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款潜逃29年，自首后却没人抓他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想坐牢。

一

2019年9月末，省行篮球赛落幕，几位被调出运动激情的中年大叔觉得意犹未尽，每周都相约租场地“打拍儿”

（分组循环对抗）。

两三个小时下来汗流浃背，再享受一顿烧烤和啤酒的饕餮快感，最后去浴场大池子里泡一下，浑身上下说不出来的舒坦。

但赵大军总是看起来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正在为一件事愁眉不展。

一个自称叫“钱德明”的人，已经纠缠他好几十天了。

赵大军在兰柯支行干了十几年分管安全保卫的副科长，是出了名的业务骨干，和其他喝完酒爱吹些牛皮的干部不同，他老实诚恳，办事稳重。已经58岁的他，早该从副科长的位子退下来，可他每次请辞都被行长婉拒。

赵大军盘算好了，只要退休前行里不出大事，两年后就能领到七千块的退休金。好日子很快就来了，他到时可以舒舒服服地回家哄孙子。

意想不到的麻烦，起始于2019年6月的一天中午，赵大军在办公室里正靠在椅子上悠闲地喝着热茶和几位同事侃大山，忽然办公室电话响了，一楼保安说有个男的找他有事。

赵大军下楼后，保安指给他一位头发花白，佝偻着背，看起来六十岁左右模样的男人。

“你是？”赵大军回忆了好几秒钟，怎么也记不起自己认识眼前的人。

“你是大军吧？我是钱德明啊！”

那人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可算是找到个老人儿了！二十九年前，咱们支行丢失二十万的事，你记着吧？”

赵大军听了有些发懵，他在脑海里搜索了好一会儿，忽然想起来——1990年秋天，那时赵大军还在兰柯县支行下面的储蓄所当柜员，听说行里出了件捅破天的事——一个出纳员，带着从人民银行调来的20万元现金失踪了。

那个出纳员就叫钱德明。

早年，赵大军是见过钱德明的，当时储蓄所调款都是支行出纳员拎着铁皮箱子给送上门来，那会他俩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两个人递支烟的交情还是有的。

一晃快三十年过去了，钱德明再站到赵大军面前，已经是个小老头，他预感事情不妙。

二

事情要从29年前说起，1990年，钱德明才24岁，是兰柯支行的一名出纳员。

银行两班倒，一班出纳总共三人，和钱德明搭班的老胡老李是单位出名的酒蒙子，一天三顿酒，几瓣橘子也能喝二两。他俩大早上上班就着早餐开喝，点钱的活就甩给钱德明干。

当时银行没有点钞机，全靠“单指单张”手工点钞，一天下来点几麻袋钱。腰酸背痛手抽筋是小，查错自己来赔是大，这样的工作强度搞得作为出纳员的钱德明精神压力很大。

钱德明已经在兰柯县支行干了六年出纳员。

他找了几次张行长，说不想和老胡、老李一个班，却都被张行长以“年轻人要照顾老同志，多在基层磨炼，成大事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钱德明每天上班时，一边想着这句话一边拇指捻着钞票发出“叭叭”的脆响，像是小孩玩的炮子儿枪，这样简单的愿望都实现不了，他不由得对张行长有些记恨起来。

那天，钱德明又去找张行长谈话，自己调到信贷岗工作的请求又被否定了。

回到工位上，钱德明看着桌上像砖头垒墙般码起来的一捆捆钞票，感到阵阵恶心。

在银行前台干久了的员工都有一种奇妙的心理，在柜台外面取出自己那二百元工资稀罕得不行，转眼进了营业室里就觉得钱是天底下最脏最恶心的东西，嫌弃得要死。

在那个大量使用现金的年代，储户从窗口递进来皱皱巴巴的票子，最后都集中到出纳员手里。出纳员把钱捋平整，同种券别凑上一“把”

（100张）才能上缴。通过钞票上那些奇异的味道，就能猜出储户的营生——杀鱼的，卖调味料的，或是车床工人。

相比之下，银行里的信贷员相当威风，走到哪里都被人当财神爷似的供着。

逢年过节，贷款户都陪着笑脸送上水果、饮料，去农村上门收款也是让人用鸡鸭鱼肉好酒好菜伺候着。这两年来，钱德明眼瞅着以前肩膀头一边齐的同事一个接一个被提拔起来，高学历的自己却还是个“金融民工”，干天天数钱的脏活。

就算不论学历，钱德明自认为他的工作能力也一点不比那些人差，全市点钞技能大赛前三名就拿过四次，还年年都是优秀员工。可张行长就是死活看他不顺眼，一提转岗，他的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似的，又说着那些车轱辘子话搪塞钱德明。

有一次，钱德明不由得越听越气，终于按捺不住，拍了大行长的桌子。

这次争吵和张行长撕破了脸，恐怕只要他在兰柯支行当一天一把手，自己就不可能被提拔。钱德明忿忿不平地转过头来，看到出纳员老李正在专心致志地用一根棉线绳子把十把百元大钞打成捆，“咚”的一声随手扔进缴款的袋子里。那里面每一张大票都顶自己半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恶狠狠的念头悄悄爬上了他的心头。

回到工位，钱德明认认真真地考量了自己身处的地方。一米半高柜台的铁栅栏窗口外，储户一串串糖葫芦似的排着长队，柜员们正在埋头办理业务；后台只有坐班主任一个人正在专心致志地嗑着瓜子看报纸，没人注意到他。

钱德明轻轻拉开抽屉，从支票本撕下了一张支票，不动声色地装进了上衣的口袋。

三

相比今天商业银行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而言，90年代各大银行的管理都相当粗放。

成捆的现金摆在出纳的桌子上，重要空白凭证

（存折、存单等）和印章也被丢得到处都是。更为夸张的是，信贷员去农村收贷款，挨家挨户收一圈，把装钱的麻袋往自行车后座上一绑，停在临窗的墙根下，就跑到村长安排的农民家炕上盘着腿喝酒，一场大醉是常有的事，也从来没见出过差池。当时的老百姓思想相对单纯，靠的都是员工自我道德约束。可一旦有人动了歪心思，干坏事的成功率就很高了。

被钱德明偷藏起来的，是一张调款支票。

当时各经营性银行都是从人民银行

（管理行）调款，正常发起程序需要三级审核——出纳员填写支票，坐班主任盖财务章，主任盖名章，三个岗位相互制约，避免发生员工道德风险。但当时的主管领导都嫌麻烦，上班时间经常出去逛街、买菜、接孩子，印章就放在不“转”密码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更是随意丢在固定的抽屉里。

人行空白现金支票，按规定应剪角上缴 | 作者图

钱德明小心翼翼地在支票上填了二十万元的额度，又寻到机会悄悄取出两枚印章盖，这样一来，他只需拿着支票跑一趟人民银行，那边就会出车把钱给送到支行来。

一切进展都出奇得顺利，二十万现金被调来的那天，钱德明虽然说不出地紧张，但和他估计得一样——其他人都以为调来的是支行当天的备付金，没有丝毫怀疑。

趁着大家不注意的空档，他悄悄把这两捆大钞放到出纳桌下面，等待机会。

钱德明最清楚不过——支行出纳员早晚各点一拨钱，中间一大段的空闲时间，会跑到保卫科喝酒。见坐班主任出去了，老胡和老李各自躺在几张折叠椅拼成的床上睡觉，钱德明悄悄剪开捆钞票的绳子，把一沓沓蓝黑色的百元大钞往最里面的衣服里塞。

那天，钱德明把里面穿的两层衣服都塞进裤子，再用裤腰带扎得紧紧的，20万元足足有两公斤重，还未发福的他，生怕吃不住重量，来一个“天女散花”，当场露馅。

他小心翼翼站起来活动身子，直到吃准了没问题，他才大大咧咧地起身假装去厕所，光明正大地踱出营业室，又出了支行的大铜门，最后消失在大街熙攘的人流中。

等大家意识到钱德明携款潜逃时，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天一夜。

那年头，二十万元在银行都不算一笔小数目，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不啻为天文数字。赵大军记得，当时他的主任还感叹过，“小伙子蔫吧的，没想到干出这样的大事来！”

但赵大军后续没听说任何关于公安审人或是领导被处分的传闻，这也是事情奇怪的地方。

四

至于钱德明，拿着二十万现金，后悔时却没有了回头路。

他无比清楚，盗窃这样一笔巨款，恐怕是要吃一粒枪子儿的。

调款的券别都是“四个老头”的大票，当时发工资发百元大钞很少见，老百姓消费都是10元“大团结”和5元“炼钢工”为主，钱德明不由自主地捂着包，那两捆百元大钞像是两块大石头，坠得肩膀和他的心底都沉甸甸的，成了一枚随时引爆的炸弹。

1980版的百元大钞 | 作者图

这一走，钱德明逃了两千多公里，最后落脚在一座南方小城。

他不敢把这笔巨款存回银行，藏在出租屋里的隐秘角落又总是担心被人发现。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的，也彻底和老家的亲友断绝了联系。

那时安装一部固定电话要三千多元，用得起BP机的也是凤毛麟角，想要找人，除了去单位地址和家里，就只能靠写信联系。

一个人想躲起来，并不是那么难。只是躲起来的日子格外难熬，29年来，钱德明只给父母寄过一封匿名信，尽管没留下地址，还是担心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就换了住的地方。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后来生存也成了问题，九〇年，钱德明每月工资加上粮食补贴不到200块钱，不吃不喝一年也就能攒两千块，起初他算计：“什么活也不干，20万也足够活到一百岁了。”

往后的岁月，他深切地领教了通胀之痛。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惹人羡慕的万元户快速跌下神坛，渐渐泯于平常人家。一张百元大票“破开”后，能换来的商品越来越少。

有几年，钱德明出过煎饼摊，替人搬过重物，因为担心被抓始终没做过啥正经工作，一听见警车鸣笛就觉得是来抓自己的，大街上见到警察也下意识地躲避，过了好多年才慢慢适应，虽然不再神经质，但看电视时一出现逃犯被抓的情节还是会心头一紧，浑身都不舒服，谈过的几次对象，要谈婚论嫁时就不了了之。

听完钱德明讲完这些事，赵大军倒吸一口凉气。

“都这么久了，你还回来干啥？”赵大军充满疑惑地问他。

“我想投案自首。”钱德明说。

“自首你得去找公安局啊。”赵大军说。

“我去了，公安局不收。”钱德明回答。

五

2019年，钱德明决定回来投案自首。

回到老家后，他直奔当地派出所，把29年前自己携款潜逃的事给民警描述了一遍。

一开始民警挺重视，仔细核实他的身份，拍了照，又留了指纹和血液。

过了一会儿，民警回来竟然告诉他，说他可以走了。

钱德明顿时蒙了。

“在网上查了，你不是逃犯。”民警用有些异样的目光盯着他说。

“警察同志，你是不是弄错了？” 钱德明几乎是要跳起来。

“应该不会有错的，没有证据证明你犯了罪，你先回去吧，能查实的话，我们随时再找你。”民警似乎是把眼前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头当成了精神不太正常的人。

也就是说，除了钱德明一家之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当年携款潜逃的事。

钱德明急了，反复讲他作案的细节，民警耐心听完告诉他说，孤证不能定罪，还替他想了一个法子——现在去找原来的事发银行报案，公安机关才可能立案侦查。

钱德明只好又找到兰柯支行，所幸的是，支行大楼办公地址没有搬迁。

经过了多次装修改造，兰柯支行的大楼变得更加大气。钱德明早已被银行除名，和原单位没有一点瓜葛，值班的保安拦住了他，不让他进去。近三十年过去，当年的老人早已经退休，甚至都不在人世。这里没有人认识钱德明，更别提有人能站出来指认他当年的犯罪事实。

也就是在那个瞬间，他想到了赵大军，一问保安，果然此人还在支行工作。

六

听明白了钱德明的请求，赵大军感到说不出的为难。

“恐怕不行了吧？案件不是有二十年的追诉期限吗？”他试探性地问。

“不，”钱德明十分肯定地说，“我都咨询过了，我这是刑事犯罪，不受这个限制。”

赵大军面皮薄，不好意思当面一口回绝，只好答应说再想想办法。

无奈之下，赵大军和同屋的监察干事打声招呼，翻箱倒柜找几十年前的监察档案，支行保留下来最早的处分文件是1992年的，没有关于那件事的任何记录痕迹。

钱德明不甘心，又求赵大军帮忙，去找当年同是出纳员的老胡和老李。赵大军这时怎么肯再拉其他老同事进坑，就含含糊糊地回答说会再试试，这才打发走了钱德明，

一口气没松几天，钱德明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赵大军的手机号。

他隔三差五就打来电话，言语十分客气，还是求赵大军帮忙找退休的几位老员工。

赵大军被他磨得没有办法，只好带他一起去咨询在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得到答复是：“如果嫌疑人当年携款潜逃的事件已经立案侦查的，无论他潜逃20年还是30年，都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但假如那起事件一开始没有立案侦查，相关机关则不再追诉。”

这句话，瞬间点醒了赵大军。

赵大军回忆起当时案发后，行里有一段时间不准员工再讨论这件事情。“短款”最后到底怎么解决的，基层员工并不了解，在那个管理不太正规的年代，几位前程似锦的领导自掏腰包先填上“窟窿”，再用些“高招”慢慢“回本”也是不难做到的事。

这也就意味着，当时钱德明携款潜逃，银行的人压根没报案。

最清楚真相的应该是张行长，但张行长已经死了，那笔钱算是送给了钱德明。

听了公安局朋友的话，钱德明还是不死心，他想让赵大军出面指控他。

看样子钱德明是一心想进监狱，这让赵大军感到更加头疼。

从派出所回去后，赵大军又花了一百块钱咨询了一位律师，律师告诉钱德明：“20万在当年是一笔巨款，恐怕是要判处极刑的。但根据现在的国内经济发展状况，20万金额已经不算数额特别巨大

（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嫌疑人也没有造成任何受害者的伤亡，同时近30年来没有新的犯罪行为，已经不算是重大刑事案件了，就算找到了证据被起诉，很大概率也会判处缓刑。”

这样一来，钱德明进监狱的愿望彻底落空了。

“钱德明为什么那么想要坐牢啊，难道是良心发现？”我问老赵。

赵大军笑了笑说，他也是最后才得知的，钱德明被确诊了癌症。

2018年，钱德明被确诊为骨癌，一个人在异乡，治病花光他的所有积蓄，走投无路。

于是他竟然想到投案自首的“高招”，他想着要是进了监狱，好歹国家能帮他治病。

后 记

进不去监狱，钱德明兜里只有几百块钱，每天白天四处逛，捡些瓶子换钱。

晚上，他就在兰柯支行辖属网点的24小时自助银行里打地铺。

自助银行安全管理是保卫科的工作范畴，市行监控中心值班人看到有人在里面打地铺，远程对讲驱赶无效，就半夜给赵大军打电话，还麻烦赵大军亲自去撵过了几次。

钱德明实在没地方去，赵大军前脚走，他后脚又回来。赵大军无奈之下只好报警，民警来了也只是建议把人送去救助站。只是救助站只能管10天，钱德明既不够申请福利院条件，又不同意遣送回原居住地，时间一到还得放出来。一来二去，把赵大军折腾得非常难受。

赵大军心里这个“悔”，常说：“早知道这样，直接说不认识钱德明好了。”

2020年12月，我又打电话给赵大军，问钱德明现在怎样了。

老赵说：“最后一次见他，整个人瘦得和刀螂似的，估计扩散了，人说不定已经没了。”

注：文中人物为化名

作者丨北落师门，银行职员

编辑丨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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