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华经贸合作已成印度“刚需”

王世达

进入7月份以来，印度方面接连传出考虑放宽对中国技术人员签证限制、吸引更多中国产业投资、融入中国供应链等消息。笔者曾造访印度十几次，认为这些消息反映出如下现实：加强对华经贸合作既符合当下印度产业界乃至整体利益，更是印度实现“印度制造”“2047年之前建成发达经济体”等愿景的刚性需要。

就在本周，印度首席经济顾问纳格斯瓦兰向议会提交了《经济调查2023—2024》报告，其中指出印度此前认为可以填补中国“腾出的制造业空缺”，但事实证明这一想法不够谨慎。数据显示，即使在轻工业领域，中国是否“腾出了空间”都是一个未知数。为此，报告建议印度必须认真考虑两个问题：若不先融入中国供应链，印度是否可能真正融入全球供应链？在进口中国商品和吸引中国投资之间应如何平衡？由于印度财长西塔拉曼立即发声支持纳格斯瓦兰的主张，这份报告被认为反映了印财政部希望密切与中国在供应链、投资等领域合作的考虑。其中释放出的信号，也与不久前多名印度政府官员放风称可能加快为中国技术人员办理签证的速度相一致。

毫无疑问，这些动议和可能的政策调整源于印度自身所需。2020年以来，印度官方针对中国投资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导致赴印中国投资出现断崖式下降。与此同时，正如印方新出炉的这份《经济调查2023—2024》报告所显示的，尽管印度政府试图以进口限制等应对中国巨大的制造业优势，但中国商品普遍性的物美价廉，通过加征关税等粗暴措施根本无法降低其竞争力。而且，一些第三国接受中国投资设厂生产，也导致印方针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限制效果大打折扣。在签证领域，来自印度国内的行业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收紧对华签证限制导致印度电子制造业损失高达150亿美元，大量就业机会流失。

现在，印度政府和国内理性人士都越来越认识到，限制对华经贸合作不仅阻滞印度贸易领域增长，还在更广泛的层面对印度实现“印度制造”等目标带来负面影响。2014年以来，印度政府提出“印度制造”倡议，提出要把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2020年，印度政府又推出“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支持国内企业自力更生发展，而且截至2023年已推出总计超2万亿印度卢比的产业激励计划，覆盖14个关键生产行业。但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相关分析认为，即便是印度急于重点发展的一些制造业领域，也根本离不开与“中国制造”的紧密关联，尤其是中上游产品，这在制药、汽车、电子产品等行业尤为明显；而印度在经贸投资领域对中国设限，实际上削弱了新德里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远景规划。正因如此，印方这份年度经济调查报告主张，“中印经济关系非常复杂且相互交织。若印度政府想在全球层面扩大出口，那么印度要么加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要么就吸引中国的直接投资。”“基于东亚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专注于吸引中国投资貌似更能增加印度对于美国等发达市场的出口”。

尽管印方近期传出对中印经贸合作利好的消息，但中资中企仍需小心在印度再次遭遇“过河拆桥”。以手机行业为例，2015年以来，印方通过激励政策、税收政策等推动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手机厂商在印度设厂生产，不断提升手机零部件的本土生产率，尤其是出台“分阶段制造计划”（PMP），通过加征整机及配件关税，推动外国企业将生产制造逐步转移到印度本土。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印度相关部门认为自己国内手机生产体系趋于完整，遂逐渐以所谓“合规调查”等为由挤压以中企为主的相关外国企业，并试图扶持印企取而代之。过去几年，小米、vivo、OPPO等中国手机厂商以及韩国三星等都曾遭到印度当局与所谓“合规”相关的指控，并被处巨额罚金或冻结资产。这与印方2020年几乎彻底封禁中资背景的手机应用程序如出一辙。事实上，不只中韩企业，近年来不断试图拉拢印度的美国也没能幸免。比如美企亚马逊被印度以“隐瞒事实”为由罚款，沃尔玛被指控违反零售相关法律并于2022年退出印度市场；谷歌等也曾在印遭到天价罚款。截至2022年7月的数据显示，之前在印度注册的5079家跨国公司中，已有1777家撤资。

或许正因如此，印方这份新的年度经济调查报告提出，较之一味限制中国产品进口，不如吸引中国投资在印度本土设厂生产，那样“既能在特定领域取代中国进口商品，又能扶植印度国内产业”。印度手机和电子协会主席对此更加直白，声称放松对中国技术人员的签证限制就是为了“在确保印度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中国对印度的技术转让和落地”。加上印度首席经济顾问纳格斯瓦兰被曝在接受采访时称，寻求更多中国投资与当前印度“抗中政策”并不抵触，这让人怀疑新德里是否真正意识到改善和密切对华经贸合作的意义之重，是否能以真诚的态度走上这样的正路。（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南亚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