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

大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研究大国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国之“大”。理解人类社会的政治演化，首先要理解大国的政治演化。理解全球政治格局与国际关系，首先要理解大国政治以及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由于其地理疆域、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在全球体系中占据着显著的重要位置。在研究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理解少数主要大国的政治，可以为理解整个人类政治提供一种便捷而高效的路径。

研究大国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大国的决策以及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更容易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小国容易受到主要大国政治与政策的影响，但小国通常很难反过来影响主要大国与世界格局。大国则不然，一个大国与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或双向的。一个大国的兴衰，往往会直接影响世界格局中的权力结构。用经济学概念来说，小国更像是全球格局中的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大国则相当于价格制定者（price-maker）。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特点，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跟小国很不一样的情境和约束条件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政治逻辑。

当然，不同大国之间又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尤其存在于西方世界的主要大国与非西方的传统大国之间。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西方世界的其他主要大国，比如法国、普鲁士（德国）、美国等，一方面跟英国同属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彼此在宗教、文化、语言、科技、制度上的异质性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跟英国的空间距离较近，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英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影响，也更容易学习模仿与吸收英国的现代化成果。相反，非西方传统大国跟英国之间的文明异质性程度更高，空间距离也更为遥远，比如中国、印度等。这种较高的文明异质性程度加上无比遥远的空间距离，都使得非西方传统大国更难学习、模仿与吸收英国的现代化成果。这就使得这些传统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困难。

研究大国还因为中国也是一个大国，而且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尽管不同国家寻求现代化或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存在差异，但往往又有着某种相似的逻辑，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及其背后的逻辑，是理解19世纪以来的中国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认知框架。

研究大国的一个理论基础是立足于现代化理论。尽管学术界对于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理解各异，众说纷纭，但这一理论大体上都把18世纪中叶始于英国、迅速扩散到西欧与北美国家的这场以工业革命为基本特征，包括一系列经济、政治与观念变革的大转型称为“现代化”。现代化不仅在英国和西方世界内部创造了新的发展形态，而且由于西方优势的确立和全球化的展开，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被创造出来了。就人类历史演化而论，这场以工业革命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

具体而言，现代化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上的重大变革：即经济上的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政治上的国家革命与立宪革命，以及观念上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所以，现代化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进步，是一个全方位变革的系统工程。

自从英国开启了这场原发性现代化的大转型，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与非西方的传统大国如果想跟上英国的发展步伐，就只能推进面向进步的现代化运动。而其他主要大国寻求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应该离不开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它们的现代化都具有某种共性，因为现代化是一种普遍性的发展演化过程；二是它们的现代化一定还有着某种特性，因为现代化也必然是一种不同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润化过程，这也应该是一种常态。早在1966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就指出，不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存在着多样性，到20世纪中叶为止英美民主模式、德日法西斯模式与俄中共产主义模式有着显著的发展路径差异。综合来看，自从英国兴起之后，各主要国家都要实现现代化，但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大体是一个融合了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过程。

研究大国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始终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对研究大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一方面，现代化问题的出现对于许多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起初是一个外部冲击事件。相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西方是原发性现代化地区，当非西方传统大国准备寻求现代化时，它们还面临着来自英国与西方国家的国际竞争。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时刻处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互相影响的环境中，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甚至很难截然分开，两者之间甚至不只是发生物理作用，还会产生“化学反应”。比如离开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我们就很难完整理解印度后来的政治演化过程。

总而言之，尽管各个主要国家差异很大，但这些主要国家——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在英国兴起之后，经历了具有类似逻辑的政治演化过程。尽管每个主要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各不相同，但它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在基本特征上还是有许多重要的相似性。这些主要国家可能面临五个基本问题，亦即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以及领先。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主要大国或非西方传统大国迄今为止都已经历了这样五个政治发展阶段，但如果主要大国有机会完整经历从危机到重生的过程，那么它们就会经历这样的五个完整政治发展阶段。从实际经验来看，有的主要大国可能会跨越或超越某一发展阶段，有的则尚无机会实现崛起，遑论成为全球领先者。下表是对主要大国的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以及领先这样五个阶段及其基本问题界定的概览。

五个阶段 基本问题界定 危机 在英国兴起之后，许多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开始面临重大的政治危机。这种重大危机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危机又如何刻地影响许多主要大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变迁？ 困境 历史经验显示，许多传统大国常常会面临现代转型困境。为什么这些传统大国更容易遭遇现代转型困境？到底是何种原因、基于何种机制引发了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困境？ 转型 在英国兴起之后，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出现了分化，有的更成功，而有的则不太成功。政治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的国家更成功，而有的国家表现平平、甚至遭遇挫败？ 崛起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变革，有些主要国家能够实现崛起，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大国。但有些新兴大国实现了和平崛起，有些则走向了战争。新兴崛起大国的政治命运为什么会发生分化？背后的原因与机制是什么？ 领先 少数主要大国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变革，甚至有机会成为全球领导者。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美国是如何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它们遵循的是何种逻辑？英国与美国的历史经验为后来者提供了何种政治启示？

活动时间

7月19日（周五）20:00-21:30

主讲嘉宾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

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包刚升政治学讲义》以及英文专著Politics of Democratic Breakdown（Routledge 2022）等。

被评选为“《经济观察报》2018年度致敬作者”。作品先后入选“《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类好书”、“第一财经2023年度十佳图书”、“搜狐文化好书之选2023年度十大好书”、“凤凰网2023年度十大推荐图书”、“腾讯读书2023年人文社科十大原创好书”。

主讲图书

《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香帅读书会・第二十七期

《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

7月19日（周五）20: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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