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亲人得了绝症，到底治还是不治？一位当医生的儿子这样选择

在亲人的生命走到终点时，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两难问题：生命的尽头，是治还是不治？

美国资深外科医生阿图·葛文德写了一本书，叫《最好的告别》。他提出了“善终护理"的概念，意为“把今天过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

当独立、自助的生活不能再维持时，我们该怎么办？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终点？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控。

阿图·葛文德结合其多年的外科医生经验与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一个个伤感而发人深省的故事，对在21世纪变老意味着什么进行了清醒、深入的探索，并为我们提供了实用的路线图，告诉我们在亲人生命最后的时刻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学会：选择可以信任的医生

2006年春天，一直健壮得像一头公牛的父亲，被检查出脊髓里面长了一个肿瘤。从那一刻起，全家开始面对身边人终有一死的事实。我找了两位最有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父亲选择了能耐心回答他问题的医生本泽尔。他听取了我父亲的想法，知晓我父亲对手术后果的担忧超过对肿瘤本身的担忧。他认为我父亲还有时间等待，当我父亲认为自己需要做手术时，他能够随时施行手术。

学会：做一场艰难的谈话

诊断出癌症两年半之后，父亲的右手指尖感觉刺痛、麻木，抓握能力也丧失了。接着，他左臂抬高不能超过60度，右手也越来越无力，走路也开始变得困难。

我意识到，是时候进行我们之间的艰难谈话了。

他说，他要瘫痪了。

我问道，如果瘫痪的话，他最怕哪些？为此他愿意做哪些取舍？

他说他害怕成为我母亲的负担，害怕不能再照顾自己，最关心的是有人做伴和有人说话。

他不能接受身体完全瘫痪、全靠别人照顾的生活。如果是24小时护理，靠呼吸机和饲管，“绝不，"他说，“那还不如让我死。"

这是我一生中问过的最难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极度不安，不知道害怕什么——怕父亲或母亲生气，或者沮丧，或者，觉得提出这些问题就等于是让他们失望了。但是，谈话之后，我们觉得如释重负，思路清晰了。

我说，也许是时候同本泽尔商量手术的事了。父亲轻声答应了。

我们医者的责任，是按照人类本来的样子对待病人。他们需要医生和护士同他们进行艰难的谈话，并将情况告诉他们，帮助他们为后果做好准备。

学会：少做一点也是帮助

万幸！手术很成功。一天后，父亲出了ICU。

出院后，他可以行走，脖子丝毫不痛。

然而，选择并未停止。身体复原以后，肿瘤医生建议父亲做放疗和化疗。他犹豫不决，但是专家们敦促他，我也鼓动他做。压力之下，他同意了。

结果，药物引起乏力、便秘。治疗以后，他会睡一整天，这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几个星期的治疗以后，他的味觉消失了。到回家的时候，他瘦了19斤。

术后半年的MRI复查显示，肿瘤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一直在长大，已经扩展到了脑部，难怪他一直耳鸣、眩晕。

几天后，我和父母一起去看病。10分钟左右的时间，肿瘤医生就展示了八九种化疗选项。即使作为一名医生，我也听晕了。

我问治疗和不治疗两种情况下，发展到最后阶段分别要多长时间。这个问题令医生局促不安。她说：“很难说。"

最容易做的决定，往往是采用已有的、最积极的治疗方法。其实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决定，而是一个默认项。压力都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采取更多措施。因为临床医生唯一害怕犯的错误就是做得太少。

学会：家庭善终护理

傍晚我赶到家的时候，父母正坐在餐桌边吃晚饭。他和几个星期前相比，完全变了样子。他更瘦了，口齿时不时有些含糊。他往嘴里送食物变得很困难，饭菜都弄到了衬衣上。他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站起来。

那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瘫痪对他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连最基本的事情——站起来、上卫生间、洗澡、穿衣服，都变得困难起来。我硬起心肠，问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家庭善终服务。父亲同意了。

接下来的几天，善终服务机构帮我父母雇了一个在家过夜的护理，之后他没再摔倒过。我们亲自见证了这种“把今天过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的做法的效果。他已经完全只能依靠轮椅了，但是，他没有全身瘫痪，可以凭着助步车短距离行走。他控制双手的能力及手臂力量都有所提升，可以打电话和使用电脑。很快，他甚至又能在家里招待客人了。他发现，在可怕的肿瘤留给他的狭小的可能性空间内，依然有生活的余地。

标准医疗和善终护理的区别并不是治疗和无所作为的区别，而是优先顺序的不同。普通医疗的目标是延长生命。为了有机会获得未来的时间，现在，我们要牺牲你的生存质量——通过手术、化疗、把你送到监护室。

而善终服务是让护士、医生、牧师以及社工帮助绝症患者在当下享受有可能的最充分的生活，目标是解除疼痛和不舒服，或者尽量保持头脑清醒，偶尔能和家人外出，而不是关注生命的长短。

选择善终服务的病人展示的效果同样惊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跟踪了联邦医疗保险的4493位末期癌症患者和末期充血性心脏病患者，发现对于有些病人，善终服务似乎还延长了存活时间，胰腺癌患者平均多活3周，肺癌患者6周，充血性心衰竭患者则是3个月。其中的教训几乎具有禅意：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长，才能够活得更长。

学会：最后的告别

母亲惊慌失措地打来电话，说：他有呼吸，但是唤不醒他。她叫了救护车。胸部X光片显示他右肺肺炎。他们给他输100%的氧气、抗生素和液体。医生问母亲要不要给他插管、静脉滴注维持血压、转到ICU。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一会儿以后，她认识到重症监护绝对不是父亲想要的生活。她决定告诉他们不要插管。

我来到他床边的时候，发现他还是想回家。置身旨在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活命、除此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医院，他明白自己永远说了不算。

我们安排医务人员把上午的药给他、停止吸氧，并停掉针对肺炎的抗生素，让我们带他走。

他只活了4天。

即便在生命最后的几天，父亲也如饥似渴地抓紧机会享受一些小小的乐趣。他要求吃薄煎饼、米饭、 咖喱四季豆、土豆和一些印度美食。他和孙子孙女们在电话里交谈，翻看过去的照片。对于没完成的事，他作出指示。

在他最后的清醒时段，他要求见孙子孙女们。他们不在，所以我给他看iPad上的照片。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他细致地看每一张照片。

在美国，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在医院ICU辞世，这也意味着：使用呼吸机、电除颤，胸外按压，以及远离家人。据美国抗癌协会的统计，生命终末期入住ICU的癌症患者，最后一周的生命质量比不接受这些干预的病人差很多。

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也就是做决定的责任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父亲已经明确交代过他希望如何书写故事的结尾——他不希望用呼吸机，不想受罪；他希望待在家里，和他爱的人在一起。

此时此刻，医生要确立新的诊疗价值，绝症患者离世不是医疗失败，生命终末期未能得到陪伴和安抚，无法安详离世才是医疗的失败。让他们在生命的终点有关怀，有尊严，无痛苦，无牵挂，无遗憾。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好死，而是好好地活到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