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系列解读之四 “三垣四象廿八宿”中隐含的象数思维

中华古人善于在观察的基础上取象比类，运用高度的抽象和想象，将日常事物投射到宇宙星空，以此认知世界的本质规律与联系。从古人对“浑天如鸡子”这一将地球比作圆形鸡卵的比喻中，我们得见中华古人的象数思维。而象数思维，其实在“三垣四象廿八宿”这一古老华夏文化的“天体定位系统”“地理定位系统”中展示得更为详尽。

三垣是以朝野关系来投射自然星空

在天的中央，由“斗”的天枢星、天璇星连成一条直线，再前延5倍，可看到北极星，这便是所谓的“太极”或“太乙”，又作“太一”“北辰 ”，是北斗绕行运转的中心。“三垣”则环绕北极星，呈三角状排列其四周，又分列为“四象”。“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天市垣。所谓“垣”即是“墉”，按《说文》解，“墙也”。

太微垣，乃三垣之上垣，位于紫微垣之下的东北方，在北斗之南。约占天区63度范围，以五帝座为中枢，共含20个星座，正星78颗，增星100颗。太微垣中，星名多用朝廷职官之名，如其室女座中，便有“三公”、“九卿”、左执法（即廷尉）、右执法（即御史大夫），等等。所以，“太微”即权政所在，也即天庭也。也就是说，太微构筑了一个以天庭统御天下的结构。

紫微垣是三垣的中垣，在北斗东北，有星15颗，东西列，以北极星为中枢，呈屏藩形状。东藩8星，西藩7星，左右枢之间叫“阊阖门”。因周天定极的中心北极星（北辰）位于紫微垣中，所以，紫微垣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汉书》中说：“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所以，紫微垣又称紫微宫。

天市垣是三垣的下垣，在东方七宿之房宿和心宿的东北，有星22颗，以帝座为中枢，呈屏藩状。东藩11星，由南起叫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西藩11星，由南起叫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河中，皆为地名。天市垣又名天府。帝都之邦，主王之座，“帝座”星便在天市垣中。故天市之垣，天子之旗帜也。

三垣是取法朝野关系来建构星空、天区，将治理天下的朝、野、城、市等制度和结构，反映到天上。此类投射是国、城、市等已相对发达、成熟以后才会形成，这说明其产生较晚，根据考古、职官称谓等考察，可能产生于战国。

三垣文化意味着天人合一的深化

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中有“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的说法。这段话，是从汉朝刘向的《列仙传》引来。其中，“紫气”就来自三垣中的紫微垣，这表明，对星空作三垣划分，在汉朝已为学人熟知。

三垣文化的影响相当广泛。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和武当山的主要大殿紫霄宫，都是对应着天上的紫微宫。唐代韩愈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中的“天街”，则是最著名的长安南北向的朱雀大街。隋朝时期洛阳定鼎门也有“天街”，泰山、婺源葟岭也有“天街”。而“天街”对应的是《晋书·天文志》中的西方毕宿“昴西”二星，“天街”就是这样从天上到了凡间。

三垣的影响在民间比比皆是。如天市垣，是天上的集市。古人认为，天市垣中的星对应人世民生、商贸。有“天市星明则市吏逼迫，商人无利。星微小则吏弱，商人多利；天市中星众而明则岁实。天市中星稀而不明则岁虚，五谷伤，市谷大贵，人民饥”等说法。甚至，这种对应关系还被附会到了十六两制的称上。如秤毫，意即明察秋毫；秤砣，即为“权”，即天权星也，主雷雨之神；秤杆，即为“衡”，其上诸星皆源自紫微垣。故权衡者，公平也；不平，即失衡，则谓之“紫微犯斗”，有灾。其衡上之银星表示“两”，金星表示“斤”，故缺斤短两，即为“日月失衡”，必致大灾；衡上之定盘星，即为人之良心。故称物之前，得先称良心，若欺天负人，必遭天谴。此外，屋外朝东栽紫薇树，院中栽紫竹，文人以紫竹做扇、种紫藤、画紫藤，照壁上书紫气东来，重紫衣紫绶，建紫阳书院，喜好紫端砚等习俗，皆受三垣文化影响。

天区划分的世俗化演变，说明这套投射到天上的政权结构，又以天的名义反过来作用于人世。于是，这就形成了从人世到天上，从天上再反作用于人世的天人互动的交感模式。这是天人合一的深化。

四象廿八宿皆是极富想象力的文化创造

“四象”由“三垣”分裂而出，又称“四灵”“四兽”“四象”“四神”“四维”等。《礼记·曲礼》中有段话：“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这里的“前后左右”，分别对应“南北东西”，即南朱鸟（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但四象并非完全等同于自然界的动物，而是以一些动物之形，经人加工，组合创造出的文化意象。将悠远、浩渺、空灵的天象，从茫然无际的天上，转换成有形、可分、可感的具象，融入人世间日常的生活中，可谓先民极富想象力的文化创造。茫茫的太空群星，对应地上东南西北四方位，其每方有七宿，合为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又名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所谓“宿”或“舍”，是指“恒星月”停留一宿之义，一个“恒星月”正好是27天到28天，这也是一种二十八宿缘起的说法。二十八宿分为四组，空间上对应四方，时间上则对应四季；而每组又由七宿构成，这又对应北斗七星之“七”，仿佛是在中央运转的北斗七星向四方的投射。

东方七宿组成的形状，被赋予了“龙”的称谓，按五行，东方属“木”，主“春”，青色，便又叫“青龙”或“苍龙”。西方七宿，其状如虎，五行中西方属“金”，主“秋”，白色，便称“白虎”。南方七宿，其状如鸟雀，五行中南方属“火”，主“夏”，红色，便称“朱雀”。北方七宿，其状如龟蛇，五行中北方属“水”，主“冬”，黑色，便称“玄武”。

四象由来已久。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象征北斗与四象的“星象图”，距今6300多年。四象不仅起源早，还一以贯之，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的髹漆衣箱上还绘制着完整的二十八宿图。这也是第一次通过考古出土证实的完整的二十八宿的物证，距今已有2400多年。足见，这一天文思想的流传，不仅历久不衰，而且还逐渐完善、发展。这充分表明，在我国古代是将这几者连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来观象授时的。所以，《书·尧典》中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可见，这种通过仰观天象、俯察含章来“敬授民时”的做法，早为朝廷之大事，朝廷专司此事之职官，便是位列三公的“司空”。因二十八宿在空间上对应四方，时间上对应四季，于是又有了通过天上的星宿，指代地上的方位，或者季节、时令变化的做法。

星宿文化延伸为随处可见的风习

从四象到二十八宿，其产生和演化，既有严密的观测，又有浪漫的想象；既有逻辑的推理，又有诗意的神话；既有科学理性的朦胧，又有宗教神秘的滥觞。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联结，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包罗万象。

李白的名篇《蜀道难》中，有“扪参历井仰胁息”的诗句。“参”“井”都是二十八宿中的星宿。“参”在西方七宿之尾，“井”在南方七宿之首。李白走金牛道，由陕入川，地上的方位正是西南，相对应的天上，正好是西方七宿之尾的“参”和南方七宿之首的“井”。所以“扪参历井”是实写，而非泛指山高路远。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亦有“人生不相见，动若参与商”。“参”在西，“商”在东，有东西永隔之意。

《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诗句。其意思是：夏历七月，“大火”星，也即东方七宿，其在五月间黄昏时看，还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偏西，其时暑热始减，而七月越发西下，故称“七月流火”。因此，到九月就该“授衣”。此诗虽收入《诗经》中，但原本是农人之辞。可见，当时将天上的星宿对应时节的知识，已经非常普及。

四象和二十八宿因其形象的特色和对应时空的广泛，成了随处可见的风习，浸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有了很多变异、衍生，及其相关的语言文字、仪轨礼仪、艺术工巧等表达方式。例如，在家喻户晓的祝寿词中，人人生日祝寿都用的 “寿星”颂辞，便是来源于二十八宿的“角、亢”。据《册府元龟》说，早在唐朝便将此民俗作为国家定制之礼：“开元二十四年，诏曰：‘德莫大于生成，福莫先于寿考，苟有所主，得无祀之。寿星，角亢也。既为列宿之长，复有寿星之名’”。其余日常用语中的“吉星高照”“灾星”“福星”“财星”“将星”“魁星”“驿马”“华盖”等，都是星宿文化的流布，其影响既深且远。即使现在，随处可见的星已成了帽徽、胸徽、名徽、车徽等，可见星宿文化仍在持续发酵。除此之外，四象、二十八宿更是作为地名古今不易，遍布天下，譬如青龙山、朱雀门、玄武湖等。

另一方面，星宿文化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神奇、神话的色彩。四大名著以及《封神榜》等小说、《西厢记》《牡丹亭》《窦娥冤》等戏曲中，几乎随处可见星宿文化的影响。

以身边、人间的系统，去对应遥远、天上的东西，从已知、熟悉的事物出发，去图式化、类化未知、陌生的事物，这种文化认知，便是一种古人的智慧。一方面有了范式，方便了解释、传承，这是其利；另一方面则又致使探索有了先入之见，易陷入定式而妨碍思维深入，甚至导致盲从、迷信，这是其弊。而这一文化几千年的演变，在历史中真实存在，我们不应也不能罔顾。而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尊重、认识，继而探究、创新，完成抽丝剥茧，去伪存真。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徐杨 李景

《中国民族教育》2024年第6期

作者：张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