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文博：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过程考论

作者简介

孟文博

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大纲

一、南昌起义前郭沫若面对的政治形势

二、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对郭沫若的态度

三、郭沫若一行赴南昌参加起义的过程

四、结语

1927年8月3日，郭沫若从张发奎的部队中出发，与阳翰笙、梅龚彬、李一氓等人赶赴南昌，去参加南昌起义。这是郭沫若一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因此在目前关于郭沫若的各种评传和纪念文章中都多有描述，但是笔者阅读大量资料后发现，各种文献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述评都较为简单，且矛盾与模糊之处甚多，［1］由此本文试图综合各种相关史料，尽最大可能客观而详细地还原这一事件，并加以分析研究。

一、南昌起义前郭沫若面对的政治形势

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写就《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正式宣告与蒋决裂，同时寄希望于武汉国民政府对蒋介石予以更多的限制。但无奈武汉方面的态度并不坚决，之前的3月10日至17日由国民党左派徐谦、邓演达、孙科及顾孟余等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解除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2］然而由于态度犹豫，致使决议执行拖沓反复，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到4月1日才被解除，［3］而在4月5日又旋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4］

郭沫若的反蒋檄文本是在九江“得着一个顶快心的消息，就是听说中央在三月二十三号已经罢免了蒋介石的职权”［5］之后写成的，有着“痛打落水狗”及期待武汉国民政府继续采取行动的意味。但武汉方面的犹豫及妥协无疑令郭沫若非常尴尬及失望：“一个人在团体的活动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忘却一切。团体的意志就是他个人的意志，团体就好像一个绝大的洪炉，把一切的个人都融成一片了。但洪炉中突然迸出一个火星子出来的时候，这个火星子的命运是只有感着孤独而且渐就死灭的。孤独就是个人意识的抬头，渐就死灭就是执着个人意识的开始，我当时就好象成了这样的一个火星子。”［6］

武汉国民政府也曾想“东征”，武力讨蒋，张发奎的部队是东征的主力，［7］他自己也表示“蒋逆为吾人目前之敌人，非出师讨伐不可”。［8］这曾让郭沫若看到希望：“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是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9］郭沫若的回忆有误，“张发奎所率领的”不是“第四方面军”，而是第二方面军，不过关于“军容是相当盛大”这一点则是符实的，当时第二方面军的编制名单如下：总指挥张发奎；参谋长谢婴白；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兼党代表）；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第二十一师师长富双英；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参谋长吴涵；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志锐；第二十军军长贺龙。［10］

有上述“军容”，张发奎“对进攻南京”也“很有信心，我相信，唐生智和我能够夺取南京，赶走蒋先生。站在我们一边的有第二、第三和第六军。我们所需要对付的只有第一军。第七军的态度我们拿不准”。［11］而彼时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忌惮“武汉政府”的“武力”，他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若汉口来逼，则让南京与彼，退守苏沪也”。［12］

“七·一五”事变爆发后“东征”被搁置，张发奎面临重大抉择，但他拥汪的态度还是非常坚定：“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于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知，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在宁汉分裂中我绝对支持他的立场。我对于军事的兴趣高于政治。”［13］

张发奎强调自己是“军人”，有“服从”的“天职”，“对于军事的兴趣高于政治”，这多少有推脱历史责任之嫌，但从本质层面讲，“他也只是一个军事人才而不是政治家，他的政治认识实际是肤浅的。他同情于工农劳苦群众的解放，这是一个事实；但他同时把他的个人的爵位功名看得比工农群众的利益更为重要。在一般军人中，他的头脑当然是比较清晰，但他封建军人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完全扫除。总之，在一般军官中，他仅仅是比较进步而已，但他的头脑还是很简单”。［14］因此，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张发奎“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从而也就很容易“服从”和“支持”政治家，汪精卫就成了他的“灵魂”。据吴玉章回忆，汪精卫决定“分共”前“找第4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出陈独秀泄露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15］诚如有学者所论：“在4月9日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前，他是完全跟邓演达走的，以后，他就逐渐跟汪精卫走了。”［16］

不过张发奎虽然“支持”汪精卫“分共”，但却没有彻底“反共”，这缘于北伐期间张发奎与共产党员的良好关系，据俄顾问库曼宁回忆：“据不很切实的材料知道，在张发奎的军队中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17］张发奎也因其“部队里有多量的跨党分子”被称为“最左的军人”。［18］在汪精卫“分共”后，武汉“流行”“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19］连汪精卫也说：“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以后，武汉的共产党徒全到4军11军20军去了，张总指挥因为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并已经明令保护共产党的安全，也无法驳而不要。及至他们到4军11军20军工作，张总指挥又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革命，所以优容他们，用恽代英做总指挥部的总参谋长，高语罕做秘书长。”［20］

从北伐战争到南昌起义前，张发奎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前后在他部队任职的著名共产党人有廖乾五、叶挺、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周士第、恽代英、高语罕、张云逸、卢德铭、叶剑英等。张发奎对于共产党人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没有问题，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且优秀。他们在宣传上只说我的部队好。”［21］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也把张发奎的名字列入，并不完全为张国焘所说的是“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22］还应基于之前张发奎的“亲共”态度。

张发奎未能东征，郭沫若非常失望，认为张发奎是“想保全实力”：“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23］

事实上，即便是从郭沫若的描述来看，张发奎的行为首先也还是军事部署，而非政治考量，但这让郭沫若非常失望却也是真实的，因此南昌起义消息的传来就让郭沫若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那就是在八月一日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24］总的来看，郭沫若在扯起反蒋大旗之后，相继寄希望于武汉国民政府和张发奎，但最终都令其失望，这是他在南昌起义前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也是他在得知南昌起义爆发后第一时间要赶赴南昌参加起义的主要动因，而他能否成行，则要看张发奎对他的态度了。

二、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对郭沫若的态度

1927年6月，第四军“自河南班师回驻武汉后，旋奉政府命令，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军长发奎晋升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等三军。本军奉令后，将所辖各军师之编组予以调整，各级人员亦多所调动”。［25］郭沫若便在此次“调整”和“调动”中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从职务上看，郭沫若是张发奎的下属，其行动自然也为张发奎所“指挥”。

南昌起义的枪声传到张发奎那里时，他正在庐山之上和汪精卫、孙科开分共会议，听到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随即下山，回到九江驻地。8月3日在九江，张发奎给郭沫若“通了电话”，让郭沫若“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郭沫若回忆“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陈设相当零乱，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也在座。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张发奎找郭沫若“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郭沫若认为“这是一种革命逻辑，在当时一般认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因此“也同意了”，尽管损失重大：当时的政治部“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单是骡马我们就有四五十匹”。随后郭沫若被问及“打算怎么样”，“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然后郭沫若又回忆张发奎“希望我能跟着他走。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26］

郭沫若在回忆里没有直接解释他为何要去南昌，倒是张发奎在日后的回忆里替他解释了一下：

我解散了第二方面军政治部。郭沫若和我有一次谈话。我对他说：共产党对我们不好，但我们决不对他们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情。他们应该从我们中间退出。他说：在南昌的共产党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要求我让他到南昌去说服他们，停止这场屠杀。虽然我知道事情早已无可挽回，但我仍然表示同意。我告诉他，让他乘坐一辆机车去南昌。［27］

如果张发奎的回忆属实的话，那么可见郭沫若告诉张发奎他要去南昌的直接理由是“在南昌的共产党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因此要张发奎派他去南昌“说服他们，停止这场屠杀”。这段回忆不仅解释了郭沫若要求去南昌的直接理由，同时还对郭沫若在日后回忆中的不解释做了一些解释，今天看来，郭沫若提出这个理由显然是很有策略性的，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当然不能直接说去南昌参加起义或者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到了后来郭沫若回忆此事时，自然也不便把这个策略性的理由说出来，于是就非常直白地说“打算到南昌去”，这不仅尊重了史实，还更加显得态度坚定，可见郭沫若回忆这段往事时的行文也是很有策略性的。

郭沫若提到当时在场的黄琪翔和朱晖日，朱晖日未见有任何回忆性文字，而黄琪翔的相关记忆如下：

八一起义瓦解了第二方面军。参加起义的有二十军全部和十一军大部，约五个师。驻在九江附近的第四军十二师、二十六师、二十五师一部和教导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混乱状态。东进讨蒋当然谈不上了。最后决定仍按原计划回师广东。张发奎于是离开军队，把职务交由我代理，自己由海道先回广东，就军队回粤问题，想取得李济深的谅解。第四军对起义军采取“互不相犯”的姿态，约8月10日左右进驻南昌。［28］

这段描述中未谈及郭沫若，想必是回忆简洁，只涉及军国大事，郭沫若当时虽也到了少将级别，但是在其眼中也不过是文人书生，因此无暇顾及。事实上，郭沫若当时在北伐军中的地位也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李宗仁回忆录》中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他所参与的北伐战争，其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约15万字，涉及郭沫若的仅仅有三处：第一次是1926年“北伐前夕”的广州，李宗仁第一次见到郭沫若，感到他“是一位斯斯文文的人物”；第二次是1927年初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矛盾尖锐，“徐谦、顾孟余、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郭沫若、鲍罗廷”等人“常来我处喋喋不休”劝其“反蒋”；第三次是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武汉政府突派郭沫若、朱克靖二人前来看我，并携来委任状与大印一颗，特派我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29］15万字的“北伐回忆”，涉及郭沫若的字数仅几百字，且李宗仁还把郭沫若看作“老友”，曾“晤谈甚久”。不仅李宗仁，北伐战争诸多重要亲历者在回忆录中也都极少提及郭沫若。［30］

张发奎“推荐郭沫若为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这是郭沫若在北伐期间所任的最高官职，但“这个党代表只是名义上的职务，他们没有真正执行党代表的职能。我从来未向他下达有关政治部业务以外的命令，因为他是个文职人员，他也明白自己对军务一无所知。我是独断独行的，他从未要求参阅我的任何命令，表现得十足是一个学者——有点不落俗套，有点浪漫。他工作并不勤奋，不像廖仲恺；他作风懒散，却很健谈”。［31］

郭沫若最初是以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职务参加北伐的，北伐途中也一直负责政治宣传工作，我们当然不能说郭沫若在北伐军中的工作不重要，但在当时诸多政治、军事领导者眼里，郭沫若恐怕也只是个“斯斯文文的人物”，是投笔从戎的“学者”，而我们后人在评述这段历史之时，也不宜夸大他在北伐战争中的作用。

除了郭沫若、张发奎及其他两个“在场”的当事人外，还有人以旁观者的视角记述并分析了郭沫若去参加南昌起义的动因：

宁汉分流之后，他从上海回武汉，后来做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但没有好久，就到了九江，我们同住在南门湖的烟水亭中，他的神情，比在南昌时更颓丧。武汉政府的崩溃，已成了不可幸免的局面，我们将怎样办呢？郭沫若就是为出路问题苦闷着。跟了张发奎走？他跟张发奎又没有历史。跟了唐生智走，显然不是路子。跟了CP［32］走，自己又不是CP。郭沫若弄得走投无路了。七月下旬，CP在南昌别有企图的情形，已渐露骨，七月三十日的庐山会议对南昌方面已有所准备，二方面军的清党已决定实行，对于“共首”的通缉令已经拟好。九江方面的CP都往南昌跑，郭沫若自知不是张发奎的嫡系，左思右想，还是往南昌跑。［33］

这段话显然把郭沫若描述成了一个投机主义者，忽略了郭沫若早已“左倾”到与蒋介石决裂的思想状态。郭沫若当然不是“走投无路”，而是目标明确，态度坚定，否则也不会在得到南昌起义消息的第一时间内便答应张发奎“解散”政治部的“主张”，放弃政治部主任的官职和少将的将衔，还“慷慨”地“全部移交了”“豪华”的“人力物力的精华”，并且在张发奎邀请他东渡日本时也明确拒绝。8月3日郭沫若连夜出发，4日到达南昌，5日便随起义军南征，其急切与兴奋可见一斑，南征途中郭沫若虽然“受了一点微伤，但精神还是很好。他一面走，一面吟着他新做的诗”，［34］如果他真的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往南昌跑”的，又何以体现出如此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可见，即便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在评判亲历之事时，也有可能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断。当时还有人这样回忆张发奎在得到“南昌起义”消息时的第一反应：“张发奎得到通知，推他为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震惊之余，又给他产生喜出望外的幻想，满以为南昌起义有了给他以利用的机会，估计叶挺不会杀害他。翌日即欣然就道，与十一军军长朱晖日等人带了卫士队约一百人坐专车向南昌方面前进。”［35］当时张发奎确实带人“向南昌方面前进”，但却不是“喜出望外”“欣然就道”去赴职“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而是去追截聂荣臻所辖参加起义的队伍，当时张发奎的判断还是非常清晰的：“他们在南昌高揭红旗，并在南昌主持苏维埃政府，占据省政府机关，围缴南昌防军枪械。我第十一军第十师蔡廷锴部当时亦驻在南昌，叶、贺亦欲挟持蔡廷锴一同叛变，但叶、贺自南昌撤退时，蔡率部向浙江上饶方面单独离去。我仍以为迅即击溃叶挺、贺龙之叛变为当时最紧要之事。”［36］他知道，“造反一开始，那就没有妥协的希望。共产党人必然战斗到最后，我必须粉碎他们”。［37］

张发奎“在一般军人中，他的头脑当然是比较清晰”，他站在国民革命军的立场上判断“叶、贺”与蔡廷锴的军事举动当然也是“清晰”的，然而他又不是一个“政治家”，对南昌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局势判断又不甚“清晰”，他在“震惊”之后便是矛盾与犹豫。事实上，当时共产党对于张发奎的态度也是矛盾和犹豫的，张国焘回忆：“又对张发奎问题，我当时始终主张保持表面上较好的态度，派人和张办点外交，以减少他的反动，还可能救出尚未达到南昌在张发奎部队中的许多同志。”［38］周逸群回忆：“其中因对张发奎稍存顾忌，及张国焘同志到后，我党对张态度更为不坚决。”［39］诚如有学者所论：“中共对张发奎采取的态度及行动之矛盾。一方面发动南昌起义，就需要坚决抛弃张发奎。但另一面由于顾忌张发奎的军事实力、保护在张发奎军中的中共同志们、统战策略需要等诸多原因，又不希望与之完全决裂。”［40］南昌起义举事时，起义军不曾通知张发奎，却又把他列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而且是起义部队总指挥，便是这一矛盾犹豫态度的结果。而张发奎对于中共的“策略”之后才比较“清晰”了：“我猜想，所有那些人——朱德、叶挺、贺龙——在造反以后召开的革命委员会上建议利用我的名字，他们仍然称我为总指挥。他们全都很了解我，特别是叶挺，回想起来，我相信，因为我倾向共产党，加伦和别的俄国人，还有中国共产党都在我身上寄以很大的希望。共产党需要利用我的名字来团结人民，消除并减轻他们疑虑。”结合张发奎的这段“猜想”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背景，就可解释他在郭沫若提出要赶赴南昌时所表明的态度了。张发奎虽然“知道事情早已无可挽回”，但由于一直以来都“倾向共产党”，而共产党一直以来也在他“身上寄以很大的希望”，在这矛盾与犹豫之中，郭沫若以“策略”性的理由要求去南昌，便不妨姑且信之，姑且送之，知其不可而为之。郭沫若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也是典型的“左倾分子”，礼送郭沫若去南昌，符合他当时“分共”但不“反共”的大原则：“共产党人集中到九江时，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发放路费。分共不意味着暴力。它意味着共产党从政府和军队中退出。”［41］

郭沫若就这样“从政府和军队中退出”了，和阳翰笙、梅龚彬、李一氓等一行人于8月3日一起踏上了赶赴南昌的路程。

三、郭沫若一行赴南昌参加起义的过程

郭沫若在8月3日当夜便出发，一方面是他个人心情的急切，另一方面还在于张发奎“帮了”他“一点小忙”：“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42］张发奎催促郭沫若要走就快走，这一催促在阳翰笙的回忆里也得到了印证：

八月一日，南昌响起了起义的枪声。二日，我们在九江得到消息，异常兴奋、激动。但就在这一天张发奎在四军开始清共。军长黄琪翔召集政治部的人开会，大意说：“贺龙、叶挺在南昌背叛革命。他们分裂了。我知道，我们军部有许多共产党朋友。我请他们考虑：我们要搞国民革命。如果要干国民革命，欢迎跟着我们一起干；如果要干共产党的革命，请三天之内退出我军，我们以礼相待，三天以后还不退出，他们的安全就无法保障。退出者，我们送两个月的薪水。”

人家下了逐客令，我们当然只得退出。退出以后朝哪儿去呢？有人借此机会回上海，要求中央重新分配工作。我想参加南昌起义。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后，“宁汉合作”了，武汉开始杀人。那时候第四军张发奎礼送我们，他说我们还是作朋友嘛，不过请你们离开这个地方，三天内政治上受到保护，三天之后我们政治上不负责任。我觉得郭老可贵，他到上海、到日本都没问题，但郭老不。南昌起义的时候，我们比较年轻，我比郭老小十岁，说怎么办呢。后来赶到南昌去，南昌那么远不容易啊！［43］

郭沫若说张发奎让他“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阳翰笙则说是“三天”的期限，但不管哪个人回忆准确，张发奎催促他们快走是很明确的。至于如何走，郭沫若没有具体说，张发奎回忆道：“我告诉他，让他乘坐一辆机车去南昌。”张发奎似乎最后也兑现了承诺：“我看着郭沫若乘坐机车离开。大约二十个人和他一起走。”［44］但事实上张发奎又似乎没有兑现其承诺，李一氓曾回忆：“张发奎答应郭沫若把这个政治部带到南昌去，并派一只汽船，从湖口经过鄱阳湖进入赣江，把我们送到南昌。但是，当我们回来正在打行李准备上船的时候，张发奎又打电话来，变卦了。托辞没有汽船，只能派一辆摇车（铁路上用的手摇的急救车，只能坐四五个人），送我们去南昌。”［45］梅龚彬也有类似回忆：“‘八一’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九江时，十二师的共产党员个个都无比兴奋，我们的党在紧要关头挽救了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而不免感到有些突然。”由于梅龚彬的直接上级廖乾五已经去了南昌，他只好“越级找郭沫若”，“郭沫若见到我，就对我说：‘张发奎不敢杀我们，答应派一条船送我们全部政治工作人员去南昌，你立刻回十二师政治部做好准备。’我回到十二师政治部作部署时，郭沫若又急忙派人前来通知我改变行动方案。来人说，没有船，只能用铁路上的手摇巡道车送极少数人去南昌”。［46］

张发奎究竟首先是让郭沫若“乘坐一辆机车去南昌”，还是“派一条船”送他们去南昌？笔者以为还是后者可能性较大，梅龚彬的回忆与李一氓的回忆是相对应的，均是“船”而非“车”，而且还都有先“船”后“车”的细节转折，应该更为可信。

郭沫若的回忆虽然未涉及“船”还是“车”的细节，但他对如何上“车”的回忆倒是非常清晰，“那天是特别阴晦的一天，等我们快要走到火车站时候，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于是‘口令！’……‘特别口令！’的叫唱，把那严肃的气象弄得更加严肃”，“火车的交通已经停止了，据说在涂家埠以南有一道铁桥被炸断了，火车头留在九江的也只有两个，其它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只好乘手摇车，但保不定能够到达。车站上的人叫我们不要去，认为很危险。他们又说，外边还有这样的风声，说不定南昌那边还要打过来。但我们坚决要去，请他们准备手摇车。他们答应了”。看来郭沫若一行确实是坐“车”走的，这一点在同行人的回忆里都可以得到印证，阳翰笙回忆道：“我们一行六人，即郭沫若和他的大勤务兵、李一氓和他的小勤务兵，我和梅龚彬（原在二方面军第十一军某师任政治部主任），于当晚坐手摇车离九江，向南昌进发。”［47］梅龚彬回忆道：“我们一行5人8月3日离开九江，4日傍晚才赶到南昌。由于路上受到散兵游勇的骚扰，巡道车在不到150公里的铁路上走了一天半。”［48］李一氓回忆道：“摇车到手以后，上摇车的人只有五个。郭沫若带一个警卫员，我，加上欧阳继修，他那时是第4军（军长黄琪翔）政治部的秘书，加上梅电龙，他那时是第4军第11师（师长是廖培南）政治部主任。这样，我们坐上这辆摇车，沿南浔路（南昌——九江）到南昌去了。”［49］不管是“手摇车”还是“巡道车”，恐怕都不是张发奎所许诺的“机车”，并且难以想象，张发奎真的是在那个“特别阴晦的一天”在“火车站”“看着郭沫若乘坐机车离开”。那么张发奎又为何这样说呢？当然有可能是张发奎回忆出错，不过张发奎在回忆里两次提到“机车”，一次是许诺，一次是“看着”，似乎不应该一错再错。张发奎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接受夏莲荫女士采访时说的这番话，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谈及他接受采访口述回忆时曾这样说：“我们不时通过记忆这一装置将某项体验改编得浅显易懂，省去于己不利的部分，前后颠倒，补充不清晰的部分，将自己的记忆同他人的记忆混为一谈，并根据需要加以置换——有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进行这样的作业。用个极端的说法，我们有可能或多或少将关于自身经历的记忆加以‘物语化’。”［50］村上春树的“物语化”即“故事化”，自然也是“非真实化”，但即便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口述历史者恐怕也不会毫无根据地把自己的“记忆”“物语化”，张发奎最初许诺的应该就是“汽船”而并“机车”，只是后来他“变卦了。托辞没有汽船”，改成“让他乘坐一辆机车去南昌”，但当郭沫若一行到达火车站后才得知“火车的交通已经停止了”，“要去，就只好乘手摇车”，于是最终只能乘坐“手摇车”赶赴南昌了。这样看来，梅龚彬和李一氓回忆张发奎“变卦”后“只能用铁路上的手摇巡道车送极少数人去南昌”也不完全符实，张发奎是承诺了“机车”，只是他不清楚当时“火车的交通已经停止了”，而郭沫若一行到火车站后只能随机应变，“请他们准备手摇车”。至于张发奎称“我看着郭沫若乘坐机车离开。大约二十个人和他一起走”，估计就是“下意识”进行“记忆”“置换”的结果了，张发奎如何可能去火车站送别郭沫若？一辆“只能坐四五个人”的“手摇车”如何坐得下“大约二十个人”？恐怕当时和郭沫若“一起走”的这“二十个人”所“离开”的是张发奎的寓所或者驻地，而非“乘坐机车离开”九江。

郭沫若一行乘“手摇车”赶赴南昌的旅程甚是惊险波折，日后每个人对这段旅程的回忆也颇有差异。首先是当时坐上“手摇车”的究竟是几个人？都是谁？郭沫若回忆说，他和阳翰笙、梅龚彬及李一氓一起出发时“还带了两位勤务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务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务兵”，但他们到了“车站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时，郭沫若的大勤务兵以“家里还有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为由临阵脱逃了，于是最后是总共五个人上了“两架手摇车”，郭沫若“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务兵占一架，翰笙和龚彬占一架”。对比上文阳翰笙、梅龚彬、李一氓等人的回忆，郭沫若的记述最为详细，在人数方面他的说法和梅龚彬、李一氓回忆是相符的，即为五人，而阳翰笙所说的“一行六人”应该是刚出发之时的人数。有意思的是那个勤务兵的归属问题，郭沫若和阳翰笙都说是“一氓和他的小勤务”，而李一氓则说是“郭沫若带一个警卫员”。后来据郭沫若回忆，这个“小勤务兵”和他们一起在涂家埠车站遭程潜和朱培德部的“散兵”袭扰，“失了踪”，“以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了。［51］当然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小勤务兵”的“下落”，而从郭沫若更具细节性的文字描述和阳翰笙回忆的旁证看，这个“小勤务兵”应该就是“一氓的”，这样说来，当时坐上“手摇车”的就是五个人：郭沫若、阳翰笙、梅龚彬、李一氓和他的“小勤务兵”。

郭沫若一行五人是连夜出发的，虽然是冒着巨大的风险赶往战区，但却依然透露着某种浪漫：“我们不断地劈进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荡的长风来，感受着万斛的凉味。”［52］但他们的浪漫很快被现实击破：先是在德安车站受到阻挠，费了一番周折在第二天才得以通关，然后又在涂家埠车站被散兵殴打，还被抢去了手枪和一些财物。关于这段波折的经历，郭沫若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很详细，而阳翰笙、李一氓和梅龚彬的回忆相对简洁，但与郭沫若的描述是基本对应的。不过，他们的回忆在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段，即最终如何过赣江这一点上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郭沫若回忆当他们一行到达赣江边上时，“江面上连一只船影也没有。赣江正是洪水期，无情的水滚滚地旁若无人地排泄着它的浊浪”，正在他们“无可奈何”之时，郭沫若“突然发现了一只小船，打着一张红旗子，在江心不安定地摇着”。他接着写道：

“呵，救命的船来了！”我不禁叫了出来，又接着拼命喊，“请把船摇过来！请把船摇过来！我是郭主任，要进南昌城去！”

船上有两个人影子，一个在后边掌舵，一个坐在船头近处。

“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了！”船果然在向着我摇来。

船摇拢了岸，船头上的一位是年青人，他竟认得我。

“你们是城里派来接我们的吗？”

“不，”年青人回答，“我是来收军用电线的。是你一个人吗，郭主任？”

“不，我们还有三个人呢，在那上面。我们是昨天夜里由九江动身，坐着手摇车赶来的。”

“你们碰着我们真好了，队伍今晚上就要开拔，从清早起封了江，我这一只船要算是最后一次了。”

啊，这真是天外飞来的救星呀！我自己在心里反复着：简直就象戏里编凑的情节一样。伍子胥过昭关，遇着江上渔父；楚霸王到乌江，遇着乌江亭长；我们来南昌，遇着这位电信队的青年。［53］

阳翰笙的过江回忆和郭沫若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由车站而江边，由江边而车站，徘徊，焦急，想不出一个办法。郭老说：“浮水过去。”浮水？李一氓、梅龚彬都是旱鸭子，我只会狗爬式，这么宽的江，浪涛翻滚，怎么过得去？我们正准备脱衣服，看到对面来了一只船，船上的人问我们：“哪一位是郭沫若？贺军长来接你们。”绝路逢生，喜从天降。我们这才进了城。原来郭老在涂家埠车站给南昌挂了电话。他毕竟比我们年长，经验多。［54］

李一氓的回忆相对简洁，但和郭沫若也有不同：

在军事情况底下，牛行车站没有什么人，赣江上也没有渡船，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南昌的警戒线不放在牛行。想了好多办法，才和南昌打通关系，南昌才放了一只渡船过来，把我们接过赣江。［55］

梅龚彬的回忆里则没有关于过江的记述。

那么当时郭沫若一行人究竟是如何过赣江的呢？可以肯定的一点当然是被船接过去的，但这只船究竟是他们碰巧“遇着”的“收军用电线”的船？还是“贺军长”来接他们的船？还是“和南昌打通关系”后，南昌“放”过来的“渡船”？笔者认为郭沫若的回忆最为详细，同时也是最为可信的。

郭沫若一行是在“牛行车站”下的车，“牛行车站”本名“南昌车站”，是南昌第一个火车站，紧邻赣江，因为当初在此设有渡口，也是当地民众买牛卖牛的集市，俗称“牛行”，所以南昌民间通俗地把这个车站称为“牛行车站”，郭沫若也是“随行就市”沿用了民间的称呼，如今这里已经改建成为“牛行车站与南昌起义展示馆”。“牛行车站”东临赣江，“隔江可望到南昌城”，如果像阳翰笙所述，船是“贺军长”派来接他们的，地点还好定位，但是时间上就很难说通了，“郭老在涂家埠车站”是曾想“挂电话”，但他当时是想“打电话给牛行车站，要他们转南昌的贺龙和叶挺，报告他们我到了涂家埠；并希望他们注意铁路的交通，要断绝就应该严密”，而且“电话不容易打通”，郭沫若后“又走出站长室，想找一氓来再打”，但还没来得及再打电话，他们便被散兵包围了。到了“牛行车站”后，郭沫若还想和南昌城内取得联系，但是“电话房是上了锁的，没有办法打通”。也就是说，郭沫若一行始终未能和南昌起义军联系上，自然也无从告知“贺军长”他们具体何时能到赣江边上。阳翰笙的回忆不仅谈到郭沫若“给南昌挂了电话”，向“贺军长”要来渡船，还有郭沫若及其他同行人都未提及的要“浮水”过江的情节，这些描述似乎都有为了凸显“郭老”“经验多”等方面而进行的“物语化”之嫌，而有些郭沫若研究资料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只选择性地引用了阳翰笙的回忆，也是不当的。［56］

郭沫若一行渡过赣江后很快便“被人引到了贺龙的军部”，“不一会，恩来得着消息赶来了”，这样，郭沫若终于历经波折，赶上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当晚他宿于“七个月以前的除夕”曾“避难过”的“旧总督署”，［57］第二天便随起义军东征，这是后话。

四、结语

论至此处，笔者根据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尽可能详细而“客观”地还原了郭沫若一行参加南昌起义的始末。把“客观”一词加上引号，自然是因为当事人在日后书写或口述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会添加“主观”色彩甚至“个性”特征，诚如唐德刚先生所述：“当然古今中外任何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圈内的人物——的自述，都有其片面性。它的论断是极度主观的。”［58］国外也有研究自传的学者指出：“自传不仅仅是一种内心回忆占绝对优势的叙事，它还意味着一种把这些回忆加以组织，使之成为一部作者个性历史的努力。”［59］同时，基于记忆基础上的历史记录又牵涉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曾言：“若有人敢高估我们目前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了解，那只要请他多想想有关记忆的解释，就能使他陡然谦虚起来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心理学理论可以成功地解释‘记忆’和‘遗忘’的根本现象。”［60］以上论点都在提醒我们“客观”复原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历史研究的魅力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正在于此：在大量带有“主观”色彩的史料中梳理爬抉，比对分析，尽可能逼近“客观”史实，进而在此基础之上阐释和借鉴。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重对史料的全方位发掘，同时还应注意对史料“客观”度的分析，关于后者，笔者在考察郭沫若一行赴南昌参加起义这一历史事件之后基本形成以下粗见：

一是对事件的描述和评论并非“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事件“主角”的回忆比旁观者的回忆更加可靠，如唐德刚先生所言：“但是一位创造时势的英雄，对他如何创造他那个时势的自述，其史料价值究非其他任何间接史料所可比。”［61］从本文所参考的史料看，郭沫若等事件“主角”的记述显然比筱林、陈孝伟等人的“观察”更有参考价值。二是在所有事件亲历者中，对历史细节回忆和描述最为详细的史料“客观”度最高。从各个亲历者对整个事件过程的描述看，郭沫若对诸多重要节点的回忆最清晰，描述最翔实，综合分析研判会发现郭沫若的记述更贴近历史实情，自然也更具有参考价值。三是自传式记述往往比口述历史更可靠。郁达夫认为：“自传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回忆记却只是一时一事或一特殊方面的片断回忆而已。”［62］自传式记述是一个用文字还原记忆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进行更多的搜寻、思考、推敲和斟酌，从态度上就更为严肃认真，在效果上也往往更能符实。郭沫若对于参加南昌起义整个事件的自传式记述就可看作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口述历史是口头语言的表达，虽然也是源自记忆，但口头表达比文字表达更少思考和推敲的过程，很多时候甚至就是“脱口而出”，因此有着更大的随意性，自然容易与史实有偏差。对此有一个著名案例：傅光明著《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一章第四节谈及“是谁打捞起了老舍的尸体”，居然有三个人说自己单独打捞了老舍遗体。［63］《阳翰笙同志谈郭沫若研究》一文是阳翰笙1983年在四川乐山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其中关于如何过赣江等历史细节都存在诸多问题。当然，“记述”和“口述”哪个更能如实反映历史，并非绝对的，最关键还是看描述历史时的态度。张发奎和李宗仁的口述历史都由历史学家进行记录，且还会基于前期的研究考察而对口述者的某些记忆错误予以纠正，口述者和记录者都秉持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来做这件事，因此形成的史料可信度就高。不过有些史料虽一开始便是文字记述，但由于某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出现诸多错讹。阳翰笙的《风雨同舟战友情——深深缅怀郭沫若同志》一文是带着“深深”感情来回忆他和郭沫若的交往历史，其中在涉及一起赴南昌参加起义过程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九江边，在没有找到渡船以前，郭老心急火燎，打算脱了衣服跳下江过去。过江以后，又火车中断，只找到一辆铁路手摇车，四个人，竭尽全力，摇了一夜，终于赶到了南昌。”［64］他居然把“手摇车”和“渡船”两件事的先后顺序写反了，究其原因，怕还是“感情”限制了他的“判断力”，个人情感的主观性拉低了历史叙述的客观性。因此总的来说，历史的亲历者在描述历史事件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某种“主观性”，而我们历史研究者在形成历史判断时则应竭尽所能地还原历史的“客观性”，唯其如此，才可能真实地再现历史，正确地评价历史，有效地借鉴历史，否则便容易形成空谈，甚至以讹传讹。

注释

［1］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主要有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中央副刊》（武汉）1927年5月7、9、11、14、17、23日；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郭沫若：《南昌之一夜》，《文艺生活》1948年第5期；阳翰笙：《在大革命洪流中》，《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阳翰笙：《风雨同舟战友情——深深缅怀郭沫若同志》，《人民日报》1992年11月26日，第5版；《阳翰笙同志谈郭沫若研究》，《四川社联通讯》1983年第5期；《梅龚彬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年；《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发奎口述自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全国政协、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黄琪翔：《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

事件旁观者的回忆录主要有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上海：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陈孝伟：《回忆“八一”起义前后的第二方面军》，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六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筱林：《郭沫若印象记》，《社会新闻》1934年第7卷第11期；筱林：《追忆张发奎》，《社会新闻》1934年第7卷第4期；黄真：《郭沫若与共产党》，《社会新闻》1933年第1卷第15期；牛生：《郭沫若与共产党》，《社会新闻》1933年第2卷第18期等。

相关资料汇编主要有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增订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继权、童炜钢：《郭沫若年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甘泉、蔡震：《郭沫若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等。

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有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尹家民：《南昌起义纪实》，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孙党伯：《郭沫若博略》，《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张毓茂：《论北伐革命战争时期的郭沫若》，《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与南昌起义史实补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王涛、天虹：《张发奎将军与中共合作记略》，《广东党史》2004年第3期；刘小花：《南昌起义前后中共对张发奎的矛盾态度》，《党史纵横》2012年第12期；刘小花：《南昌起义新史料考释》，《军事历史》2021年第4期；李斌：《关于郭沫若的党籍与党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李燕：《李一氓与郭沫若》，《百年潮》2022年第9期；王鑫：《郭沫若与中国共产党（1919—1958）》，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11年；邹佳良：《国民革命的梦与醒——郭沫若的北伐体验与其民众革命观的确立》，硕士学位论文，海南师范大学，2019年等。

［2］万仁元、方庆秋主编 ：《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576-607页。

［3］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卷，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170页。

［4］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96页。

［5］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二），《中央副刊》（武汉）第44号，1927年5月7日。

［6］ 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三），《中央副刊》（武汉）第46号，1927年5月9日。

［7］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卷，第184页。

［8］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292页。

［9］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

［10］参见张发奎：《广州暴动之回忆》，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第八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469-470页。

［11］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12］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卷，第209页。

［13］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14］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266页。

［15］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207页。

［16］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292-293页。

［17］《库曼宁回忆录》，张侠：《南昌起义研究》，第97页。

［18］筱林：《追忆张发奎》，《社会新闻》1934年第7卷第4期。

［19］龚楚：《我与红军》，张侠：《南昌起义研究》，第263 页；贺诚：《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党史资料通讯》1948年增刊第1号。

［20］汪精卫：《1927年8月5日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第505-506页。

［21］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2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

［23］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

［24］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

［25］张发奎：《第四军纪实》，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171页。

［26］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

［27］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28］黄琪翔：《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6页。

［2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237、322、331页。

［30］参见全国政协、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

［31］张发奎：《张发奎口述自传》，第90页。

［32］“共产党”英语单词“Communist Party”的缩写形式。

［33］筱林：《郭沫若印象记》，《社会新闻》1934年第7卷第11期。

［34］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第309页。

［35］陈孝伟：《回忆“八一”起义前后的第二方面军》，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六卷，第740-741页。

［36］张发奎：《广州暴动之回忆》，戴逸主编：《中国近代史通鉴》第八卷，第470-471页。

［37］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38］《张国焘的报告》，《中央通讯社》第七期，1927年10月30日。

［39］《周逸群的报告》，《中央通讯社》第七期，1927年10月30日。

［40］刘小花：《南昌起义前后中共对张发奎的矛盾态度》，《党史纵横》2012年第12期。

［41］以上引文参见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42］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

［43］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阳翰笙：《阳翰笙同志谈郭沫若研究》，《四川社联通讯》1983年第5期。

［44］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45］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第84-85页。

［46］梅龚彬：《梅龚彬回忆录》，第58-59页。

［47］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48］梅龚彬：《梅龚彬回忆录》，第59页。

［49］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第85页。

［50］村上春树：《“没有标记的噩梦”——我们将要去哪里呢？》，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416页。

［51］以上引文参见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

［52］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

［53］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

［54］阳翰笙：《参加南昌起义》，《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2期。

［55］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第86页。

［56］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

［57］郭沫若：《涂家埠》，《小说月刊》1948年第1卷第1期。

［58］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史学与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59］菲利普·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8页。［60］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彭丽新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131页。

［61］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唐德刚：《史学与文学》，第35页。

［62］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284页。

［63］傅光明：《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90-97页。

［64］阳翰笙：《风雨同舟战友情——深深缅怀郭沫若同志》，《人民日报》1992年11月26日，第5版。

编辑：吴 茜

审核：邱 爽

终审：周维东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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