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的官场往事

01

早年的于幼军，曾是一名学者，和黎元江合著过《社会主义四百年》，引起学界轰动，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这本普及性政治读物，借鉴了武侠小说的叙述结构，采用章回小说和历史演义的体裁形式，讲述了社会主义运动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于幼军和曹淳亮、黎元江、朱小丹被称为广东宣传系统“四大才子”。

曹淳亮比于幼军大四岁，曾任《南风窗》社长、《羊城晚报》社长以及广东省文化厅长。

2008年，曹淳亮病逝。去世前一天，于幼军火速飞回广州，直奔医院，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上了最后一面。

曹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神志尚清醒，可以轻声说话，两位老友聊了近1个小时。

黎元江曾是“中国报业第一人”，也被称为“办报狂人”。在他手里，广州日报登顶中国报业，广告收入全国最高。但后来因为贪污受贿落马，获刑十二年。

在狱中，他获得了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结业证书，这也是广东监狱系统自1949年建监以来的首例。

朱小丹走得更高更远，后来官至广东省长。

学而优则仕。33岁时，于幼军成为广州东山区委书记。十几年前被撤并的东山，当时是广州最核心区，区内省市党政机关云集。

随后他就进入了仕途的快车道。

在主掌广东宣传工作的七年间，广东媒体进入黄金期，《广州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相继成熟和创立。传媒粤军成为当时中国最敢言的一批媒体人。

但是南方周末也因此捅了两个大窟窿，报社一度面临关门。当时的补救者，就是于幼军。

他几赴北京，和有关部门斡旋，主动检讨表态，最后南方周末得以存活。

于幼军曾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要当好“变压器”，把上级的“高压电”，变成生活用电。这一形象的说法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02

47岁时，于幼军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出任深圳市长。都以为他会接任深圳书记，但三年后他又转场湖南，又两年，调任山西。

当时都说“晋官难做”，于幼军也面临适应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向某些人、某些事妥协。他在山西时间很短，只有两年，但就是这几百天，却让山西人对他怀念至今。

于幼军曾回忆在山西的一些工作经历。

有一次他到大同矿工棚户区。他问工人住在哪里，当地官员就不带他去。

后来于幼军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低矮破烂的棚户区，就叫停车。有人就说，省长，我们是去下一站。于幼军就喊，停车、停车。

于幼军进入棚户区后，看到有的家庭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没有上水和下水，没有厕所，电灯昏暗。

家徒四壁，只有一个炕，再加外面的一条长板凳。母亲和五个女儿睡在炕上，父亲睡在外面用来吃饭的板子上，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连看了十几家，都是这个样子，于幼军当场就掉眼泪了。

中午一点多了，于幼军没吃饭，在现场说，我们对不起工人，对不起这些矿工。已经建国几十年了，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他们几十年挖煤矿多辛苦啊，多危险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但是几十年住在这么破烂的棚户区里面。

光大同就有30万人住在这样的棚户区，全省则有110万人。于幼军说，如果我们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话，我们还配叫共产党人吗？我们对不起老百姓。

当时省里、市里、县里和同煤集团的人都在，于幼军就在马路边开个现场会。他说两个月，你们搞出一套方案，怎么改造棚户区，让30万人全部住上新楼房。

两个月之后，一天不差，在元旦那天，于幼军又到大同，待了四天，研究怎么改造棚户区。

后来他说，省政府出一点，市政府出一点，同煤集团出一点，剩下老百姓每平方米最多一百块就可以买下来。他们一般住六七十平米，人多的话一百多平米也就几万块，可以分期付款。

后来这个方案在全省推广，有的县说拿不出钱。于幼军说好办，凡是拿不出这批钱的，第一，区县市三年内不准更换购买小汽车。第二，领导干部不准出国。第三，不准上酒(指公务接待)。

半年之后，他去检查，问这笔钱到位了吗？有没有没拿出来的？他们说，省长，没有，全拿出来了。

五年后，矿工陆续都搬进了新居。于幼军曾答应，矿工们搬进新家，就去他们家吃饺子。以后，每次去矿工家里吃饺子，是他最高兴的日子。矿工跟于幼军也有很好的感情。

后来，于幼军写《社会主义五百年（一至三卷)》，稿费160万，全部捐出去，给矿工建一个800多平米的社区文化中心。

在后来的那个公开场合，于幼军气愤地说，经历过文革，去过农村，看到老百姓这样的生活，只要有点良知都会那么做。

于幼军曾经说过，在山西的几年，打烂了很多人的饭碗，但山西人对我还是很好。

那时，山西很多小煤矿背后总有基层干部充当保护伞，他实行了严厉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度，撤了一批干部。于幼军是准备选举丢票也要管的，但没想到他竟然在当年全票通过。

这件事教育了他，只要是为山西这个地方好，大家还是支持你的。

03

在文化部任上，于幼军只做了一年。2008年9月于幼军受到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但并未被开除党籍。

于幼军说在文化部时，大家对他非常好，只是这里面有太多遗憾，也有太多的说不清。

随后，于幼军开始写作《社会主义五百年》。每天上午八点多抵达中国国家图书馆，读书、作笔记摘录至中午十二点多，然后在图书馆里的员工食堂打点饭菜，吃完休息个把小时，下午继续读书至六点多离馆。

因为家人都在外地，于幼军回家吃饭也很简单，自己动手煮点面，打上两个鸡蛋或丢进一根广东腊肠，十来分钟就能对付一顿。

如逢图书馆员工食堂不开伙，他就到附近买点包子或饺子，就着茶水吃下去。

晚上就去散步、游泳或打球，于幼军过上了“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

就这样，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2010年12月25日，于幼军撰写的140万字的三卷本《社会主义五百年》书稿校对完毕，并签发至出版社。

当天上午书稿刚送出，下午于幼军就接到了电话，通知他下周到新单位报到。

于幼军感叹，也许是苍天有意给他两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一旦完成了书稿，连一天也不让他休息。

南水北调办公室，成为于幼军仕途的最后一站。

平静度过四年后，于幼军退休。

经历了宦海沉浮，于幼军更愿意回到人生的起点，再当回教师，“读书，写书，教书”，做一个“三书先生”。

在他2013年出版的《求索民主政治》的后记中，他写道：

唯望知我者，怨我者，骂我者，能理解体念序言结尾的小诗：

穷达皆思报民恩，

沉浮不改忧国情。

愚者竭诚百千虑，

诉与诸君仔细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