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公开艾滋病女孩朱力亚，自曝被黑人男友传染，结局如何？

2004年，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女生当即否认，没多久她才得知，原来那个黑人是艾滋病患者，而她之后的一个举动令人意外。

这名女大学生叫朱力亚，2002年刚进入大学就认识了黑人小伙马浪，经过一年的相处后，两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2004年4月3日，学校老师找到她，直接问了她这么一个问题，她觉得这事关自己的隐私，不想让人因此觉得自己不自爱，所以当即矢口否认。

老师见朱力亚回答的那么坚决，也觉得可能自己的多疑了，给她道了歉也就离开了。可是，此后朱力亚再也联系不上她的黑人男友马浪了。

原来，她的这个黑人男友私生活极为不检点，患上艾滋病，病发后就被遣送回国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朱力亚立刻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她很清楚自己与马浪曾发生过关系，被传染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当时，人们对艾滋病的了解远远不如今天，医疗手段也不如今天发达。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艾滋病是会传染的绝症，一旦染上就必死无疑。

学校方面为了控制病毒的传播，还是将朱力亚进行了严格的隔离政策，并安排她做了艾滋病病毒检测。

检测当天，朱力亚就在学校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去买了一次性碗筷，每次吃完饭后，学校都会来回收她的垃圾，不允许她私自处理。

因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体液，包括唾液、精液、血液等等。因此，朱力亚理解学校的做法，并且尽可能地配合。

但很快，她就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人为地隔离成了一座孤岛。她失去了一切人际交往，并且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学校的监视之下。就连她每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学校都了如指掌。

未知会引发巨大的恐慌，艾滋病患者被视为人群中的异类，不仅被剥夺正常的人际交往，更要时刻忍受来自各方的歧视。这种隔离与歧视，在某种意义上比艾滋病本身还要可怕。

置身于这种高压的环境之中，朱力亚很快就濒临崩溃。她不得不从学校里逃离，去外面走一走，试图在旅途中找寻内心的宁静。

她回到家里，却不敢告诉父母自己的病情。然而，很快一次突如其来的发病击碎了她的伪装。面对母亲心疼的泪水，她心中愧疚不已。

病情有所好转后，她不敢再留在家里，就整顿行装回到学校。而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艾滋病病毒检测报告。

2004年9月，朱力亚回到武汉，随后被告知自己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学校保留了她的学籍，但不再允许她参与任何教学活动，甚至不允许她继续在宿舍里居住。

此时的朱力亚，彻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失去了落脚点，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世界如此广大，朱力亚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最痛苦的时候，她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告诉自己，生命还远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她肯咬牙坚持，一定能够等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就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桂希恩教授。桂希恩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他告诉朱力亚，艾滋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也并不是绝症，只要慢慢治疗、控制得当，患者也可以享有常人之寿。

长期以来，桂希恩教授也在为消除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而努力。在他和艾滋病志愿者白志艺的鼓励之下，朱力亚逐渐走出疾病的阴影。

2004年10月，朱力亚来到了河南的文楼村。在这里，她见到了许多和自己一样的艾滋病患者。由于贫困，他们不得不以卖血为生，由于大规模的血液感染，人们纷纷患上了艾滋病。

看着他们，朱力亚第一次直观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孤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和她一样，苦苦挣扎着想要活下去的人们。

并且，由于闭塞的环境、简陋的医疗条件和落后的观念，文楼村的患者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他们贫病交加，在生活日复一日的摧残之下，一双眼睛已经变得麻木。

对于他们的境遇，朱力亚感到无比痛心。与此同时，一个念头逐渐在她心头生长：她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未来的生命还很长，或许她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生活在绝望之中的艾滋病患者。

她想告诉他们，与死亡相比，选择好好生活也许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但绝对不是一件需要迟疑的事情。

离开文楼村后，朱力亚决定鼓起勇气重新融入社会。她向许多工作单位投递了简历，最终，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接纳了她。朱力亚一边工作，一边为艾滋病患者思考出路。

2006年，《艾滋女孩日记》正式发表。在这本书中，朱力亚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并郑重地告诫人们：艾滋病并不可怕，艾滋病患者也并不是洪水猛兽，一定要正视对于艾滋病的预防。

朱力亚的自白引发了轰动。在当时，患艾滋病的女大学生并非个例，但只有她勇敢地站了出来。她的勇气使许多人为之动容。也正是在她的呼吁之下，许多大学生才真正开始重视艾滋病和生理卫生。

对于许多人来说，“艾滋病”只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但朱力亚的经历告诉人们，病毒常常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蓄势待发。只有当人们的防范意识足够强、内心足够警惕时，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