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不是对王安石有失偏颇？

林语堂在序里面说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因为这念头在心中已经存有多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语堂就着手创作《苏东坡传》。他崇拜苏东坡，不仅喜欢苏东坡的诗词，对苏东坡的为人处世也很钦佩。林语堂不吝用最好的辞藻来形容苏东坡：富有创造力，守正不阿而又放任不羁，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人间独一无二，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文化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的修炼者，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像苏东坡这样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当作者能专心致力写苏东坡传记时，自然是一大乐事，已无需其他理由。

和林语堂部分作品一样，《苏东坡传》又是先有英文版本后有中文版本，英文版本名为：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中文直译《快乐的天才:苏东坡的人生岁月》。

现在的中文版本大抵都是张振玉的版本，从人物的出生写到离世，从家庭生活写到社会活动，展现苏东坡的生活历程，从时间来说是从北宋仁宗景佑三年写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036—1101。全书分为四卷，即童年与青年（1036—1061）、壮年（1062—1079）、老年（1080—1093）、流放岁月（1094—1101）。各卷写及的年代、时间多少、长短不一。每卷又分若干章，共分28章，第一、二卷主要描述初登政坛、文坛的经历，叙述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反对变法的斗争占了很大篇幅，这两卷主要是描写苏东坡与家人及政界、文坛知名人士的关系。比较起来看，第三、四卷的不少篇章，特别是描写苏东坡遭贬谪后的生活情趣的几章富有吸引力。

《苏东坡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描写传主苏东坡与时代政治风云的关系。林语堂认为，苏东坡与王安石变法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因而，他尽力描述了王安石的变法情形和苏东坡对它所持的态度。

林语堂是现代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然而并不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所以他的人物传记带着浓浓的人文色彩和深厚的感情。他对苏东坡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就造成了一个现象，他对苏东坡有多爱，对王安石就有多恨。

因为林语堂认为苏东坡与王安石变法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所以这样篇幅不算非常巨大的传记里面，林语堂几乎花了七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叙述王安石变法与司马光反对变法的斗争。

宋帝国的内在危机，稍有见识的大臣人人皆知，也都认为需要改革，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不损伤自己既得利益之下改革。王安石的改革面如此之大，所以招来的不仅仅是公愤，更是全体利益阶层疯狂的猛扑，他们被称为“旧党”，而领袖就是腐儒司马光，那个因为小时候砸光而名闻天下的士大夫。

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腐儒的本能反应，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像预算制度，使国家开支减少，自然会造成官员淘汰，”青苗法“阻塞了士大夫的土地兼并之路，“免疫法”让士大夫和平民相等，更使得他们怒不可遏。一天神宗赵顼告诉文彦博人民都很欢迎改革时，文彦博反问：”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由小民统治国家？”宋神宗竟然无言以对。

20世纪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过轰轰烈烈的几次变法，除了商鞅之外都归于惨败。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必须处于未成型的向上阶段，利益阶层还没有固化，这样变革的阻力就会极小。另外，王安石过分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低估了面临的阻力，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都需要地方政府执行，然而那些负责执行新法的人恰恰又是反对新法的人，再加上封建官场制度注定官僚多数都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能于扶植一个产业，但是有的是方法破坏它。

林语堂用了很多不好听甚至于恶毒的语言来描述王安石。在他的笔下，王安石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商鞅变法一样属于法西斯极权主义，至于对王安石人身进行某称程度的攻击更不在话下：是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衣裳肮脏，仪表邋遢，沽名钓誉。显示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不是在于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在于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因此他也像王莽一样篡改古籍，这是对官权的滥用和对学术的侮辱。

王安石改革最终失败，因为国家垄断造成小生意人失业，青苗法造成农人卖妻鬻子,监狱人满为患，在这样情况下，新法被废止。但是这场政治风暴燃起的燎原大火将把宋室焚毁，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这一切都是王安石的手笔。也许林语堂对王安石唯一的褒扬，就是王安石的洁身自好和真诚虔敬，在金钱与私德方面没有任何污点，就如同旧党头子司马光一样。

在林语堂笔下，司马光的道德才智都是罕见的，胸怀更是光风霁月，争理不争利。然而司马迁是什么货色？这个所谓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也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但是权力如同试金石，一旦他接触到实际大权，就立刻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除即便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免疫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据理力争，而今天你刚当上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

司马光最大的贡献是宏篇巨著《资治通鉴》，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擅于做学问的究竟是否也擅于为政？在《资治通鉴》开篇《周纪》里面，司马光就陷入自己的逻辑陷阱和精神分裂。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贵以临贱，贱以承贵。所以在司马光心目中，升斗小民就是贱民，生来就要服从贵人的支配。

司马光又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礼莫大于分也。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交换，商朝被周朝取代是因为有纣王这样的昏君而文王武王很贤德。而如果商朝用贤明的微子来取代纣王，那商朝必然不会灭亡，但是微子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意做君主，因为礼教的大节不能破坏。

读下来是不是很精神分裂？为了礼教中高下地位的区分，宁愿自己的国家灭亡，这是不是很有病？我已经无法想象司马光写下这段话时候的心理状态了。

而陷入逻辑紊乱和精神分裂的还有林语堂，在他的笔下，经历过乌台诗案被放逐的苏轼洗净铅华，展现出我们最为熟知也最为可爱的本来面目--苏东坡，但是如果这源头依然是因为和王安石的变法冲突，那林语堂是否应该要感激一下王安？而不是细致刻画这位老人的孤独晚年，在一匹驴背上喃喃自语，他的儿子已经死去很久了。

林语堂，是不是对王安石太过残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