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爆火又消失，东南亚歌手“卷土重来”？

最近，一首菲律宾神曲火了。

《Emergency Budots》在TikTok上掀起了全民舞蹈challenge。

甚至美国副总统候选人Kamala Harris的TikTok官方竞选账号也借助Budots的热度赶了一波时髦。

不仅是国外，抖音#emergency这一话题也有26.7亿次播放。

前有越南后有菲律宾，东南亚音乐开始崛起了？

闯荡全球的风，也刮到了东南亚。

单曲《Gento》持续席卷全球短视频平台，引起各国艺人扎堆参与。

《Bazinga》更是盘踞Billboard Hot Trending Songs七周榜首，打破了BTS此前在该榜单创下的纪录。

泰国就更不用说了，哪怕是在国内，T-pop明星也是流量来源。

不断登上热搜的同时，更是频繁出现在内地的舞台上。

去年，深圳举办了首个全泰星音乐嘉年，一口气请来18位泰国艺人。

Billkin、PiXXiE和Tilly Birds这些著名艺人甚至将T-pop带到了瑞典、墨西哥、德国和法国。

越南也是如此，之前我们就专门聊过。

其实，说东南亚音乐“崛起”并不太恰当，准确的说应该是“反扑”。

因为他们的音乐早就辐射过国内音乐市场，他们的音乐人更是华语乐坛的“营养剂”。

2000年前后，华语乐坛一大半都是新马歌手。

1997年，金曲奖临时设立“世界华人作品奖”，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和新加坡歌手陈洁仪分获最佳男、女演唱人人奖。

“情歌天后”梁静茹是马来西亚人。

获得“金曲歌后”次数最多的女歌手蔡健雅是新加坡人。

打败周杰伦拿下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孙燕姿也是新加坡人。

2008年，蔡健雅和马来西亚歌手曹格分获金曲歌后、歌王。

尽管华语乐坛被不断唱衰，但新马歌手在2010年之后却愈战愈勇。

林俊杰两度封王、蔡健雅两度封后，而戴佩妮不但自己拿了金曲歌后，她组建的乐队佛跳墙还获得了最佳乐团奖。

戴佩妮和陈绮贞

在创作上，他们也毫不逊色。

Ricky Ho（何国杰）从80年代末开始为飞碟唱片旗下歌手编曲，王杰、小虎队、林志颖和郭富城等歌手早年的唱片里，都印有他的名字。

1993年，他编曲的《潇洒走一回》获得金曲奖年度歌曲，是新马音乐人参与华语乐坛产业链条的重要锚点。

怎么就反扑了？

这几年，东南亚音乐的势头越来越猛。

要知道，就在前几年，东南亚自己的本土音乐要么是欧美翻版，要么是日韩翻版，怎么这几年开始反扑了？

从内部来看，东南亚本身就有丰富的人才储备。

除了人口红利外，得益于其文化杂糅、包容的背景，宗教中的儿童唱诗班文化也在本土绵延。

“全民声乐”教育从娃娃抓起，小孩从小就在公共场所演唱高技巧、高难度歌曲传递福音。

菲律宾就被一度称为“Vocal大国”，全民均拥有一定的音乐素养。

Regine爆红国际后，上至官方下至民间，开始全民普及Regine唱法。

Charice席卷国际乐坛后，菲律宾更是进一步加强声乐演唱教育。

因此，即便是偶像产业，菲律宾偶像的业务水准也相对有较好基础，极大提高了表演观赏度。

这也吸引其他国家的经纪公司试图在此挖掘潜力股。

去年6月，环球音乐就收购了泰国RS集团多数股权，超过900名P-pop艺人被纳入环球旗下。

从外部看，也离不开流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加持。

虽然东南亚的互联网普及率比不上国内，但他们使用的是全球性社交媒体。

这就增强了他们音乐作品的海外破圈能力。

同时，东南亚又因为极高的付费意愿吸引了流媒体平台的进入，这就为他们的音乐走入国际乐坛提供了被发现的机会。

比如自去年以来，Spotify就为P-pop流媒收听贡献了250%的增长。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学习其他国家的音乐模式。

由于韩国的K-pop人才基本被开发殆尽，日本有着自己的音乐模式，中国又存在着限韩令，所以韩国经纪公司都瞄准了东南亚这片富矿。

东南亚国家也意识到投资文化娱乐重要性，所以开始允许K-pop经纪公司在此挖掘人才、开设门户，并效仿其严苛的练习生训练体系，打造本土化偶像产业。

由此，部分韩国经纪公司也将K-pop的培养模式带入东南亚，不仅出现与本土公司的联手合作，还出现了一批在当地建立子公司、打造纯血艺人的韩国经纪公司。

这样他们就相当于引入了K-Pop和欧美词曲制作人，通过与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就能保证本土的歌曲制作接轨国际化团队。

前面提到过，东南亚音乐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占据了华语乐坛半壁江山。

为什么面积狭小的东南亚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音乐人？

这就不得不提到“新谣运动”。

它是“新加坡年轻人自创歌谣”的简称。由于80年代初，新加坡实行“去华文”的教育改革，社会和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挤压，使得最后一批接受华文教育 的校园音乐人发起了对于母语文化的声张。

音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

在这场提倡华人唱华语歌的“新谣运动”中，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创作人才。

而他们中的佼佼者，日后也开始尝试“反向输出”，比如许环良、巫启贤、李偲菘、李伟菘。

“新谣时期”的许环良（左下）和巫启贤（右上）

李偲菘、李伟菘兄弟二人是培养并力推了孙燕姿的贵人，参与创造了孙燕姿个人的辉煌。

孙燕姿出道以来的9张专辑都由李氏兄弟制作，这9张专辑基本囊括孙燕姿的所有名曲。

李偲菘、李伟菘和孙燕姿

可以说，也许没有李氏兄弟，就不会有当时孙燕姿对于华语音乐的接触。

而海蝶音乐的创始人许环良，更是发掘了陈洁仪、阿杜、林俊杰、蔡淳佳等一大批新马音乐人。

音乐人是有了，但怎么把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到中国市场呢？

这就和华语唱片业的全球化专业分工分不开。

李宗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华语乐坛流水线是新马制作+台湾秀场+内地接盘。

也就是内容制作在新马、传播靠台湾综艺节目舞台、消费市场则主要在幅员辽阔的内地。

传统唱片业遵循的是“古腾堡经济”模式：大规模投资、专业化分工、大众化消费。

港台市场毕竟狭小，而内地音乐产业起步又晚，所以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的音乐内容产出能力就已经变弱了，唱片业越来越依赖“外包”。

再加上海外巨头的入场，借助全球化分工和分销，实现资本收益最大化，成为大势所趋。

而分包性价比最高的“新马”自然就成为不少唱片公司的选择。

所以，虽然表面上看，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依然风光无限，但实际上有大量的内容资源、人才的产地都不在台湾了。

两相加成，21世纪前后，“新马歌手”就蜂拥而至。

新加坡有孙燕姿、蔡健雅、阿杜等，马来西亚有曹格、梁静茹、戴佩妮等，“新马歌手”的影响力达到历史巅峰。

如果说之前的“华语乐坛”是“港台乐坛”，那当孙燕姿打败周杰伦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的那一刻，“华语乐坛”就真的是“华语乐坛”了。

属于港台的“传统唱片业模式”正在成为过去，互联网时代的音乐又被东南亚抢先一步。

接下来该轮到华语乐坛犯难了。

作者：疏风

责编：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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