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陪都到魔都，他在弥漫硝烟中为政府造钱

文丨马田

“走，一起去打球！”1943年，在重庆观音岩下的一块工厂空地上，一个笑容爽朗、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吆喝着同伴，加入了打篮球的队伍。山下厂房规整，山径宽阔，一片繁荣景象。而五年前，观音岩还只是隐匿于崇山峻岭中的一座无名小山，整座山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一侧的枣子岚垭也是“门庭冷落车马稀”。

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仅仅五年后，这里已经变成了钞券印制“半壁江山”的重庆印刷厂所在地，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这位青年人，用他的热情与才华引领重庆印刷厂走向了新的高度。他就是重庆印刷厂第一任厂长——凌宪扬。

初出茅庐，驰骋金海崭头角

凌宪扬

凌宪扬，1905年生人，出身广东宝安的名门望族。凌氏为基督徒世家，以“书香门第”闻名当地。凌宪扬的祖父凌启莲是深圳最早的基督教徒之一，他笃信基督的“救世福音”，又牢记祖先的“先贤懿训”，始终以“成一个忆国伟人，做一个乡闾善士”的家训教育后人。生于如此家风之下，凌宪扬从小就与兄弟姐妹在当地高水准的教会学校读书。1919年，凌宪扬的父亲在前往安源煤矿就任会计处长前，将14岁的凌宪扬安排在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就读，从此凌宪扬便与沪江结下了不解之缘。

凌宪扬在沪江附中毕业后，考入了沪江大学商科，兼攻政治。就读期间，凌宪扬便凭借杰出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在学校崭露头角。他有一双深邃眼睛，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着整洁，说话时语调不温不火，温文尔雅，是大家眼中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凌宪扬不仅成绩优异，还多才多艺，在校内身兼多职：他是沪江大学学生团契负责人，是篮球队队长，还是学校舞池中有名的“四骑士”之一，在京剧领域也颇有建树。1935年秋，凌宪扬联手名媛唐瑛，在上海卡尔登戏院上演了中国第一场英语京剧《王宝川》，并在其中扮演男主角薛平贵，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才华横溢的凌宪扬颇受沪江大学校长魏馥兰的赏识。1927年，凌宪扬从沪江毕业，同年由魏馥兰推荐赴美南加州大学留学，攻读航空管理专业。在等待留学期间，凌宪扬还曾留校一年担任体育教师。1929年，凌宪扬获工商硕士学位后，即赴美国波音航空公司作为期一年的进修实习。勤于学业的凌宪扬决心掌握复杂的航空管理科学，决定从地勤杂工开始，后来他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时曾这样说过：“真是极其繁重的劳作，有时干得实在吃不消了，我就借着上厕所的机会在卫生间休息几分钟，让自己喘口气。”1930年学成归国后，凌宪扬在中国航空公司任职三年，升任高级业务专员。同年，担任中国航空公司驻美特别代表。

1925年沪江大学篮球队，前排左一为凌宪扬

三十年的上海逐渐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形成了所谓“东方纽约”“东方巴黎”。然而，繁荣背后充斥着动荡与不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打响，凌宪扬作为十九路军驻美代表，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华侨社团中发表抗日救亡演讲，呼吁华侨捐款支持淞沪抗战。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将军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一文中说：“海内外人民知道十九军在上海发动抗战后，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钱，也有的寄衣物食品慰劳我们。人民群众对我军的热情支援，鼓舞和激励前线官兵舍身抗敌的决心和勇气，这是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抵御全副现代化军队的关键所在。”

正是这样出色的领导能力与气魄，让凌宪扬得到了当时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的器重，任其秘书，并受命主持筹备虬江码头的修建工作。1935年，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中央信托局，主要办理信托、储蓄、保险、收购出口物资、采购军火等项业务，凌宪扬出任购料处副经理。1936年，凌宪扬作为中国政府赴德谈判秘密使团成员之一出使德国，于当年签订《德国军火与中国军矿易货协定》，并使中国获得了大量军火和武器装备，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6月14日，由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经宋庆龄邀请，凌宪扬与夫人杨蔼芳也参加了保盟的工作，在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

初出茅庐的凌宪扬置身十里洋场，犹如蛟龙入海，一片海阔天空。经过几年在金融界的打拼，此时的凌宪扬已是上海滩初具名声的金融专家。

临危受命，筹建钞厂显才能

重庆印刷厂厂区全景

民国之初，各地军阀滥发纸币，导致币制混乱，钞票印制也是鱼龙混杂。尽管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使中国货币得以统一，但并未改变中国印钞现状。鉴于当时中国印钞水平还极其落后，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大多委托国外公司印制，因此早在中央信托局建立之初，就以建立一家能承担起中国印钞大业的国家印钞厂为主要目标。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钞票需求量急剧上升，而中国海岸线逐渐被日军封锁，印钞进口通道受阻。在此紧要关头，1940年3月，孔祥熙电召远在香港的凌宪扬立刻赴陪都重庆进行印钞厂的筹建。

建造怎样一家印钞厂？如何建造？对于凌宪扬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首先，凌宪扬认识到印钞业对国家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在筹建之初，便把重庆印刷厂定位于一流的印钞厂。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严酷的时期，重庆上空常遭日军轰炸，凌宪扬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最终选定重庆观音岩下的枣子岚垭为印刷厂所在地。人员配置方面，凌宪扬电邀知名雕刻家赵俊、华维寿、鞠文俊等印钞技术精英参与筹建，并收购了京华印书馆所有印刷机器与材料，将其技术人员纳入编制。1941年2月1日，中央信托局在临江路1号成立印制钞券事务处，同日收购财政部重庆印刷局，并更名为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就这样，一个大型国家印钞厂于崇山峻岭之中诞生了。

重庆印刷厂生产车间全景

不到一年时间，重庆印刷厂便初显规模。持有南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证书的凌宪扬，将自己所学的金融、管理知识运用到重庆印刷厂的管理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企业风格。鉴于当时钞券印刷纸仍需进口，凌宪扬高瞻远瞩地贷款给四川宜宾的中元造纸厂和重庆的中央造纸厂，研制国产钞券专用纸张。管理架构上，他采用了由监理委员会（相当于董事会）领导、总管理处管理、厂一级执行的“扁平型”结构，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一直沿用至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和台湾印钞厂。在此期间，凌宪扬笔耕不辍，还发行了金融丛书《中国战时外汇管理》。“要把生产搞定，须使职工安心”。凌宪扬在当时的厂区内规划出大片区域，用作职工宿舍、食堂以及浴室等，餐馆、商店等也很快在周边开张，重庆厂俨然形成一个完整的“小社会”。重庆厂最平整的一块土地不是用来建厂房，而是建成了一片足球场与几片篮球场；工作之余，足球、篮球成了职工们喜爱的体育项目……一家企业内居然有如此丰富的生活设施，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难以想象。

然而，随着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愈演愈烈，战争所引起的资源消耗、物资紧缺与纸币需求量不断增大的矛盾越发突出，这一切迫使重庆印刷厂开足马力生产。为保证进度，凌宪扬将设备搬进了观音岩防空洞，整日轰隆作响的印钞机和他的卧室仅一板之隔。面对敌机的疯狂轰炸，每当警报响起时，凌宪扬总是待所有人员疏散之后才进入简陋的防空洞。洞外炸弹横飞，洞内挥汗如雨，较量岂止是在战场，为确保抗战时期金融的稳定，这些工人的作用丝毫不逊于前线战士。

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厂区

炮火轰鸣声中，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无疑会对激励员工有独到的作用。凌宪扬决定以厂歌这样的一个文化载体，作为凝聚士气、增强战斗力的有力武器。凌宪扬当时兼任《星报》的总经理，于是他想到报社的同事——《星报》副总经理罗吟圃。罗吟圃文采斐然，且亲历过抗日战争，又担任过凌宪扬的副手，由他来为重庆印刷厂厂歌作词再合适不过了。凌宪扬又请来了自己的妹妹，著名的音乐家、钢琴家凌安娜谱曲。“抗战建国千万绪，前方后方职责同，守定岗位埋头干，滴滴血汗不落空……”厂歌诞生之始，便吹响了激励员工锐意进取、发愤图强的号角，成为重庆厂每一个员工的抗战心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日军败退前夕，汪伪政府“树倒猢狲散”，凌宪扬率队从重庆赴上海接管汪精卫政府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印刷所。此后，重庆厂大量设备与人员南迁上海，上海印刷所更名为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凌宪扬任厂长。凌宪扬到来之后，迅速稳定局面，在苏州河旁的光复路购地建造新的厂房，多家分厂整合于此。从重庆到上海，从枣子岚垭1号到光复路10号，凌宪扬毅然承担起整个大后方钞票、公债、粮票、库券、税票、邮票、印花等多种有价证券的印刷任务，成为国民政府金融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备受瞩目。

情系母校，砥砺树人育桃李

凌宪扬在沪江大学办公室内

“浦江之滨花木扶疏，红楼三五矗立其间，沪江大学在焉。”1906年，美国南北浸礼会于上海黄浦江西岸创建上海浸会大学，1914年更名为沪江大学。日寇发动“八一三”上海战役后，包括沪江在内的各教会大学一度陷入混乱，沪江被迫撤离杨树浦校园，在战火中几度搬迁以“保存火种”。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上海的沪大校董会立即恢复活动，决定“自即日起本校恢复沪江大学继续办理”。此时，迫切需要一位能干的校长，带领沪江修复创伤，走出困境。

凌宪扬，这位从沪江走出的金融专家，自然成为校长的不二人选。事实上，自毕业后凌宪扬便一直心系母校，1931年曾任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讲师，1943—1945年曾任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重庆）之商学院院长，并长期担任沪江同学会会长一职。在其运作下，沪江到1945年时在商学院基金、学生救济金、沪江同学会基金和校董会基金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积累。据1945年4月11日《校务报告》记录，重庆沪江的基金结存款项总额为法币4867228.22元。此外，凌宪扬还在1945年发动了一场同学会募集1000万元沪大办学基金的运动，最后募到1600万元。对于处于困顿中的沪江来说，这些款项无疑是久旱甘霖。因此，1945年9月，沪江大学校董会推选凌宪扬当选为沪江大学代校长。

凌宪扬此时正值不惑之年，又在政府中身居要职，抛弃大好前程，去做一所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大学的校长，是否得不偿失？事实上，他自己也曾谈道：“当让我做沪江大学校长时，亲戚朋友们都对我不吝赐教。那些最爱我的人都竭力劝我不要接受这么重的担子。”然而，“Life begins at forty。”凌宪扬常常笑着打趣道。“在战时我为政府造钱，如今我为国家造人。”凌宪扬并不想把自己绑在政治战车上，他辞去了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厂长的职务，步伐坚定地迈上了教育树人之道。

凌宪扬为1945年沪江大学年刊题字

1946年初，长期被日军占领的校园终于归还沪江，凌宪扬出任校长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杨树浦校园。其实当他初回上海时，就立刻去查看了校园的情况，不但建筑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实际上所有可拿的物品，如桌椅、黑板、床、风扇、金属装置等都已荡然无存”。校内百年树龄的“香樟王”被拦腰砍断，只剩下半截躯干。面对一片凄凉荒芜，凌宪扬雷厉风行，旋即着手校园修复工程。他雇了200个工人昼夜赶工，陆续修理了建筑物、供水设备、电气设备和其他硬件设施，另外还拆除了日军在校园内造的三个飞机棚，做成1200只凳子和140张食堂用的桌子。这样，整个初步修复工程在46天内便宣告完成。1946年4月10日，沪江的大学部教职员和900多名学生开始“回家”。凌宪扬在开学典礼上动容地说道：“看到这么多的人兴高采烈、神情专注地聚在一起，我感动得嗓子都哽咽了。母校如今正重新迈出她那沉重但却坚定的脚步，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当年，那棵被砍断的樟树不但没有死，伤口上还又长出几枝新枝，直至今日仍屹立上海理工大学内，历经风雨却枝繁叶茂。

在1946年7月4日的沪江校董会会议上，凌宪扬正式当选校长。他对沪江的学生寄予厚望：“中国现在一万人才有一人入大学，故大学生所负之责任甚大。”在教学上，凌宪扬力主强化沪江的传统强项——商学院，以实现其“学术复员”，为此他还兼任了工商管理学系主任（1946—1948）。凌宪扬秉持“教育必须职业化”的理念，加强沪江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让学生参与社会实习。自凌宪扬始，沪江大学不仅保持商学原有的强势，而且金融专业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品牌专业。1947年3月至7月，凌宪扬赴美访问，与南北浸会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对捐助者作了91次演讲，最后获得南北浸会方面提供大笔资金的许诺。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熟悉金融的凌宪扬甚至通过投机生意让捐款得以保值。凌宪扬将政治、金融领域的才能运用于沪江，声誉达到了顶峰。有鉴于此，美国贝乐大学和威克森林学院还分别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美籍教授Coleman甚至公开称赞凌宪扬：“很有才能，大有希望，将来是可以做总统的人才！”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