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3万人的部队东渡黄河，他们使山西成为日军的泥沼

全面抗战初兴，一支3万人的部队从贫瘠多沙的陕北陆续出发，渡过咆哮的黄河，东进山西，自此他们使山西成为日军的泥沼。
1937年8月25日开始，当朱德和他的官兵们乘着简陋的木船渡过湍急的黄河，进入山西陡峭的群山之中时，山上散落着的碉堡肯定会勾起并不遥远的回忆。这些碉堡在1936年是山西军队抵抗红军东征的屏障，如今，它们成了肃立的看客，目送这队曾经厮杀过的对手前去抵御侵入黄土地的外来侵略者。山西的“不倒翁”阎锡山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红军总司令朱德不久就任该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他的官兵们惜别了红五星，他们部队的番号先是第八路军，很快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他们一直更愿意使用第八路军的番号。

八路军在雁门关与平型关打过恶仗，集结起数千人的大部队，但从此以后，八路军就化整为零，分散成小部队活动。八路军的指导者知道自己的弱点，如果进行旷野上的阵地战或者进行城市据点的攻防战，他们因缺乏重武器而且兵员不多并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八路军先得保存自己，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游击战以及善于在乡村生存的技能。
山西是华北战场的制高点。这个多山的高原瞰视着河北的大平原，这里是日军志在必得的地方，不能控制山西高原，日军即使占领了整个华北平原也无法安寝。
山西的抗战是战争史上值得书写的一页。山西的战争富有创造性，几乎全国所有的战争类型，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八路军在平型关漂亮的伏击战，忻口顽强的阵地战，遍及全省的游击战，民众已被组织起来参与战争。所有的战争形式最早是在这里出现的，而且山西的抗战最有持久性与韧性。
可以说，不了解山西的抗战就不配说了解了抗战。
在山西的交通要道上，可以看到多姿多彩的军服，形状迥异的军帽。中央军戴着笨重的德国钢盔，上面缀着青天白日徽。有些是英国式样的白铁帽子，有些是皮帽子，还有来自四川的戴草帽穿草鞋的队伍。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末，战争的线索很清楚，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军队防御。在战略分工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队有着天然的互补性，虽然国民党由于互相之间的政治成见而过分贬损对方。

政府军承担了野战与防守城市的重任，这是一个伤亡惨重，但又必须要做的事，作为中央政府，蒋介石知道不做必要的抵抗，是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法面对国际舆论的。蒋介石总是指示他的将领死守每一座城市、阵地和要塞。
在山西，他的这项指令同样严厉，他不准中央军渡过黄河，退到河南。这是他发出的最重要的命令之一，如果撤退，山西为日本控制，陕西与河南备受威胁，八路军也难以借道山西向整个华北渗透。
共产党的军队在武器不足，供给困难的条件下，依靠民众的支援和勇敢、无畏的必胜信心，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展开游击战争，牵制并消灭了大量的侵华日军。
在一个县里，往往分成3个部分：国民党的、共产党的、日本人的，其间的边境是模糊的。中央军、八路军、阎锡山的部队互相合作，也互相竞争，这种竞争从口头批评发展到了兵戎相见。政府只有建立在人民中，让人民感激地接受它，它就必须保护人民免遭暴力的杀戮和伤害。从这个角度看，蒋介石的政府已经不是真正的政府了，它已经游离于它的人民。红军与日本人好像有种“共生”现象，日本人侵略到哪里好像就发展到哪里。日本人的残暴有助于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的竞争。这辉煌的成功，令日本人不安，也令蒋介石的军队不安。
战争中发生的复杂现象是和平时代的人难以想象的。共产党是抗日的，但是用全新的思路和方式——开展游击战，尽可能脱离重庆政府的控制。中央政府以不服从军令为借口停发共产党军队的军饷，拒绝后勤支持，而共产党干脆建立自己的政府系统，为自己的军队提供后勤援助，这点令重庆政府无法接受。国共摩擦，包括皖南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并愈演愈烈。
日本军队在山西停顿不前，1941年，他们才大败在中条山坚持了多年的中央军，山西本省的军队被削弱了，但对于共产党的军队，日本人除了防止他们发展得太快，就无计可施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像一股股细流渗入整个华北平原、山岳而心神不宁。

游击战是一场崭新形式的战争模式，如何应付如此规模与形式的游击战，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教程中没有教授过的。日军使用了野蛮的三光政策，但只能刺激得愤怒之火燃烧得更加炽烈了。
八年抗战，山西战场军民伤亡总人数高达283万余人，约占抗战爆发前山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抗战时期中国诸省伤亡比例最高的省份。山西军民共击毙日军7万余人，占华北日军总数的31.8%，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致敬伟大的山西抗战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