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 毛奇为何不推荐李佩霞？谈谈县域内干部晋升的规则和逻辑

郑渝川

7月25日，江西省万年县退休教师李长柳通过网络实名举报万年县委书记毛奇涉嫌性侵女下属。李长柳的女儿曾任上坊乡党委书记的李佩霞，在2024年6月被留置审查。

次日，江西省纪委监委通报，万年县委书记毛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之后，万年县部分干部的任职简历、学历等引发网友热议。（综合此前媒体报道）

过去10天时间里，围绕毛奇和李佩霞的网络讨论，已经进入到比较深入的地步。这一方面跟李长柳放出的尺度很大的录音有关，引发了网友比较多的遐想，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更加主要的原因是，这件事引发了很多同样身居县域干部体系的朋友，对于干部选任成长空间问题的关注。

万年县一些干部的任职简历、学历情况，引发了比较多网友的讨论。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在基层工作，学历高不高、能力强不强、政绩是否突出，在决定升迁问题上，都不如关系“硬不硬”重要。

人脉关系肯定重要，比如同样在基层的乡镇工作，有的人确实能够很快从科员晋升到镇级领导的职务，而且一旦有了一个职务托底，凭借人脉关系的支持，有助于更快地获得拨款、项目支持，从而获得政绩竞争中的优势。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恰恰是很多人忽视的。也就是每个县，除了部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困难的地方，一般每年都在招录公务员，数量还不少。再加上满足条件的复转干部、国企和学校等单位的调入干部，几年下来，一个县里边，有资格提升到副科的人其实很多，最低也是200人-400人保底。还有，就是多年未获提拔，在职级上有晋升，却未曾出任实职的干部。

甩锅？没那么容易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加入副科实职竞争的人要少得多，有大多数人其实放弃了晋升。

因为一个县域中，科级干部主要集中在三类单位，一种就是乡镇（班子成员为科级），第二种就是县直属的委、局、办（班子成员为科级），第三种就是中直、省直驻县单位，以及中小学、职业院校，还有就是国企（如果有），级别有的比较高，有的比较低。但这里提及的第三类单位，干部调整频率比较低（比如中学校长，很少调整），而且很多单位、职位根本不归县里管，也安插不了相关的干部。

要从科员到科级，能够大展身手的就是乡镇和县属委局办，职位有限，竞争很卷。但如果对县域治理有基本了解的朋友显然就知道，胜任这类职位并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就是现在的很多工作，从国家经由省市，再到县，也就是各级上级安排的工作，与职责工作很多情况下构成了重合，但也有出入，考核压力很大。不同于在企业任职，通过考核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通不过就要担负责任，而且在体制内并不是那么容易把锅甩给自己的下级。

万一，你的下属，比你的关系还要硬，你甩锅给对方，岂不是给自己带来麻烦？

乡镇和县属委局办的干部，完成上段所述的本职工作，大多需要在下班时段去做。因为县域治理显然大多以县委县政府组建若干个工作专班（以前叫做领导小组），抽调大量的乡镇和县属委局办各自的领导班子成员组成，负责跨部门、跨地域、比较艰巨复杂的工作推进。

比如某个镇长，县里某个局的局长，会被同时选入几个不同名义的工作专班，然后工作任务会被细分到自己头上，比如专司跟几个甚至几十个高频上访的群众沟通，要确保对方情绪平稳，接受有关部门的安置、补偿方案，还有就是限期完成某个地块的拆迁洽谈，再如每一年都有不断刷新指标的招商引资任务。

不是所有干部都想晋升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的县域干部提任，大多是从乡镇一线提拔的，主要选拔那些办事能力强、也比较擅长搞关系、还擅长跑项目跑拨款的干部，但随着最近20年来，基层公务员入口全部调整为了凡进必考，所以这类干部其实变得更为稀缺了。

现在基层缺乏的干部，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能做事，能够运作关系和项目的一类人；第二种就是比较擅长解读政策，读懂上级政策信号更好汇报工作的另一类人，当然，这并不能简单概括为“笔杆子”，虽然第二种人天然需要“会写”。

所以，现在很多地方的县域，乡镇、局委办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公招考进去的，跟上一代干部有着很大区别，前者的知识结构更为优化，但后者的行动能力更强。在老一辈干部慢慢淡出基层岗位的情况下，被选入工作专班的年轻干部，其实压力很大，因为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维稳化解矛盾，另外就是需要高频率地与群众进行沟通互动，这些本质上都不是从小学到大学教育过程能够培养出的能力，也不是他们、她们在科员任上能够被培养出的能力。

工作专班，突发事务，领导交办的工作，都构成持续布满的压力，偏偏县域体系的财政能力还很弱，也就是说，很多人就算有心有想法完成既定职责工作、工作专班分派工作，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终就会变得比较狼狈。

对于县委书记来说，在一个县域内当然是拥有绝对的权力、权威，如果乡镇、局委办的干部完不成专班任务，那就可以让对方腾出位置，甚至有时会出现戏剧化的局面，比如领导雷霆万钧地安排下属就地免职。有过免职经历的干部，要想东山再起，自然是很困难的。

也就是说，很多通过考试或者复转、老师岗位调入机关的干部，在科员岗位上虽然不会被培养出上述能力，却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自己的上级（乡镇党政班子成员，或县属局委办班子成员）的真实履职状态，尤其是在考核和工作专班机制下的真实压力。自己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去应对那样的挑战，慢慢也就变得很清晰了。

科级干部的晋升锦标赛

这种情况下，仍然有部分科员会想尽办法来参与职务竞争，包括这次事件牵扯出的毛奇、李佩霞等人，显然都属于这类。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他们、她们的提升，是不是获得了关照，但确凿无疑的一点是，他们、她们至少通过前面提到的挑战，所以才能够完成科员到科级的关键一跃。

现在的问题是，到了科级，也就是说几乎每个科级干部都有比较强的实干能力和抗压能力，而且执行力大抵也不错，但是要继续提升，也就是从科级到副处，就非常困难了。

首先就是副处在一个县域内的职位非常少，相比科级可以说是断崖式的减少。一个县里边，四大班子的正副级，还要除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必然要出任的职位，以及上级安排、异地轮岗挂职的职位，剩下的真的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要填上一个坑，不仅要等待现有位子上的人退休或提任或落马，而且还要PK掉至少一大帮资历、能力、执行力跟自己差不多的科级干部。

怎么办？至少从目前的信息来看，会有一些乡镇或县属局委办的干部，想到的办法就是成为县里书记或者县长的“人”，但因为提任县里四大班子的职位，属于地级市组织部的权限，县里的书记、县长只有推荐权，所以不确定性就很大。

这种情况下，有些乡镇、局委办的领导会选择政绩抢跑，这确实是一个很可行的办法。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县里的发展资源比较少，而且各种关系层峦叠嶂，错综复杂，打开工作局面不仅需要资源注入，往往还要得罪人，所以政绩抢跑，有时必然需要突破现有的政策甚至法规法纪的边界，比如跟企业合作，在未获政策批准或备案的情况下运作企业、投资项目。

并且，既然是没有拿到政策批文，县里资源就少，所以很难较好地安置补偿失地农民以及城镇里的拆迁居民。这种时候，政绩抢跑的干部就需要赌一把，加快项目运作，同时尽可能快地补全报批程序，然后拿到资金安抚失地农民、拆迁居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赌成功了，干部就收获了政绩，如果赌失败了，那就是被问责，科级的位子甚至公务员的身份都保不住。

更多人选择的是紧跟县领导，也就是领导安排我做啥，我就做啥，绝不冒头，但是尽可能不落后。这样一来，一个县的发展，责任和压力就全集中在书记和县长两个人身上了。有时我们就能发现一些地方的县级领导被问责，也是因为政绩抢跑，这些人被问责后，底下的干部除了那些直接送钱的，其他人反而没有担负什么责任。

但还是那句话，你不愿意担负什么责任，只愿意搭便车，更不是跟书记、县长共担责任，那么凭什么要求书记、县长在给地级市的组织部提交本级本地四大班子成员的人选时，提交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