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有人坚持说，古希腊的天文学很高大上。
话里话外，是极看不上中国的古天文学。
若是不吹不黑，话就不是这样说。
古希腊的天文学家们，几乎没谁留下自己的著作。
二世纪的托勒密，可以说既是“地心说”理论的集大成者，又是古希腊天文学的总结概括者。
遗憾的是，这位可能住在埃及，属希腊裔，或为罗马公民的托勒密，也没有任何古希腊文、拉丁文的著述流传下来。
比如他的《天文学大成》，只有约公元800年前后的古阿拉伯译本传世。
暂且不去做这方面的考证。
从上述译本所记载的古希腊天文学来看，似乎仅有喜帕恰斯发现“岁差”早于中国古天文学。
据载，喜帕恰斯是古希腊公元前2世纪的天文学家，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正如《九成宫醴泉铭》所说的“重译”，其译名因而亦有多种。
喜帕恰斯的确切生卒年月已很难考订，似乎在其去世那年，即公元前125年，发现了“岁差”。
“岁差”，是说天体运行的“恒星年”，与地面上的人们视觉认知的“太阳回归年”之间，存在的“每岁渐差”。
古希腊天文学，所继承的主要是古巴比伦的天文学成就——重视黄道，以“春分点”作为“岁首”。
极可能，喜帕恰斯是根据“春分点”不是固定不变、“每岁渐差”，而发现“岁差”的。
不吹不黑，喜帕恰斯的这一发现，的确早于古中国——如果古阿拉伯译本记载无误的话。
中国古天文学——晋成帝时的天文学家虞喜解决了“岁差”问题。这是在公元330年前后的4世纪。
客观地说，古中国的天文学家很早就发现了“岁差”现象，然而却疏于总结，最后一层“窗户纸”很长时间没被“捅破”。
中国古人观测太阳的视位置，以“冬至点”为基点。
具体方法是——测定昏、旦时刻的“中（仲）星”，由此简便地推算出夜半时刻的“中星”位置，进而根据此时与太阳对冲的位置，按照太阳在天空中“日行一度”的规律，求出“冬至点”。
这采用的，是“偕日”与“冲日”相结合的方法。《尧典》中，已记载了这种在古代相当先进的方法。
公元前4世纪，中国古天算家测定，“冬至点”位于“牵牛初度”。
这个数据，与《尧典》所载，已然发生了变化。
或许因为战国争霸，动乱频仍，以致无人对此变化有所疑问，此数据仍被长期沿用。
公元前104年，邓平、落下闳等人奉旨编制新历法，原因便是日月合朔的“冬至点”已然偏离《甘石星经》所载“牵牛初度”。
但邓平大概急于讨好武帝，在明显知道上述问题情况下，含糊了过去，而且在《太初历》中，把更精确的“朔策”时长29又499/940，改成29又43/81这个不精确值，致使回归年时长变为365又385/1539日，反而比“四分历”误差更大了。
一百年后，刘歆编制《三统历》，公开了对“冬至点”变动的疑问。
东汉初，民间天文学家贾逵，经过实测，指出当时的“冬至点”为“斗宿二十一度”。
由编䜣、李梵等主持修订的《四分历》，确定了“斗宿二十一又四分之一度”为“冬至点”。
至东晋，虞喜发现，“冬至日”黄昏时的南中天星宿已不再是“昴宿”而是“壁宿”。
他察觉，日行一周天的一个“回归年”，太阳并不是回到原点——尽管一年的时长不变，但太阳的“行程”并没走完一周——就是说，“二分”点和“二至”点，沿黄道连续不断地缓慢西退。
虞喜返回头来研究《尧典》，认识到，其所记载的，是早他2700年的古老天象。
由此，他推算，“冬至点”每五十年沿黄道西退一度。
南朝祖冲之，首次将“岁差”引入了历法计算。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
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和张胄提出了75和83的新“岁差”值。
“岁差”形成的根本原因，直到牛顿力学产生后才最终解决，得出的精确值为71.6年西移一度。
不妨概括一下——
第一，喜帕恰斯发现“岁差”，比古中国的同行“幸运”得多——从前四世纪到四世纪，中国天算家们错失了多次机会，与“发现”擦肩而过。
第二，喜帕恰斯又不够“幸运”，他发现“岁差”，在之后一千多年里并无人问津，更没应用于历法——晚几十年实行的《儒略历》沿用了1600多年，误差长到10多天——很好的发现一直被束之高阁。
第三，据记载，喜帕恰斯的“岁差”值，为每百年移动一度。这不仅与刘焯、张胄的数值近似度相差很大，比虞喜的数值亦有差距——即使在公元前2世纪时，也嫌不够准确。
这一数值，被西方人墨守了相当长时间。
不吹不黑，实事求是，承认他人成就，也别“逢中必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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