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重难返！中国改革为何屡屡失败？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条隐形的锁链，紧勒着中国古代农民的喉咙——这便是“黄宗羲定律”。这个故纸堆里的名词，承载着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对中国千年税改的沉重叹息。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以如椽之笔，勾勒出一幅税改兴衰的图景。他指出，无论是唐初的租庸调，还是杨炎改革后的两税法，乃至明代推行的一条鞭法，每一次看似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改革，都如同昙花一现，随后便陷入“减轻—反弹—更重”的怪圈之中。农民的肩膀，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被压得越来越沉。

“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以六个字，凝练地概括了这一现象的本质：改革的初衷虽好，却往往因体制之弊，导致税负不减反增，成为农民难以摆脱的宿命。这一见解，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绕不过的里程碑。

在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发生过4次比较大的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并税式改革”，但都逃不过黄宗羲定律。

第一次“并税”改革发生在唐代中期。唐初税收分为田租（土地税，征谷）、代役金（免役收庸，征绢）和户调（户税，征麻布）三个部分。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宰相杨炎进行两税法革，将租、庸、调正税和正税之外新出现的地税、户税合并，根据占有土地的数量征收夏、秋两税，取消其他杂税名目，以避免地吏巧设名目搜刮百姓。这在一开始的确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到晚唐时，因藩镇割据，官府便又重新开立本已合并两税的各种杂税名目，重复征收，农民负担比“并税”前更重了。

第二次“并税”乃是“王安石变法”。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面对在沿自唐代的“二税”之外又有诸多杂税的情况，王安石制定“免役法”，规定以贫富为标准，将民户分为五等，按等征收“免役钱”，政府用此钱雇人应役，不再征派差役。此举甚得民心，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次“并税”。但不久发生“元祐更化”，司马光废止各项新法，苛捐杂税又不断涌现。

第三次“并税”是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改革。明初为征派赋役，明廷编造了详密的鱼鳞图册和黄册，将老百姓牢牢限定在土地上。明中叶后，皇帝带头掠夺地产，大量设置皇庄，大地主隐匿赋税，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却与日俱增。全国各地农民从逃亡到抗赋抗役，从“盗矿”到武装反抗“矿禁”“封山”，从抗租到武装“踞田夺地”，改革赋役制度渐渐成为各地官民的强烈意愿。张居正改革中的一条鞭法，把税粮、丁口税、差役和所有杂税全都归并到一起，折银征收，并将差役负担也归入到正税中。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杜绝苛捐杂税的作用，挽救了危在旦夕的晚明王朝。但新法实行不到40年，因辽东战起，各种田赋加派又纷至沓来，出现了“鞭外有鞭，条外有条”的现象。农民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明王朝也因此命终。

第四次是清雍正年间实施的“摊丁入亩”税制。康熙时编撰《简明赋役全书》，作为征收地丁银的依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宣布上谕：“将现征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以后到达成丁年龄的，再不承担丁役。雍正接续这一政策，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这一制度刚开始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同样是在不久之后，力役或人丁负担又在“地丁银”之外重复出现。

一次次地“并税”，一次次的重复征收，农民负担一次次的加重，每进行一次“并税式改革”，就会催生出一次增税的高潮。黄宗羲定律已经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

“黄宗羲定律”的实质是政府持续不断地加税。王家范先生在《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一书中指出，“两税法、一条鞭法、地丁制（摊丁入亩），从赋税形态演化的前行意义上应该加以肯定，但其中却包含着赋税绝对值的增长，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这种赋税绝对值的算术级数累进，实际上抵消了唐宋明清以来农业增长所带来的全部积极成果”。

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黄宗羲定律的根源在于缺乏对官僚阶层的有效制约机制。为了维系庞大的官僚体系，确保皇权的稳固，封建王朝必须维持上下相制、叠床架屋、人浮于事的行政格局。官员数量如滚雪球般增长。汉朝官员总数大约7000人，唐朝大约18000人，北宋大约34000人，明朝中期官员总数已达到10万人。官员的激增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官民比例失衡，百姓的赋税负担自然水涨船高。

中国传统赋税征收一直存在“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特点，其复杂性超乎想象。除了明文规定的“正税”，还有无数名目繁多的杂税，如同暗流涌动，让百姓苦不堪言。这些“暗税”不仅加重了负担，更为官员们的贪腐提供了温床。

皇权虽为制衡力量，但在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百姓缺乏议价权与民主权利，只能任由官僚阶层为所欲为。朝廷对正式赋税“起运”一空，迫使地方官员另辟蹊径，横征暴敛，导致“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的局面愈演愈烈。

历史上每一次税制改革都试图打破黄宗羲定律的魔咒，然而，这些改革大多只是将正税与杂税进行了简单的合并，而不是减税，没有从制度上约束政府增税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支出刚性增长，杂派再度泛滥，百姓的负担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每一次改革反而成了新的增税契机，导致改革成果如同镜花水月，转瞬即逝。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缺乏“无代表不纳税”的代议机构，三方博弈格局就不会改变。只有百姓能用脚投票，商人能择主而栖，暴君和违约者能被市场淘汰，“黄宗羲定律”才会消失。《道德经·第七十五章》有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掩卷沉思，人寰无限，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