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历经风雨十年，我俩相爱在胶林，最终结局却令人心痛

知青往事：历经风雨十年，我俩相爱在胶林，最终却没能生活在一起

王建新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俩是一起到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当年我们参与了曼岭水库的修建，也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出过力流过汗，在云南生活了十年，王健林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爱，我也深深爱上了他，可回京后我俩却没有走在一起。为此，我深感无奈和遗憾，也从心里感觉对不起王建新。

1969年冬季，我们一帮初中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历时十余日最终来到了云南边陲，我们被分派在新组建的云南水利三团，成了一名兵团战士，我们的任务是修建曼岭水库，支援边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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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连队不久，我被抽调到炊事班当了一名炊事员，因为之前没有做饭经验，也没有力气挑水，我们炊事班的赵班长可没少批评我，还要把我撵出炊事班。每天上工前或回来吃饭的时候，王建新经常抽挤时间帮我挑水，帮我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有了王建新的帮助，赵班长再也没批评过我，我从心里感激王建新。

经过了四年多的艰苦奋战，我们圆满完成了曼岭水库的修建任务，于1974年的8月份，上级撤销了云南水利三团的兵团建制，来自上海、北京的近千名知青尽数被合并到地方国营农场，新组建了橄榄坝农场第八分场，我们也完成了由兵团战士到农场工人的转变。

我和王建新分在了同一个生产小队，我们的任务是砍树烧荒挖树穴，栽种橡胶树，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出力流汗。

农场的纪律虽然不像在兵团时那样严格了，可生产任务还是很重，劳动量也很大，大家都感到疲惫不堪，枯燥无味，情绪都不高涨。好在每个星期天能让我们歇一天，男女知青也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们的心情才渐渐好了起来。

每天晚饭后，我和王建新也一起到附近散步，王建新虽然不太爱说话，可我俩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王建新的父亲和我父亲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因为我爸是领导，他在我面前总用一种自卑感。

那年年末，我和王建新一起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回北京的路上，换乘汽车和火车时，都是王建新帮我背着那个大提包，一路上他给了我很多关照和温暖，但他一直没有对我表露过心迹。我虽然很喜欢他，可我是女生，女生有女生的矜持和含蓄，我也不好主动向他表白。

回到家我才知道，我父亲已不在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了，他被工人阶级夺了权，还遭到批判。看父亲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和以往判若两人，我心里也很难受。父亲是个讲原则的人，他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强，好端端为什么会被停职反省，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也很想宽慰劝解一下父亲，可我不知该怎样劝解。

那个春节，我们一家人过得都很压抑，父母心情不好，我的心情能好吗？

春节过后，我和王建新一起结伴回云南。回来的路上，我发现王建新比以往健谈了，情绪好像也比以前高涨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关爱我帮助我，路上好几次给我买吃的，一分钱都不让我花，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后来我才听其他同学说，王建新的父亲升任了革委会主任，成了单位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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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8年春天（4月中旬），我们小队的知青小组就不负责挖树穴了，队长安排我们到以前栽种的胶林去割胶。刚开始是有经验的工友带着我们学习割胶，等我们熟悉了割胶流程和割胶的技术，也就开始独自到胶林里去割胶了。

每年的4月份至10月份是割胶的季节，割胶的时间是从凌晨三点到太阳升起之前的那段时间，只有在这个时间段，胶水才充足，流的也顺畅。割胶辛苦倒是不怕，最怕的是黎明前一个人在胶林割胶，还担心踩到蛇。

我负责的那片胶林紧挨着王建新的胶位，遇到紧急情况，喊一声他就能听到。因为我俩是同一个生产小组，宿舍也是前后排。每天两点多他就在宿舍房山头等我，我俩一起结伴去割胶。

记得是6月初的一天凌晨，那天是阴天，夜空一团漆黑，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去胶林的路上，我俩并肩走在一起，只开着他一个人的头灯。到了胶林我俩分开的时候，我才打开我的头灯。

刚来到胶位，我感觉脚下软绵绵的，低头一看，我踩到了一条大蛇，身边就是一座坟墓。虽然不是第一次踩到蛇，也知道胶林里有坟墓，我还是吓得浑身汗毛竖起，赶紧跳开了。可就在这时，我的头灯突然熄灭，周围一片漆黑，这下我可害怕了，惊叫着大声呼喊王建新的名字。

不大会儿功夫，王建新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还没来到我身边，我就迎上去扑在了他的怀抱里，紧紧搂着他，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云南九年的时间里，我和王建新第一次有了身体的接触，我感受到了他的体温，感受到了他的呼吸，也感受到了他的心跳。过了好一会子，我心里才安稳下来，他帮我换上灯珠，安抚了我一下，就去忙着割胶了。

就这样，我和王建新相爱了，爱得很热烈，很深沉，一会见不到他，我心里就像少了什么似的，我非常渴望尽早和他结婚，也像其他工友一样，出双入对，相互依存，一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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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气温下降，橡胶树进入了休眠期，割胶工作暂停，我们割胶组的工友开始转入到林间管理，就不用披星戴月大半夜往胶林跑了。我给父母写了信，说明了我和王建新恋爱的情况并打算和他结婚的事情。

很快，父母回信了，我有些激动地打开父母的来信，未曾想父母却不同意我和王建新恋爱结婚，态度非常坚决。父母的来信就如一盆冷水浇在我的心头，我的心就如冬季的天气一样寒冷。

父母不同意我和王建新恋爱结婚的事情我没告诉王建新，因为我对他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我不想让他失望。老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不在父母身边，父母的话我也可以不听呀。我想，等我和王建新生米煮成了熟饭，我父母也就不会再阻拦我俩结婚了。

转眼间就到了1979年春天，就在我和王建新准备领取结婚证的时候，我们农场突然得到了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一时间，知青回城就达到了高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办理回城手续，生怕日后有变。我和王建新正在犹豫之际，我接连收到两封电报，父母催我速办理回京手续，尽快回京。

我和王建新商量了一下，计划回京后再结婚，就先办理了回城手续，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办理好了落户手续，我就跟父母说了我准备和王建新结婚的打算。没想到我父亲勃然大怒，他说我要是敢和王建新结婚，他就没有我这个女儿。我含泪问父亲：“爸，你为什么要阻挡我的幸福？你为什么这么不近人情？”

我父亲没有回答我的问话，我母亲对我说了他们反对我和王建新结婚的具体原因。

原来，当年是王建新的父亲贴了我爸的大字报，是王建新的父亲带领造反派批斗了我的父亲，还把我父亲从二楼扔下来，摔得我父亲好几天不能下床。直到1978年秋天，王建新的父亲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我父亲才恢复了工作，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上。那期间，王建新的父亲还往我父亲脸上吐过唾沫，往我家院子里扔过砖头。

听了母亲的诉说，我的心都碎了，真想去找王建新的父亲讨个说法。我母亲拉住我说：“他正在接受审判，已经被关押了。”

就这样，我和王建新断绝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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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冬的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王建新，王建新拉着一车煤，正费力地行驶在铺满炉渣的胡同里。当时我心里虽然很矛盾，还是帮他推了车。看到我，王建新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他很难受地对我说：“王蕙燕，对不起！我家对不起你们家，我替我爸给你家道歉……”

那时我才知道，王建新回京后被安置在燃料公司下属的街道煤场（大集体）当了一名送煤工，他父亲还在接受审查。

1981年秋天，我到电大读书，又和王建新成了校友，可他见到我就躲，我俩几乎没说过话。电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轻工局工作，一年后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丈夫是我的大学同学。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王建新，也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父辈之间虽然发生过矛盾和冲突，可我和王建新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我俩都是受害者。

时隔这么多年，每当想起在西双版纳支边的那段青葱岁月，每当想起王建新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特别是一想到当年和他分手的情景，我心里就特别难受。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他生活的怎么样？王建新，你生活的好吗？我挺想念你的。父辈的恩怨已了解，望你也能放下这个包袱，过好余生，我从来都没怨恨过你。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王蕙燕女士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