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合作研究项目“山东省临淄齐故城出土镜范与铜镜的考古学研究”历时5年圆满完成

中日合作项目“山东省临淄齐故城出土镜范与铜镜的考古学研究”自2018年10月正式启动至2021年10月研究报告书（初稿）编写完成，历时整整3年；至本次合作项目的研究报告书《鉴出齐都——山东临淄汉代铜镜与镜范的考古学研究》于今年出版，则是5年有余。这5年间，虽然受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影响，但在中日双方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按计划完成了预定的研究任务。

铜镜是考古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中十分常见的遗物。它既是古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照面饰容用具，同时也具有文化、宗教等其他方面的社会功能。在中国，铜镜大约出现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汉、唐两代最为繁盛，至明清时衰落并消亡。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古代铜镜不断演化，并自成体系，还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过较大影响。可以说，铜镜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是研究和认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及历史文化的独特遗存。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铜镜种类繁多、铸造精良，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早在宋代，汉镜即为金石学家们所关注和收藏，其后经久不衰。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代铜镜出土数量惊人，相关研究也渐趋科学化，学界在铜镜类型、断代以及纹饰和铭文所反映的观念、习俗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末，以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出土为契机，在手工业考古的视野下，从铸造技术、生产流通等角度来考察汉代铜镜，成为铜镜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20余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与中外科研机构合作，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且成绩斐然，包括2004～2006年中日合作开展的“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的考古学研究”项目，2011～2020年实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掘与研究”。后一个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科学发掘了一处汉代铸镜作坊遗址，为国内首次，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另外，这两个项目在完成后均正式出版了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前者还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报告。这些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将中国古代铜镜及铜镜铸造业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 中日双方交换《合作研究协议书》文本（2018 年6 月·日本橿原）

学术研究永无止境。在此前成绩的基础上，2017年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菅谷文则所长提出，希望就中国汉代铜镜开展进一步的合作研究。这一提议无疑很有意义，符合学术发展的需要，因而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次年夏，中日双方商定的“山东省临淄齐故城出土镜范与铜镜的考古学研究” 合作项目获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批准后正式启动。尽管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的严重干扰，但项目组克服困难，仍然按预定目标完成了各项任务，并圆满结项。这部集资料和研究为一体、强调科学性和精细化的研究报告——《鉴出齐都——山东临淄汉代铜镜与镜范的考古学研究》，便是该项目的最终成果。它的完成和出版，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在此，我向项目组表示衷心祝贺！向关心和支持该项目的各级文物管理机构、有关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及有关学者、对该项目成果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各有关方面，表示诚挚感谢！

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是日本著名的考古研究机构，长期以来致力于与中国考古学界的合作，对中日两国文化和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次合作再次取得成功，既促进了学术研究，也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希望今后继续加强与橿原考古学研究所以及日本考古学界的合作，在交流互鉴中携手推进东亚地区考古学的发展。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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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出齐都：山东临淄汉代铜镜与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全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白云翔，郑同修，（日）清水康二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4）作为此次中日合作研究项目的研究报告书，主要由上编“临淄出土汉代铜镜”铜镜资料编、中编“临淄齐国故城出土汉代镜范”镜范资料编、下编“临淄汉代铜镜与镜范研究”研究编和图版等部分构成。之所以做这样的构成，主要是基于对本研究项目以及学界研究现状的理解和认识。

一方面，本研究项目的研究对象是铜镜和镜范，学术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探讨铜镜的制作技术、生产、流通和使用等，而其基础在于对铜镜和镜范资料的科学的、细致的观察、分析和详尽的记录，舍此便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解析。

就汉代铜镜而言，它既是当时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日常用品，还是广为流通的一种商品，更是铸镜手工业的产品，通过对其进行科学、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可以为研究其制作技术、加工工艺、类型及其特征、产地风格、产品流通和社会应用等提供多方面的重要信息。长期以来，铜镜研究持续受到关注，各地出版了不少铜镜图录，也有不少的研究论著问世，是为可喜，但毋庸讳言的是，有不少铜镜图录或论著，缺乏对铜镜的细致观察和科学、详尽的记录，直接制约了铜镜研究的深入。

▲ 临淄地区出土汉代铜镜

就汉代镜范而言，它作为铸造铜镜的模具，居于铜镜铸造技术的核心位置，是铜镜制作和生产的关键，即《淮南子·修务训》所言“明镜之始下型”，通过对其进行科学、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将为研究镜范的制作工艺技术和使用过程、其铸件——铜镜的类型及特征、产地风格及产品流通等提供多方面的重要信息。实践证明，此前临淄出土汉代镜范研究的做法行之有效，此次研究继续采用之并加以完善。

▲ 四乳弦纹镜背范（2018LZJF056）、三维模型及剖面图

鉴于上述理解和认识，同时考虑到铜镜与镜范的对照比较研究是本次研究采用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因此设立“临淄出土汉代铜镜”资料编和“临淄齐国故城出土汉代镜范”资料编，分别将铜镜和镜范的观察记录、3D模型、照片、拓片以及线图等资料一并详细公布。这既是本次研究的需要， 也是此次合作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将为中外学界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翔实的基础研究资料。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上讲，将这些详细的观察记录和各种图像资料系统整理并公之于世，未尝不是对这些铜镜和镜范的另一种形式的有效保护。

另一方面，本研究项目的学术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探讨铜镜的制作技术、生产、流通和使用等，因此，从研究的需要出发并结合课题组成员的学术专长，设立若干专题进行专门研究必不可少，并由此整合为下编“临淄汉代铜镜与镜范研究”研究编。

本研究编收录研究论文计16篇，其构成及其学术考量大致如下。

• 第一部分，包括《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的考古学再研究》和《临淄镜范和日本列岛出土镜所见东亚铜镜制作技术及其背景》2篇， 主要从总体上对这次铜镜和镜范研究的收获进行论述。

▲ 镜范再利用

• 第二部分，包括《临淄地区出土战国铜镜概述》和《临淄地区汉代墓葬与出土汉代铜镜》2篇，前者主要是为临淄地区汉代铜镜研究提供先秦时期临淄铜镜发展的背景，以利于对临淄地区汉代铜镜和铜镜铸造业进行历时性观察和思考；后者主要是系统梳理临淄地区汉代铜镜的出土状况、空间分布、铜镜类型和年代等，为临淄地区汉代铜镜的多角度研究提供考古学背景。

• 第三部分，包括《临淄出土蟠螭纹镜及镜范类型的初步研究》《临淄出土汉代博局草叶纹镜初论》《临淄出土汉代铭文镜研究》《临淄出土西汉单圈铭带镜研究》《临淄出土汉代家常贵富镜及相关问题》《汉代四乳四虺镜研究》和《韩国昌原石洞出土星云纹镜的内涵——兼论西汉镜的传世及其特点》计7篇，主要是对临淄以及山东出土铜镜的分类专题研究，以及韩国出土有关汉镜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临淄乃至山东地区汉代铜镜的认识，尤其是有助于深化对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及其产品类型、产地风格和产品流通的认识。

• 第四部分，包括《从临淄出土镜范考察其制范及浇铸技术——基于110件镜范的3D测量、等高线图、密度、硬度及其黑灰色等的考察》《临淄镜范所见指压痕迹的考察》《从镜范浇口的位置论铜镜制作技术的变迁》《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的磁化研究》计4篇，主要是就镜范的制作和使用、浇铸技术等进行考察，是汉代临淄铜镜铸造技术研究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 第五部分，即《日本汉镜研究综述》，系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的要求而撰写，主要是为汉代铜镜研究提供学术史的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此次合作研究的背景、意义和成果。

要之，此次合作研究按照预定计划圆满完成了研究任务：

• 其一，在中国首次采用3D 技术对331件铜镜和230件镜范残片进行扫描建模，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古学观察、测量和记录，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科学信息；

• 其二，将铜镜和镜范进行对照比较研究，在国内外都是首次，创新了古代铜镜的研究范式，并在研究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完善；

• 其三，就临淄汉代铜镜和镜范进行若干专题研究，进一步深化了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及其制作技术、生产过程、产品类型及其特征、产地风格、铜镜流通和社会应用等方面的认识， 对于汉代铜镜乃至东亚古代铜镜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 菱格蟠螭纹镜（LZJ-2019-083）三维模型、拓本与照片

本研究报告书作为此次合作研究的基本成果，是中日双方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的，并得到了中日韩有关学者的大力协助。

上编“临淄出土汉代铜镜”资料编，由吕承佳根据中日双方的考察记录和双方制作的图片资料整理编写而成；中编“临淄齐国故城出土汉代镜范”资料编，由杨勇根据中日双方的考察记录和双方制作的图片资料整理编写而成。上述两编中的铜镜和镜范照片，均由梅原章一拍摄；3D扫描及影像处理，均由宇野隆志完成；铜镜拓片，由吕承佳、王会田负责制作；镜范线图，由杨勇负责制作；铜镜和镜范的观察记录，由中日双方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其中的日文记录由清水康二和三船温尚分别提供，由韩茗译成中文；两编成稿后，由白云翔审定。下编“临淄汉代铜镜与镜范研究”的论文，由各署名作者分别撰写。其中，中国学者的论文，由韩茗初步统稿、白云翔审定；日本和韩国学者的论文，由清水康二负责组织；日文的中文译稿由韩茗负责翻译，白云翔、刘治国（江苏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审校；韩文的中文译稿由韩茗、陈瑾瑜（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博士研究生）负责翻译，赵润雨（南京大学考古系韩国留学博士研究生）审校。图版由吕承佳和杨勇共同选定铜镜和镜范的有关照片，由杨勇负责编排。全书由白云翔统稿定稿。英文提要中文稿由韩茗撰写，由赵星宇（南京大学考古系）、韩茗译成英文。

▲ 中日合作研究启动仪式后主要与会人员合影（2018 年12 月·临淄）

本文摘编自《鉴出齐都：山东临淄汉代铜镜与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全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白云翔，郑同修，（日）清水康二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4）一书“序一”“前言”，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78416-2

责任编辑：孙　莉　雷　英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对整个东亚古代铜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汉代临淄是迄今唯一从考古学上能够确认的一个铜镜铸造中心。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及其城郊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铜镜尤其是镜范，为了解和研究汉代铜镜的制作、生产、流通和使用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本书作为中日合作研究项目“山东省临淄齐故城出土镜范与铜镜的考古学研究”的研究报告书，对2007年以后临淄齐国故城新发现的57件镜范和临淄地区出土的285件汉代铜镜等进行了3D扫描建模和精细的考古学观察、测量、摄影和记录；同时基于镜范与铜镜的对照比较研究，就汉代临淄铜镜铸造业及其制作技术、生产过程、产品类型及产地风格、铜镜流通和社会应用等进行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并由此探索古代铜镜以及铜镜制作技术、生产和社会应用研究的新路径和新范式。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将3D扫描技术用于古代铜镜研究的研究报告，也是第一部将铜镜和镜范进行对照研究的学术专著。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等研究者和文物、博物馆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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