变革以与时俱进的品质。

五、结语

要之，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多变量互动、多重关系交织的复杂博弈过程，政治学应该在理论建构上客观地反映这一过程，即在理论建构上应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纳入一体来做动态分析，而不应再停留在只是对制度的稳定或变迁进行单方面的探究。然而也不能因此就低估历史制度主义前两波理论发展成果的价值，因为正是基于这些成果的积淀，一体的理论发展和建构才有展开的可能。此外基于前文分析，这或许将会是历史制度主义第三波理论发展的主题，制度和观念并重将会是它的理论建构策略，即在秉持物质分析路径的同时，借鉴和吸纳观念分析路径相关理论成果，在理论建构上给予观念变量充分的理论关注。最后，行为者是安于既有的制度安排还是要改变它，这与制度运行能否持续有效协调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密切相关，但制度变革能否实现、如何实现还与其他许多变量相关，对这些变量和多重关系的分析最后都会落脚到对不同行为者行为的分析。构建集制度的稳定和变迁于一体的制度发展理论仍有许多探究有待展开，是为初探。

03

广而告之

（2024年9月1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作为“全球大外交青年智库开创者及代言人”，立志“为中国青年提供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渠道和平台”，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新青年的智慧和方案被全球看见”，“做好中国的智库外交、青年外交等民间外交工作”。“大外交”最早从2014年建设国际政治外交外事青年人才群，到2016年开始建设全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群，2018年开创付费社群模式，至今已建设成中国国际问题智库里具规模、具影响、垂直细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才社群矩阵（30个）。

“智库报告及思想共享群”系大外交智库（GDYT）创建，日更，为进一步给中国政府、企业、高校、媒体以及各类组织及个人等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分析报告、国别简报、每日信报、编译评议报告、时政分析报告、行业报告、产业报告、智库报告、政府报告、商业报告、经济报告、市场报告、品牌报告以及其他相关报告而组建的报告发布高端功能付费社群（￥1999/人/年）。

联系人：王盖盖 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理事长

微信号：GDYT-2017

请备注：“报告群-实名制姓名-单位部门身份/高校院系所专业-最高学历”（否则不予通过，谢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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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记事

（2024年9月1日）

2024年4月26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受邀入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顶端新闻，注册“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官方账号并加V认证。5月30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顶端新闻官方账号发布第一篇文章。6月4日，“大外交青年智库（GDYT）”顶端新闻官方账号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万；6月1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0万；6月18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20万；6月25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30万；7月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40万；7月8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50万；7月14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60万；7月21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70万；7月27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80万；8月3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90万；8月12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00万；8月24日，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10万；截至9月1日21时整，推文总阅读量突破1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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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日）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上共读》栏目）；2023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过咨询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大外交青年智库

Glory Diplomacy

让中国外交青年智慧被全球看见

为中国青年智库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