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缅甸混乱，为何需要中国力量？

缅甸乱局已经伤害到中国的地缘影响力、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感情，已不是单纯的内政。

中国也为缅甸划了“三条底线”。

缅甸各方应响应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呼声，调整政策策略，以自身的和平稳定，既救本国人民于水火，也不再危害邻国。

结束缅甸混乱，需要中国力量。理由如下：

一、缅甸的内政已经外溢，严重影响中国和其他周边邻国的安全

缅甸的主要问题是两大矛盾，三方力量，众多武装构成的政治格局，在外力影响下从内部冲击国家的主权基础，内政外溢危害四邻。

第一个矛盾是军政府与民盟之间的矛盾。

是政体选择的矛盾，当前已经从政治斗争上升为军事对抗。

在全球化国际背景中，外力对矛盾双方都有影响力，矛盾双方都希望外力帮助其削弱对方，外力的介入已经将国内矛盾国际化，已经不是单纯的内政。

有些力量的介入很可能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甚至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民盟与军政府的对立，若演化为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战场，也将严重影响地区安全稳定。

第二个矛盾是少数民族与缅族的矛盾。

在现阶段的表现为军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与少数民族武装反抗的矛盾。

缅甸不是历史文化自然融合而成的国家，而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行组合的一个国家，独立建国遗留的问题就不是单纯的内政问题。

缅甸北部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对这些民族文化的歧视就是对中华文化的歧视，已使中国人民成为当事一方，而不是局外者。

特别是2008年新宪法颁布以后，首先拿汉族组织开刀，对汉族政治军事组织进行分化瓦解，其结果是接受政府整编的汉族败类演化为犯罪集团，对不接受整编的汉族组实施打击，已经伤害到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缅甸内战对中缅、老缅、泰缅、孟缅、印缅边境都造成过危害。 包括因战难民越境，流弹航弹造成境外人员生命财产损失，跨境民族越境参战。

数十年来，武装冲突对中国边境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伤害，在缅中资企业停工停产。

中国也举行多次军事演习进行震慑。

缅甸国内四分五裂，军政府的腐败与民族武装的生存需求，导致毒品、军火、电诈等犯罪活动外溢，对周边邻国甚至全球造成危害，中国也深受其害。

二、缅甸的乱局，各方已无力自救

缅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持续近千年，只要缅族政府存在，这个矛盾就存在。从三大王朝时期到缅甸独立前，只要缅族人建立统一政府的苗头一出现，缅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就会突出出来。

缅甸政府强推缅文教育数十年，效果不佳，目前连文化交流的意愿都在逐步丧失，文化隔阂越来越深。传统文化不能融合，只能引入先进文化才能化解文化层面的民族矛盾。

世界上不论是什么政治体制，军队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在任何体制下军队都是置于政治力量的领导之下。

2008年新宪法推出以后，军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组建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巩发党，企图将自己演变为一种政治力量“换装执政”。但2021年又推翻民选政府，继续“着装执政”。

缅甸的这种制度从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军人集团自身的利益上都体现出严重的落后性。

落后的制度已导致社会分裂，缅族反对力量和少数民族都被迫选择武装反抗。化解军人政治制造或激化的矛盾，需要外力帮助实现政治转型。

民盟对军人集团彻底失望，放弃和平斗争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部分少数民族也认为只有推翻军人集团才能改变被歧视的地位。

军人集团也自认为可以通过武力掌控全局。矛盾尖锐对立，三方自行协商的空间已不存在，需要各方都能接受的外力来调停。

武装冲突不断产生军事需求，大量消耗财富。战争使人民没有安全感，不愿意积累财富。

落后的经济制度使民众没有发展经济的自驱动力。法制的不健全，使外国资金不愿意进入。

军事管制和武装割据使人员和物资流通不畅。政治腐败不能催生科学技术，使生产力不能进步。西方经济制裁导致不能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流。

多种原因综合作用使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缅甸成为最贫穷国家之一。人民对贫穷的厌恶使社会主要矛盾加剧。

经济上需要对外开放，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才能避免经济问题成为武装对抗的诱因。

政府军与人民保卫军的政治性质对立，民盟要求公平公正的宪法与军人集团的执政理念尖锐对立，难以找到融合的政治基础。

大缅族主义普遍存在于缅族文化之中，民族歧视政策已经通过《公民法》固化。

军人集团不同时期提出的“七步路线图”、“五点路线图”、“新五点路图”，始终回避两大矛盾的关节点，得不到另两方的响应。

需要国际社会在政治上给予引导，用和平的方式协商出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政治纲领。

三、中缅划界的遗留问题，还需要中国协助解决

中国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的《中英缅甸条约》、《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规定了中国与英属印度缅甸省的主要边境线。

1941年，英国乘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中国战时生命线滇缅公路为压力，同民国政府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缅甸片面有利的边界，即“1941年线”。

新中国成立和缅甸独立后，双方通过协商，对上述两个条约和一个换文形成的习惯线进行了局部调整，于1960年正式认可了传统习惯线。

新中国总体上承认上述三个文件对边界的划定，主要基于三个原因：受尽西方列强欺辱的两个国家间的情感认可。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大量的边界问题，为避免因边界问题对新政权的影响，需要尽快找到突破口。

需要共同打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消除其对新中国政权的袭扰和对缅甸国家统一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中缅边界的划定，独立后的缅甸只起到次要作用。这条边界线的划定，虽然是以和平方式确定的，迅速解决了中国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但也使一部分中国传统管辖范围划入缅甸，有几个民族居住区被一分为二，为后来部分民族反抗缅甸政府的统治留下了空间。

这些地区划入缅甸以后，缅甸政府推行大缅族主义，从法律层面不给这里的人民完整国民待遇，激起这些人民的反抗。

因此，当前缅甸政府与中缅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矛盾与划界存在直接相关性，界线双方需要继续推进问题的解决。

这部分人民与自己传统生存地区是绑定在一起的，理应与这块土地同命运。在当前缅甸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下，如果不接收人民，就应归还土地。如果不归还土就应接收人民。

两项必选一项，不能要地不要人。缅甸政府应正视跨边境地区人民的利益，正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与中国一起彻底解决这些人民的政治地位问题。

四、中国对缅甸的影响，有益无害

改变缅甸冲突不断，政治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的局面需要外力介入。这种外力要同时具有对缅甸各方的文化影响力，经济扶持力，军事和政治平衡力。

缅甸任何一方都甩不开中国的地缘影响力。缅甸现政府需要中国平衡与西方的关系。民盟执政也离不开中国的经济影响。部分民族武装与中国接壤、文化相近。

同样：中国不希望西方独控缅甸，希望和平稳定繁荣的缅甸使中缅边境得以安宁，希望中缅深度经济合作。三方利益与中国利益关系紧密。

若缅甸任何一方将域外大国势力引入缅甸，诱发世界性大国在缅甸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缅甸必将限入自身难以承受的混乱。

缅甸北部地区受中华文化影响很深，只要各民族和平相处，由文化共同性带来的文化、经济交流必然为中缅关系奠定全面友好的坚实基础，缅甸全体人都将从中受益。

中国始终坚持不干涉缅甸的内政，不谋求缅甸的领土主权，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缅甸任何一方，不掠夺缅甸的资源。中国政策不会影响缅甸的独立自主。

中国低价优质产品进入缅甸，对提升缅甸人民的生活有巨大的帮助作用。缅甸的低价劳动力对中国投资有巨大吸引力。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发需要中国投资。

边境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中国经济对缅甸影响的良好样版。缅北是连接中国与印度洋的通道，经营好此通道对双方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经济影响力可以帮助缅甸摆脱贫困。

缅甸三方若响应中国呼吁，实现停火，中国有能力为停火协议提供军事担保，可确保各方的安全。

中国推出的印中孟缅经济走廊计划，对实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得到各方响应。

中国帮助缅甸实现和平的措施，可以得到该地区各国的支持和理解，可以帮助缅甸与邻居友好相处。

五、缅甸三方应积极响应中国呼吁，做中国的好邻居

缅甸三方为了国家的和平稳定，为了人民安居乐业，为了自己的安全，应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呼吁，努力推动停火，发展经济，做中国的好邻居，与中国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一是军政府一方： 要正视人民的呼声，放弃个人权力执念，把自己提出的各种路线图化为具体行动，尽快与各方共同修改法律，在政治上主动改造巩发党，争取缅族人民对历史的谅解，解决内部的腐败，提升治理水平，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要正视少数民族政治军事组织的客观存在，放弃用武力、用分化瓦解的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企图，彻底放弃民族歧视政策，先和平，再融合。

不要把自己军事上的失败莫须有地甩锅给中国支持，也不要寄希望于中国帮助打内战。

也不能既要向中国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又要向西方争取经济利益，不要在东西方玩大国平衡策略。

二是民盟一方 ：不要把与中国为敌的军事政治力量引入缅甸，响应人民对和平的呼声，不放过来自任何一方的和平愿望。不要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武装斗争上。

三是少数民族一方 ：有的组织也要放弃独立建国的政治目标。在武装反抗民族歧视的同时，也不要坚持占山为王的割据思想，要以联合求强大，坚决不能把少数民族之间的分歧扩大。

不能只搞武装斗争，也要探寻用政治手段消除民族歧视的方法。要努力提升在控区的治理水平，打击黑灰色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用良好的治理做民族团结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