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文章憎命达”？他就是那个顺风顺水富贵一辈子的天才

1749年8月28日，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今天是他的诞辰。他不但是一个天才，也近乎全才，既是思想家与作家，对自然科学也涉猎极广极深，还是非常优秀的画家。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一手创造了一个时代，《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都是不朽杰作。

中国人喜欢歌颂苦难，喜欢说“文章憎命达”，认为苦难这种“宝贵经历”才是伟大作品的源泉。其实这种观点毫无逻辑可言。如果你查阅历史上伟大作家和思想家的资料，就会发现衣食无忧者才是大多数，到了近现代尤其如此。战胜苦难者其实是少数，而且每个战胜苦难的人背后，是无数在残酷命运前沉沦的人。

歌德就是典型的反例，他的一生从未为生计发愁，但富足生活并没有影响他的创作。

歌德从小家境优裕，母亲更是对他关怀备至，并鼓励和引导他对学习产生兴趣。母亲对文字的敏锐感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也深刻影响了歌德。

1776年，歌德开始为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服务，一再担任要职的他就此在魏玛定居。

在魏玛期间，他拥有自己的住宅与别墅，都是大公所赠送。他也主导了魏玛乃至周边城市的各种文化建设，留下无数公共建筑杰作，包括图书馆和剧院等。

在文学创作上，歌德提出“整个世界都是艺术家的题材”观点，认为创作者不能离开生活，要在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这话说来简单，但做到却难。

还有许多后来者，误解了“创作者不能离开生活”，将之理解为创作者不能离开底层生活，同样是一种极度片面的观点。

歌德生前并非没有争议。《贝多芬传》就曾专门以歌德烘托贝多芬，炮制了一群王公大臣走来，贝多芬傲然而立，歌德脱帽鞠躬的片段。也正因为歌德大半生享受着庸俗宫廷生活，又创作着浪漫艺术杰作的缘故，有“进步人士”称“歌德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作为一个人是渺小的”。

说实话，我特别反感这种论调。歌德生活的时代，公国执政者们并非个个腐朽庸碌，相反，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因为相对弱小，一向无意穷兵黩武，而是坚持发展文艺。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克拉纳赫……多少名字与魏玛产生交集。

就在如今的小城魏玛，阿玛丽亚公爵夫人图书馆便见证着歌德与当权者共同的努力。它是德国文学的圣地，是欧洲最早向公众开放的王室图书馆之一，也是一个研究型图书馆，专注于德国文学研究，收藏古书和手稿近百万。它建于1570年，原是公爵寝宫，后被阿玛丽亚公爵夫人改建为图书馆。这里当然也少不了歌德的足迹，他曾负责管理这里的图书长达35年之久，直至1819年才卸任。

因为丈夫早逝，在还政于儿子卡尔·奥古斯特之前，阿玛丽亚公爵夫人是魏玛的实际统治者，热衷文学与艺术，魏玛也因此成为文化重镇。

阿玛丽亚公爵夫人与歌德的惺惺相惜，只是璀璨时代的背景。德国人对那个时代的魏玛古典主义推崇备至，认为那是动荡大时代的永恒，既以内敛方式表达力量，又兼容了法国大革命呼唤的自由、平等与博爱。而歌德便是古典主义的象征。

对于歌德来说，向王公贵族脱帽鞠躬并非卑躬屈膝，仅仅是礼貌和尊重。这很容易让我想起当下，我们身边的很多人，习惯将粗鲁理解为率真、“不装”，将举止文雅视为“装”，这种逻辑实在可笑。而在歌德身处的时代，将礼仪视为趋炎附势，是一种同样糟糕的逻辑。更何况，歌德无论对王公贵族还是平民，都同样有礼。

值得赞美的是歌德对自由的见解，即使仍有时代局限：

“每个人都在某种条件下享受自由，这种条件是应该履行的。市民和贵族一样自由，只要他遵守上帝给所规定的那个界限。贵族也和国王一样自由，他在宫廷里只要遵守某些礼仪，就可以自觉和国王平等。自由不在于不承认任何比我们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来比我们高的人物。因为尊敬他，我们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认他，我们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贵品质，配得上和高贵人物平等”。

很多人习惯作家沉浸于苦难中并描述苦难，反而不习惯见到那些没经历过苦难的天才。相比贝多芬等人的“傲骨”，歌德恰恰因为自小家境的优越，内心从无自卑感，更不会刻意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强，所以不会将礼貌视为卑躬屈膝。在我看来，贝多芬的“傲骨”与歌德的温文，是两种不同的天才处事反应，无关对错，只关成长环境。

歌德与公国掌权者在数十年间一直亲密无间，他曾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我和魏玛大公爵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这半个世界中我和他一起努力工作，如果我说得出大公爵哪一天不想着要做点事，采取点措施，来为某个地方谋福利，来改善一些个人的生活情况，那就是说谎。要我来说，大公爵的君主地位只给他带来辛苦和困难，此外还有什么呢？在我看来，我被迫（被看重）替一个君主当仆役，他也只是替一个自己也是替公共利益当仆役的主子当仆役罢了”。

1832年，歌德以82岁高龄去世，生前争议烟消云散。他被德国人视为完人，也是德意志文化的最好象征，直至今天。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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