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肆意践踏的新闻自由：捍卫巴勒斯坦人的代价

在加沙地带被毁坏的中心区，当地的巴勒斯坦记者正在经历难以想象的战争机器残杀、饥饿，以及随时可能面临的死亡。与此同时，穆斯林记者和其他致力于报道这场战争的西方记者正面临着另一种困难：争夺反种族清洗话语权的斗争。

2023年12月11日，示威者聚集在《纽约时报》大楼总部门口，以抗议其对于加沙的不公正报道。（图源：迈克尔·M·圣地亚哥/盖帝图像）

过去的10个月中，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发声反抗自己的雇主，这些雇主常常要求他们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作不公平、误导性和虚假性的报道。这些记者要求对以色列的反人类暴行作更加客观全面的叙述，并认为当下的媒体叙述未对加沙毁坏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做真实程度的报道。但他们的这些观点并未得到积极回响，相反，这些记者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全美作家联盟发布了一篇题为“红线：加沙冲突中对新闻业的报复”的报告。这篇报道记录了关于报复媒体工作者的44个案例—其中包括限制报道、媒体管控乃至停职，以针对持有支持巴勒斯坦人和“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想法的记者。这次报复并没有对那些亲以色列的记者产生类似的影响。该篇报道指出，这场报复浪潮从去年十月至今年二月影响了北美和欧洲的上百位媒体从业人员，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来自来自中东、北非或是穆斯林家庭的后代。

报复行动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巴勒斯坦现状的报道大量减少。而这项任务留给了少数仍然致力于正直诚实、公共责任和对人权状况敏感的新闻原则的记者。

但这类现象并不稀奇，也不是在10月7号以后才出现的。相反，这是主流媒体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恐惧高潮—他们故作分析，实则污蔑这些人为怪胎和嗜血动物。

致力于报道巴勒斯坦真相的记者被那些担心新闻业带来真正改变的人打上了偏见、幼稚、涉世未深乃至恐怖分子同情者的标签。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记者遭遇了一些人圆滑的建议—要么我们放弃理想，要么我们通过非盈利方式或倡导工作继续我们未完成的正义事业。然而有一件事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我们不是那些背弃新闻理想的人。真正的罪行是由我们行业的敌人所犯下的—他们数十年来没有把巴勒斯坦人民当人看，并认为巴勒斯坦惨绝人寰的现状是不具备新闻价值的。他们是以色列骇人听闻的、不受限制的反人类暴行的帮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们背弃了这个行业的伦理准则和实践准则。

为了完成这篇文章，我和许多致力于报道巴勒斯坦真相的记者和作家探讨了他们的经历。以下是他们告诉我的一些情况。

塔拉勒·贾巴里现年45岁，是一名居住在纽约的巴勒斯坦记者兼纪录片制作人。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东度过。在那里，他为半岛电视台、BBC全球频道、德法公共电视台和《60分钟》等媒体制作宣传品、电视和电台节目。

贾巴里刚从约旦河西岸回来——他去那里探望他的家人。他说巴勒斯坦人在媒体上展示自身境遇往往需要更高的“举证负担”。在他社区所发生的“静默的故事”在社媒环境中长久以来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会愈发严重。”他带着渴望的微笑说道，“所以当人们回顾历史，他们看不到我们被剥夺的一切和我们经历的一切暴力。他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是从未言弃的幻想者和抵抗者。遗憾的是，巴勒斯坦从来不会出现在新闻中，除非我们的儿童、妇女和男人遭遇了轰炸。”

从利兹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贾巴里回到了巴勒斯坦，此时那里爆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这场起义爆发的原因是2000年9月时任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派出1000名全副武装的警察与士兵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占领区的阿克萨清真寺。

“沙龙这一决定的影响并未消散。”回忆起少年往事，贾巴里的声音柔和了许多，“他激起了那时包括我在内的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热情。我们感受到了新闻职业的召唤。我们见证了太多。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能把我们的故事分享给世界？”

贾巴里回忆起了他在2012年为《60分钟》拍摄的一段影片，这段影片成功聚焦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和哈马斯的现实群像。他诉说着和哈马斯战斗人员共同生活的危险经历：“他们成为了军事目标，而你正在他们身边工作。以色列区别这二者。我们也是军事目标。”

贾巴里最初对CBS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而感到惊讶。“这似乎好的让我无法相信。”他说，“如果关于抵抗之弧内容能被主流媒体播出，那么这将创造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有机会给战士们正名。”但最后电台制作人决定废弃这段影片。这让他感到，这些人的政治立场“是刻在他们骨头里的。”

这件事之后，贾巴里决定离开新闻行业，成为一名全职纪录片制作者，这样他自己才能成为自己讲述巴勒斯坦故事的主角。之后他又拍摄了几部为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运动正名的影片，其中包括2015年的《南方的敌人》以及2017年获奖的《奈拉和她的起义》。

但自2005年贾巴里投身新闻业以来，巴勒斯坦人的新闻形象并没有多大改变。传播学者穆罕默德·埃尔马斯里称2009年，美国媒体把以色列的暴行描述为理性或是冲突中不可避免的，同时却把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说成是“暴力且毫无意义的”。

阿克萨洪水行动十个月后的今天，当一些记者仍在苦苦寻找能用以形容我们当下所能目睹的可怕景象的形容词时，许多美国媒体仍在沿用那老一套的臭名昭著的话术：“据哈马斯控制的卫生部们宣称”“以哈战争”“加沙的xx被发现在空袭中死亡”等等，为根本站不住脚的东西做辩护。

即便是最严重的暴行——比如近日以色列对加沙城内阿塔比因学校的轰炸，把巴勒斯坦的家庭彻底炸成了碎片，以至于他们的尸体被分装在几个袋子中以确认他们是大人还是小孩，似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曾为人。抑或是，摄像机记录下以色列暴徒在臭名昭著的斯德·泰曼集中营中强奸了一名被拘留者，导致该被拘留者无法走路——但这仍没足够拨动我们的心弦，去改变我们积重难返的、不人道的社会舆论。

本刊在巴勒斯坦的通讯员穆罕默德·艾库德说得很好：“我们同胞的死亡太常见了，以至于西方记者报道这些时就如图报道天气一样：过去10天内多云、小雨，还死了3000个巴勒斯坦人。我们的境遇跟天气很像，只有上天能对我们负责：不要被攻击的避难所，也不要无人机袭击。”

马拉克•赛尔米现年25岁，是一名来自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她从年轻时便对新闻业产生了兴趣，并把她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电脑上。她说当她看到对自己社区的报道时，她内心深处产生了对传播正义的渴望：“我想告诉所有迪尔伯恩市民和社群里的其他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记者并不总是坏人。”

“迪尔伯恩的阿拉伯裔居民对媒体产生了坏印象。”她继续说道，还特别指出2月2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题为《欢迎来到迪尔伯恩，美国圣战分子的聚集地》的令人捧腹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把这个美国最大的阿拉伯移民城市描述为“反犹恐怖分子”的狂欢之地。

这篇评论文章是西方新闻业的经典案例：西方中心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并且没有多少思考的成分。但它仍然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而这1月末距离国际最高审判机构海牙国际法庭要求以色列防止可能的种族屠杀才过去几天。

从韦恩州立大学的广播电视学和国际研究专业毕业后，赛尔米进入了底特律当地一家名为《局外人》(outlier media)的非盈利媒体工作，为观众带来阿拉伯新闻报道。一年后她又成为了《圣安东尼快讯》的全职数媒记者，之后又回到了《局外人》，担任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市政新闻记者。

“在10月7日的前一周，我被《局外人》勒令停职了。”她说，“我被停职的原因不重要，这只跟我来自于哪里有关。”

赛尔米对新闻行业的疑虑早在战争爆发前便已有所酝酿了。2023年8月下旬，她探望了住在拉马拉城外难民营中的祖父母。这次旅途最终让她意识到，西方媒体叙事永远不可能不带恶意地坦白巴以话题的真相。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新闻工作者和家人回到那里。这次旅途让我很伤心。”赛尔米说道，并提及了她所亲眼目睹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士兵的冲突，“我感到我在这个行业想要做的一切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之前有无数仁人志士都没能改变这套体制。我太幼稚了。”

赛尔米认为在新闻行业，她作为阿拉伯和穆斯林妇女的身份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把我的记者身份和巴勒斯坦联系在一起时，我便被排斥了。”她说，“读大学时，许多教授和导师都告诫我在为巴勒斯坦发声时一定要谨慎。他们建议我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观点。我理解这是避免成见和建立政治互信的一种手段。但假如说我的巴勒斯坦身份在Instagram个人简介上有所展现，这已经不是政治观点了。这似乎是对我个人的歧视和争议。”

在半岛电视台于1月发表的一篇题为《作为一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我不得不离开新闻业》的评论文章中，赛尔米这样写道：“现在，我不相信我会被媒体行业所重视。新闻业在妖魔化和非人化巴勒斯坦记者，并允许发表针对他们的煽动性和攻击性的文章。”

赛尔米现在在自己的Substack账号上创作非虚构小说和诗歌。她希望在将来能有机会重返新闻业，但那时的新闻业必须能够“做到现在新闻业所做不到的事情”，也即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和巴勒斯坦社区开展积极的报道。

巴萨姆·博内尼今年43岁，他担任BBC的北非通讯员已经五年了。他曾制作出在北非等地富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如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崛起，以及2013年前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遭罢黜等。

去年10月上旬，一个名叫CAMERA的亲以色列的新闻调查组织声称博内尼和他的同事“将哈马斯与自由战士等同”，并要求对“国外媒体与以色列相关的报道加以审查”。因此BBC全球新闻对七位博内尼的同事的社交媒体进行了审查。

BBC对此事回应称，他们只关注以色列的平民受害者。博内尼则认为，支持巴勒斯坦是一种“我们总是不被允许采取的政治立场”。他最后选择了从BBC辞职。“新闻业已经走向末路。我不想成为他们的帮凶。”博内尼在辞呈中写道。

博内尼称由于他的身份，他有义务去讲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我不必是阿拉伯人，我也不必是穆斯林。但我和巴勒斯坦、和苏丹、和所有那些饱受战争暴力摧残的人们站在一起。”

博内尼现居住于威尼斯，并正在撰写一本题为《阿克萨洪水行动的表达》的书，而该书主要内容则是关于主流媒体是如何纵容战争暴行的。“写作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创造一套明确的、准确的、更加完善的关于为何巴以冲突难以停息的话语体系。这是一套负责任的话语体系，而非西方国家政府和主流媒体那套愈发狂妄的白人至上主义话术。”

易卜拉欣·萨马拉现年28岁，是一名巴勒斯坦裔的美国记者。他在芝加哥出生长大，现在是一名获得过多次奖项的多媒体记者。孩提时代，他便热衷于模仿电视主持人的夸张动作，引得家人爆笑。15岁时，他便因持之以恒地解说学校的篮球比赛而在社区中闻名。当萨马拉逗笑别人时，他总会感到一种成就感。“这给我的心带来了愉悦之情。”他说道。

“我总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把自己内心的愉悦建立在向别人传递快乐之上。”萨马拉说，“我意识到欣赏别人的快乐不过是对自身内心深处痛苦的掩盖：所爱之人受伤害的痛苦、所爱之人死亡的痛苦、所爱之人哭泣的痛苦、所爱之人被世界遗忘的痛苦，以及，所爱之人死于战争的痛苦。”

作为一名在911事件以后成长起来的巴勒斯坦裔穆斯林，萨马拉和他社区里的其他人都遭遇了深深的误解。“我亲眼见到和我一样的家庭被逼到了生活的边缘。他们的故事无人倾听，他们的痛苦无人曾见。”他说。

2022年，他成为了CBS底特律站的一名多媒体记者。很快，他的工作便得到了认可，并因其对包括迪尔伯恩在内的底特律市政报道而获得了由美国阿拉伯基金会颁发的2023年度“30岁以下30人奖。”

萨马拉那时感觉他的新闻事业正在生根发芽。但很快10月7日到来了。

根据密歇根东区法院在3月的法庭诉讼文件，萨马拉时常表达他对富有偏见的战争报道的担忧。但这场诉讼称，CBS的新闻报道一直忽略了受战争影响的巴勒斯坦人民、加沙人民、巴勒斯坦或阿拉伯裔的美国家庭。（CBS拒绝对这场诉讼发表评论）

根据诉讼文件，在去年12月，萨马拉遭遇了对他个人社交媒体的严苛审查与监视，而他仅仅是在社交媒体账号上转发了他从加沙逃离出来的同事所发布的可信讯息。他甚至还曾质问过哈马斯。几周以后，他告诉他的上级，作为单位中的唯一一名巴勒斯坦人，他感到被疏远和遭遇不公正对待。然后，萨马拉便被调离他原先工作的社区，工作时间也大大减少。今年2月，萨马拉宣布要对单位电台提起正式诉讼。

“我们要调查的是CBS底特律新闻站是否在战争刚爆发的三个月内明显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这违反了CBS的工作准则。”他在诉讼邮件中写道，“而由于我在社区中的报道工作，我也遭遇了蓄意针对。”

在发送诉讼邮件后的两小时内，萨马拉便被解雇了。

“不只是我，很多这个国家的优秀记者也因为类似的事件而丢掉了工作。”萨马拉说，“说美国的体制已经崩溃一点儿也不过分。这里没有真正的新闻业——至少我不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萨马拉希望所有的记者都能看清事实，那就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捍卫生命的最后阵地。“我们所写的、所记录的和所拍摄的能改变很多家庭的命运。向来如此。”

他补充说：“我对任何想要进入新闻媒体业的新手都有一个建议，那就是你只应该对事实负责。这很难做到。你时常会遭受现实的挫折，并有可能被拒之门外。但在这个不包容的体制能包容我们之前，请不要停止战斗。”

回顾历史，我看到了17年来的海陆空封锁、75年的致命占领，以及将近一年的无情杀戮。我用近乎绝望和疯狂的姿态恳求，恳求我的记者同僚们共同抵制整个新闻行业对人类最重要的品质，也就是道德良知的献祭。

尽管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对以色列的偏心并不罕见的，但考虑到历史经纬，当下新闻业的失职更让人感到愤怒：对加沙平民的屠杀，包括儿童在内的上千巴勒斯坦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以色列频发的酷刑与强奸······这场闹剧是体系化的，根植于对巴勒斯坦人的偏见之中，这使得弥漫的恐怖更加令人不寒而栗。

但尽管如此，真实情况还是得以被公之于众。我们已经知道了以色列的反人类罪行。更重要的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一边苟延残喘，一边向世界记录着他们所经历的种族灭绝。我们也绝不会忘记世界各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讲述加沙发生的真实故事的尽责的人——他们的工作会被镌刻在历史的碑文上。

就在10月7日袭击发生的一个月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拉克雅兹迪人权活动家、2014年“伊斯兰国”屠杀的幸存者纳迪娅·穆拉德为《全球战争罪新闻调查指南》作序。在该文中，她强调了新闻记者对那些随时陷入生命之忧与恐惧的人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时常会被穆拉德文字的力量所打动：“我希望调查记者在暴行开始之前被着手寻找像我们一般隐蔽而又脆弱的受害者。你们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作者简介：胡达·谢里夫是一名住在开罗和纽约的调查记者兼作家。

译者简介：沈瑾阳：国政专业在读，不知名服务业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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