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悌 | 自由与束缚：社会史与文化史视野下的城市与乡村

本文从作者的个人城市史研究经历出发，以抛出问题的方式探讨了城市与乡村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不同意义及其对个体自由的影响，从而引发读者对中国城市特殊性的思考。首先，作者讨论了城市在西方的象征意义，以及城市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代表文明高度发展的角色。随后，通过对比中国城市与乡村的生活方式、美学体验和建筑可能性，提出了城乡差异的问题，并探讨了城乡连续性的可能。本文给出了开拓城市史研究的新方向。

自由与束缚：社会史与文化史视野下的城市与乡村

文 | 李孝悌

在这样的结构、这样的重重的组织、这些网络的限制之下，城市到底还代表什么东西? 我刚开始做城市史时，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要逃离各种组织的束缚，我们幻想在城市中可以找到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选择，这个感觉在我几次进入中国乡村考察时格外强烈。

村落的束缚感，从它具体的结构，到宗族的庞大的力量，压迫性其实是非常强烈的，让你觉得你无所遁逃。可能千年以来中国的村落都是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组织结社把你限制起来，或是有各种各样的封建道德把你层层限制起来。

所以你要问，在这个乡村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自由，我其实不觉得在乡村里面完全没有自由。我自己在做18世纪妇女的情欲研究的时候，觉得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跟我们看到的道德论述的世界、礼教的束缚不太一样，我觉得乡村里面也可能有自由。

可是这两年的乡村考察给我最大的震撼其实是乡村的束缚性，就是它有各种组织性的力量把你限制住，当然可能还有经济生活的限制。你其实选择性不太多的，你的文化构不构成对你行动的制约? 在城市里面是不同的，你有更多的空间，因为那个结构变了，它可能具有开放性，跟乡村不一样。你是不是有更多的对抗这些组织跟道德束缚的自由? 这个自由很大程度是从文学作品、诗词作品里面看出来的，这是第一个要问的。

第二个就是对西方人来说，城市象征着什么。城市象征更多的自由。当然马克斯·韦伯也问过这个问题，到底城市代表什么东西。城市可能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你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城市可能有更多的商业活动，城市也可能有更多的艺术活动，这些是处理乡村、处理聚落、处理民众的我们都避不掉的，这也是我一再要问的问题。其实跟我刚才讲的裴宜理，或者休厄尔理论，背后的关怀是有一些类似的。我们不能因为做了文化史，做了这么结构性的东西，因此以为文化史是完全超越的，没有背后的结构性的东西。

你看原来人类学家，我举的例子，他们不断地强调，虽然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这么大，把自由变成一个非常前卫的、抗议继承体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可是人类学家很重要的关怀，是要追寻一个不变的结构。除了这些结构，如果太过偏向城市里面的文学、美感、经验，太偏于士大夫的文化，我们就可能会把社会史学家问的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忽略掉，而这对士大夫来说，本身的限制是非常大的。

原来有些团体不管是限制性还是制约性的，进入城市后可能还是有限制性的、结构性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进到城市里面，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结构跟自由，自由的空间。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城乡的差异。如果悲观一点，完全从社会史学家，从卢汉超或是史谦德(Davird Strand)对北京黄包车的研究去观察，你会觉得中国的城市跟乡村没有差别。特别是十年前，恕我冒昧，进入中国的城市，感觉跟进入中国的乡村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城市真的没有意义吗?再看休厄尔，他认为城市其实是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的出现、非常重要的经验，甚至他根据英国人的研究，认为城市其实是整个文明最重要的发展的象征，原始的人类只有聚落。回到半坡去看村落，村落里面很空，仅有墓葬和一些基本经济生活的遗迹。如果回到五千年前的聚落里面，你会发现很多聚落就是被一些结构性因素限制在那个地方，它没有发展高度的文化。

而进入城市之后，原来乡村具有的一些扁平组织已经不能应付城市庞大的需要，城市要统治，得有文字，有宗教，慢慢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文化的成分。 而这些文化的成分都使城市的生活跟乡村的生活大大地不一样，所以城市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代表文明的高度发展。

我回到中国，看见中国的城乡没有差别。可是再进一步分析，我们会问几个问题：在城市里面，生活方式是不是不一样?城市里面，不管士大夫还是现代上海城市市民，他们的生活品位是不是不一样，他们的感官经验是不是不一样，他们是不是有更多的耳目之愉? 城市是不是给你更多建筑上的可能性、更多建筑上的美学体验? 建筑基本上也是一个结构，大大限制了生活的可能性。

当然我可以把问题搞得更复杂：难道说这些东西只有城市里有，乡村里没有吗? 乡村也有戏曲啊，乡村的老百姓有没有他的美感的经验呢? 有没有他的耳目之愉呢?这就是我到宏村最大的震撼。

我去了中国的几个村落，一方面它们有非常强烈的结构的限制，让你觉得非常窒息，被管控；可另外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极大的美感经验。这个美感经验是不是只有乡下民众有，到底有多少士大夫生活在其中?

我听说整个宏村是一位女性设计的。去到汪口，村里的一些建筑同样非常令人震撼，是因为两方面：一方面它竟然发挥这么大的制约性作用，村落里面的宗族对人们起了很大的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它在美学上给予了人极大的享受。在乡村里面，它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面貌，我越讲这个问题越复杂。

我们一方面想探讨城市生活中各种特殊的经验，想将其拿来跟乡村作对比，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马上想到，城乡在中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还是真的也没那么大，或者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在城市中看到的各种生活的可能性，在乡村里面到底有多少? 差异的同义词是连续性，中国的乡村跟中国的城市到底有多大的连续性?而特别重要的是，在城乡中间可能还有一个过渡性的，所谓“镇”的组织。

二三十年前，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很有名的汉学家牟复礼写过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讲明清的南京。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城乡差异真的就有这么大吗。特别拿来欧洲、俄罗斯重要的城市，像巴黎或是莫斯科相比，在这些城市里，城市跟乡村是有极大落差的，你进入城市等于是真正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而这些做中国城乡研究的西方汉学家，他们一直觉得中国是一个相对整合性很高的地方，整合性的因素当然有很多，其中的市场是很重要的因素。市场跟宗教的祭祀，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城乡性、中国的整合，中国的城乡的连续性，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探讨里面要问的问题。

我不断强调中国城市生活，是觉得它有非常特殊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明清的城市史时觉得这么感动，这感动不是自我陶醉，我也不觉得是因为那些文学作品建构出的完全虚幻的世界。

我还是觉得中国的城市有一些特殊性的东西，是我们传统的研究没有看到的。 还是要把社会史研究的面向带回来，再来看中国的城市，这样的整合让我们看中国的城市，跟看中国的乡村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