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从改革者到革命者（四）

撰文：雷颐 原载：《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6.“红龙计划”

1901年初，清政府在香港暗杀革命党人杨衢云，并设法缉拿容闳。容闳愤怒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行为。

9月，一些革命党人在香港开始策划夺取广州的起义，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政府大总统，但容闳认为应当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此后，革命派与容闳密切联系。1902年夏，在香港策划夺取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谢缵泰写信给容闳，请他“在美国组织秘密社团，并为争取美国朋友和同情者的合作和支持而努力”。容闳复信表示“我将尽我的努力满足你们的需要。请尽早将暗号和密码寄来。对于我们的通讯，这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虽然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Homer Lea）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Charles Beach Bothe），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这时，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海外展开了关于中国前途究竟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还是以清王朝的改革实现社会进步的激烈争论。双方的辩论，从1901年拉开序幕，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达到高潮。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开始关心政治。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使中国陷入低潮的立宪运动风生水起，而且使一些留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罗斯两个帝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略、争夺我国东北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1904年 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实际爆发。10 日，双方正式宣战。

对这场主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直接关系中国利害甚至命运的战争，国人当然极为关注。但有意思的是，国人虽然谴责这场使东北居民惨遭兵燹之祸的战争，对国家衰败如此、遍地生灵涂炭深感痛心，但相当一部人却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更感兴趣，纷纷预测战争进程、结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此时仍十分弱小的立宪派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有可能使国人的思想发生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变化，自然关注异常。

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立宪运动。但其活动和影响主要是在海外，对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对这场两个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立宪派当然十分愤怒。同时，他们又做出判断，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行君主专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发表题为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人种而是由于制度。明确提出国家强弱的关健在于制度，而不在其他。还有文章预料日将胜俄，而此战之后中国人民的理想肯定与今天非常不同。

与立宪派预料并希望日本获胜相反，清廷和守旧派则预料并希望俄国获胜，而且已经具体制定了亲俄外交方针。他们认为日本为一小小岛国，远非地大物博的俄国的对手。他们还认为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在战场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军队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胜日败。战争的发展证明立宪派预料的正确。1905年1月，旅顺口俄国守军投降。2、3月间，双方以60万兵力展开沈阳会战，俄军败北。为挽回败局，俄国从欧洲调舰队东驶，结果于5 月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

由于国家一直处于亡国之危，而且中国完全没有立宪传统，所以多数国人并不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保护公民的“权利”等等，而萦绕心头的是国之兴亡。此次日本在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也是君主专制的俄国，似乎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所以此前十年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先进者感到中国的富强在于维新，但有此认识者毕竟少而又少，而此时的日俄战争再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促人猛醒，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因此影响大增，开始“复苏”，不久就迅速高涨，对全国性立宪运动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立宪”的复苏是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那么一些青年由“爱国”走向“革命”，则是另一个重要后果。

早在1901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全面剥夺中国在东北主权的约款时，爱国民众在当年3月就两次在上海张园集会，谴责俄国侵略，要求清政府拒绝签字，得到全国及海外华人广泛响应，他们还致电督抚呼吁拒俄。这次集会以士绅为主，对政府颇有期待，有人称为“尊君爱国有同心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未敢与俄签约。

1903年4月，俄国拒绝按约撤军的消息传来，4月27日，在上海的十八省各界爱国人士第三次在张园集会，声讨俄国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并一致议决发出二个通电：一个致各国外交部；一个致清政府外务部，抗议俄国侵略，并成立了领导运动的中国四民总会。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与会者群情激愤，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多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4月30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四民总会、爱国学社等1200余人在张园举行第四次拒俄大会。蔡元培首先发表演说，当他读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群情激愤，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邹容等1600余人先后签名入会。同日，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抗议俄国侵略。5月中旬，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在很短时间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拒俄爱国运动在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展开，尤其是留日学生，更加激烈。

面对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清政府认为是“反清革命”。驻日公使蔡钧在奏折和给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报中都将“拒俄义勇军”与从前的唐才常武装勤王的自立军相比，“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对此时尚属“保皇立宪”阵营中的“拒俄”学生，清政府一开始是严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坚决镇压。正是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严厉镇压，促使学生迅速激进化，开始转向革命。蔡元培是“辛亥元勋”之一，但在1903年底，在他参与创办的《俄事警闻》上发表《告革命党》等文，还劝立志“反满革命”的革命党人在盗贼“盗劫吾物”的时候，不应该不追强盗而只责备自己仆人的通盗之罪，应与清政府共同抗俄。日俄战争爆发后，《俄事警闻》停刊，于1904年2月底改为《警钟日报》出刊，蔡元培任主笔。正是在这期间，蔡元培变得更加激烈，在1904年还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轰动一时的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都出版于拒俄运动高潮中，影响之大难以估量。1903年7月，“军国民教育会”将原订宗旨中的“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此所谓“民族主义”，即反对满清之革命是也。

此时孙中山也将活动重点放在留学生身上，“革命力量”开始形成，“革命”与“改良”道分两途，“革命”虽仍弱小，但已有资格与“改良”展开理论论战。拒俄运动、日俄战争，使学生将“国家”与“朝廷”区分开来，从“爱国”走向“革命”。

日俄战争使立宪风潮初起，革命派开始形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变、究竟谁消谁长，最后是立宪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压倒立宪，还是既不立宪又无革命维持现状，端看哪方能洞察时势、乘时运势了。

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简单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他们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会让步，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会被人认为“无理”。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然而。但事实说明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事实是各路权贵、官员借改官制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不仅没有实质怕性改革，反而是满族亲贵的权力得到加强、汉族官员的权力被削弱。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清廷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情地说明，这次官制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对，彻底失败。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

这一点，梁启超其实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给乃师康有为的信中承认：“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 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所以，论战不到半年，梁启超就通过种种关系，私下托人与“革命党”讲和，表示希望停止论战。1907年初，他在《新民丛报》发表了《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更是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端的是一语中的。这场论战，以往说革命派“大获全胜”，肯定夸张。双方各有道理，实难分胜负。但经此论战，革命派的影响、声势空前壮大却是事实。主要原因，还在拒不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梁氏一直反对激进革命、反复论述暴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极力主张温和改革，却能正视不利于自己观点、主张的事实，确实难得。

人们当然可以分析种种原因，如没有开明且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利益集团毫无远见、不愿自己的利益受到丝毫损失……反正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使坚决反对革命、坚持“保皇”的“立宪”派对它越来越失望，无奈地叹其“反动复反动”，这也就不必更多地指责“革命”了。无论是否喜欢、是否赞成“革命”，都应像坚决“反革命”的梁启超那样，承认革命正是因清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其势益张，近且举国若狂”的。正是如此这般“改官制”，使在与“改革”竞赛中原本落后的“革命”意外得到清政府的推助加力，猛然提速，大步流星，急起直追。

在这种渐趋激烈的背景下，容闳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建议各革命各派联合起来，并且谴责康有为及其保皇会。这段时间，容闳一直与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金融界巨头布思密切联系。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逝。革命党都认为变动机会来到，12月4日，容闳写信给荷马李，建议他利用此大好时机，立即帮中国举行武装起义，如能取得一省，立即任命总督。第二天，容闳又至今荷马李，抄录中国各秘密党派、会社名单，内有革命党领袖孙文。还建议邀请各政党会社领袖到美国来，共商团结斗争、组织临时政府的内阁及顾问委员会事宜。

1909年2、3月间，容闳向荷马李、布思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该计划提出支持革命党进行武装斗争，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此后，容闳一直努力此事。旅居新加坡的孙中山，与容闳通信频繁。在容闳介绍下，孙中山和荷马李和布思联络密切，商量借款资助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问题。12月22日，孙中山接受容闳的邀请，到达纽约与容闳见面。在容闳的安排下，孙中山分别与荷马李和布思多次密谈，制定起义计划，决定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谈借款350万美元，由荷马李训练军官，以助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革命成功后，美国权券人享有在华办实业、开矿等特权。此后，容闳经常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此事的落实。

1910年2月，容闳致信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中国红龙计划”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四条建议：第一，向美国银行借款150万至200万美元，作为起义费用；第二，任用精明能干、通晓军事的人统帅军队；第三，组织、训练海军；第四，成立临时政府，推举贤才，接管起义后所夺取的城市。3月初，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建议他与布思、荷马李再次认真商谈、逐条落实借款事项。不久，容闳又写信给布思，提出一个借款计划，即借款1000万美元，分5次支付，期限为10年，年利息为15%。经多次协商、反复研究，孙中山和荷马李、布思达成了五条协议：第一，向美国财团借款350万美元，分4次付给，作为军事经费；第二，在借款手续上，由孙中山草签一个由各省革命党代表联名签字的借款文件，作为正式借款的凭证，并以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思作为中国革命党在国外借款的全权代表，负责具体办理借款事宜；第三，认真商量筹组临时政府，招纳各种有权威的贤能人才进入内阁；第四，请美国军事家帮助，训练一批军官，增强起义指挥能力；第五，为了集中人力、财力组织发动具有全局影响力的大型起义，暂时停止华南和长江流域的小型而准备不充分的武装起义。

孙中山将此协议和下一步行动计划迅速信告在国内的黄兴。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款项没有借到。但此计划却对孙中山以后的武装起义方针有积极影响，放弃和停止了不成熟的小型武装起义，支持黄兴集中财力人力，抓好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体现了这个协议的影响力。

对“红龙计划”的实施，容闳一直十分关注，直到1911年春仍写信给荷马李和布思，催促他们落实与孙中山谈判商定的计划。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久卧病床的容闳兴奋异常。12月19日到29日，容闳连续写三封信给谢缵泰，热烈欢呼推翻帝制的伟大胜利。同时详述了自己对革命发展的观点。

在第一封信中，他提出三点重要意见：第一，提醒革命党人警惕“大阴谋家”袁世凯篡夺政权；第二，革命党人要精诚团结，防止内部争执、互相纠纷，以免陷入“内战的深渊”；第三，如果革命党人自身不团结、打内战，“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就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 。第二封信的全部内容是强调要革命党警惕袁世凯，他在信中表示：“目前使我焦急的是：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影响上海的制宪会议通过君主立宪，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这就简直同满清政府重新执政一样糟糕”，“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如果聘用外国人，宁可聘用美国人好得多。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留用或解雇，并以此为条件与他们签订合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由代表们在参政会上冷静讨论，并做出坚决的决定。”第三封信则是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想病愈后想回国看看新中国。

虽然去国已久，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内情况并不隔膜，尤其是对袁世凯可能窃取革命成果的提醒，极有预见性。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并寄去一张自身近照。由此，可见他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给他再次回国、一展宏图的机会。4月上旬，年老体迈、久病在身的容闳病情更加严重。4月21日上午，容闳病情继续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

中国近代留学之父容闳这种理性、温和者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过程，是近代留学生群体走向革命的象征。而他们走向革命的过程，则是清王朝拒不主动变革甚至镇压体制内改革者、因此把许多原本是体制内的改革者推到体制外，一步一步自取灭亡的过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