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大军区撤销4个，末任司令中只有1人在建国后没打过仗，仅授少将

众所周知，在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改革中，陆军部队一下子被撤番了11个军，分别是昆明军区的11军、兰州军区的19军、福州军区的29军、武汉军区的43军、济南军区的46军、成都军区的50军、广州军区的55军、南京军区的60军、沈阳军区的68军、北京军区的66军和69军，使得陆军只剩下24个军，并整编为多兵种合成的24个集团军。

在陆军军的数量减少的同时，管辖陆军各军的大军区数量也有相应的调整，把原来的11个大军区，撤销了4个，分别是西北的乌鲁木齐军区、西南的昆明军区、华中的武汉军区、东南的福州军区，从而形成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共七大军区的格局。

被撤销的大军区所下辖的陆军部队，要么转隶到其他的大军区，要么被裁军。

比如，昆明军区11军下辖的31师、32师、33师，只有31师转隶到成都军区14集团军序列，另外2个师都不同程度地被裁；还有兰州军区的19军，下辖有55师、56师、57师，只有57师被撤编，并以师部为基础组建了21集团军某炮兵旅旅部，另外的55师转隶到21集团军、56师转隶到47集团军。

既然被撤销的大军区所隶属的部队都有了各自的归途，那么作为领导大军区的最后一任司令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4个被撤番的大军区的末任军事主官都是谁？

其中，乌鲁木齐军区的最后一任司令是肖全夫将军，于1980年1月从沈阳军区副司令的岗位上升任的乌鲁木齐军区司令，任职长达5年，直至乌鲁木齐军区撤销。

昆明军区的最后一任司令是张铚秀将军，在1980年2月杨得志将军离开昆明军区升任为总参谋长后，张铚秀作为昆明军区的副司令，顺势接棒杨得志，担任昆明军区末任司令，直至昆明军区撤销。

武汉军区的最后一任司令是周世忠将军，在1982年1月从武汉军区副司令的岗位升任的武汉军区军事主官，任职仅有3年，直至武汉军区撤销。

福州军区的最后一任司令是江拥辉将军，在1983年10月从沈阳军区副司令的岗位升任的福州军区司令，仅当了2年的军事主官，直至福州军区撤销。

纵观上述四位末任司令员的经历，可以总结成四大特点。

首先，被撤销的四大军区末任军事主官，都是少将军衔。

我们都知道，大军区的军事主官往往标配上将，辅助军衔是中将，级别定为大军区级，可乌鲁木齐军区、昆明军区、武汉军区、福州军区的末任司令却都是少将衔，而且还是1955年晋升的开国少将衔。

这是因为在它们担任大军区主官期间，我军的军衔制已经取消了，根本没有机会晋升到大军区级主官所符合的上将或中将的衔级。

其次，被撤销的四大军区末任军事主官，都没有再转任其他军职。

百万大裁军的进程开启后，作为被裁撤大军区的末任司令，肖全夫少将、张铚秀少将、周世忠少将、江拥辉少将没有一人在卸任后又调剂到七大军区或者其他军事单位担任一官半职，都是卸任退休。

毕竟他们四位将军都属于大军区级将领，如果再转任他职，至少也得放在同级别的岗位上，可在大裁军期间，大军区级的岗位已经有所减少，也腾不出多余的岗位来安排，只能作退休安排，那么也就难以再晋升到中将或上将衔了。

巧合的是，四位末任主官属于“连号”的年纪，其中武汉军区末任司令周世忠少将卸任时已67岁，福州军区末任司令江拥辉少将卸任时是68岁，乌鲁木齐军区末任司令肖全夫少将卸任时是69岁，昆明军区末任司令张铚秀少将卸任时是70岁，他们的年纪已过大军区级的最高服役年限，理应退休，这也符合当时国家推行“干部年轻化”的号召。

再次，被撤销的四大军区末任军事主官，只有1人没有在建国后参与过实战。

仔细了解肖全夫少将、张铚秀少将、周世忠少将、江拥辉少将的履历，发现在建国后，有3位将军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实战，而且还是在3场不同的战场。

比如昆明军区末任司令张铚秀少将，在1979年初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时，身为昆明军区副司令，全力辅佐杨得志司令在西线指挥作战，后来杨得志司令因病不得不赴北京疗养，是张铚秀将军全程领导指挥对越西线的军事作战。在1984年“两山轮战”的战事开打后，昆明军区是第一个轮战的大军区，张铚秀身为昆明军区司令，再一次全权领导指挥了拔点作战的战事。

乌鲁木齐军区末任司令肖全夫少将，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苏珍宝岛反击战两场实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期间，肖全夫于1952年4月被任命为46军军长，并率军赴朝作战，接替42军的防务，在后期率军三打马踏里战斗，狠狠地教训了不可一世的美军“王牌师”——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成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板门店前线的“收官之战”。

到了1969年3月，苏联军队在我北方边界不断侵权挑衅，并发生了导致我边防官兵伤亡的流血事件，身为沈阳军区副司令的肖全夫在军区的授权下，制定了作战计划，在珍宝岛发起对苏自卫反击战，并担任珍宝岛反击战总指挥，重创了苏军的嚣张气焰，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二次参与的实战。

福州军区末任司令江拥辉少将，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就以38军副军长的身份奔赴朝鲜参加作战，期间还接替梁兴初担任38军军长，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前回国。

唯有武汉军区末任司令周世忠，在建国后的数次边境作战或跨国作战中，都没有实际参与。

最后，被撤销的四大军区末任军事主官，只有1人在管理军务的同时还兼任地方政务。

作为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肖全夫、张铚秀、周世忠、江拥辉四位末任主官一直都在军队系统担任重要军职，基本不会在地方兼职，唯独张铚秀将军例外，他不仅在军队有主职，且在地方还兼任有领导职务。

比如1960年代，张铚秀担任68军军长时，驻防在江苏徐州，期间他就兼任徐海地区（即徐州和海州{现称连云港}）军管会主任、徐海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1969年10月，张铚秀升任济南军区副司令，随即又兼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到了1975年8月，张铚秀转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又兼任云南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可见，张铚秀的地方职务是随着军队职务的变动而变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