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我只要活着，就一定是某种杀人犯的同伙。”

嗜酒的作家、被捕的激进分子、远征的士兵、寺院僧侣、文学教授……这些是武田泰淳的多重身份，也是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的缩影。

作为第一代战后派作家，武田泰淳自称是“描写人类的极限状态的、夸张的哲学性的群体”，战争体验是他们作品中挥不去的阴影。而对于武田泰淳而言，僧侣、左翼、中国经验等个体经历造就了他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在武田泰淳的文学世界里，现实和虚构交织，历史与现代叠合。

武田泰淳的另一身份是武田百合子的丈夫，译者田肖霞最初从《富士日记》了解武田一家，是先从武田百合子的视角勾勒出这位丈夫的模样。她曾以笔名默音写过百合子的故事《口述笔记员的声音》（收录于《单读28·明亮的时刻》），也翻译过《日日杂记》。这次，她想将武田泰淳的《眩晕的散步》译介至国内，作为“武田家宇宙”的补充。

创作《眩晕的散步》时，晚年泰淳的身体已经很差，所以这是一本泰淳口述、百合子书写、两人合作完成的一部作品。在田肖霞眼中，“此书读来轻快，并不真的‘轻’，既有个人史，也不时闪现厚重的背景”。

今天单读分享《眩晕的散步》的译后记。田肖霞将向我们详尽地讲述武田泰淳的生平经历、文学贡献，以及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译后记：武田家宇宙的另一半

撰文：田肖霞

武田泰淳是日本第一次战后派作家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散文作家武田百合子的丈夫。

第一次战后派作家，指的是 1947—1948 年崭露头角的作家。他们大多经历了战争，战争体验或明或暗地交织在其作品中。除了武田泰淳，还有野间宏、埴谷雄高、梅崎春生、椎名麟三等人。武田泰淳写过：“我们这些第一次战后派，被看作是描写人类的极限状态的、夸张的哲学性的群体。”

在这里顺便提及另外两个概念，1948—1949 年出现在文坛的作家，被称作第二次战后派作家。国内读者较为熟悉的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大冈升平等人，属于这一代际。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战后派，其主要创作多为长篇小说。之后，1953—1955 年涌现的作家被称作“第三新人”，其写作又回到日本文坛更早些时候的私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谱系，成员有小岛信夫、吉行淳之介、远藤周作和曾野绫子等人。

武田泰淳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武田泰淳开始每年为多个文学奖担任评委。差不多也是从那时起，日本的写作者成为作家的途径变得单一：大部分情况下，作者先拿到某个新人奖，之后便能接到杂志和报纸的约稿。

1956 年的第一届中央公论新人奖的得主是深泽七郎，获奖作品是《楢山节考》。这个奖项的前六期，评委阵容一直有武田泰淳、伊藤整和三岛由纪夫。中央公论新人奖在 1965 年暂时中断，同年，中央公论社创办谷崎润一郎奖。

与新人奖的选拔性质不同，一年一度延续至今的谷崎润一郎奖的官网页面上写着：“谷崎润一郎历经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活跃在文学的多个领域，为延续他的成就，设此奖项，彰显代表时代的优秀小说和戏剧。”

从第一届到第十二届的谷崎润一郎奖，武田泰淳一直是评委会成员（第十二届因病未参加评审会）。大冈升平、圆地文子、三岛由纪夫和伊藤整等人也是评委。由他们选拔出的作家与作品，至今仍闪耀于日本文学史，例如小岛信夫的《拥抱家族》、远藤周作的《沉默》、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

除了当评委，武田泰淳自身的创作也曾获得若干奖项。1968 年，《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女士传》获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奖（评论及其他门类），泰淳拒绝了该奖项。1973 年，《快乐》获日本文学大奖。1976 年，《眩晕的散步》获野间文艺奖，此时泰淳已过世，由他的妻子武田百合子代为领奖和致辞。

武田泰淳（左）和武田百合子（右）

武田泰淳与铃木百合子结婚是在 1951 年，按照习惯，百合子婚后改姓武田。

1964 年春，泰淳五十二岁，百合子要到九月才满三十九岁，他们带着女儿武田花去到位于山梨县富士山麓的新建小屋，开始过一种东京与山梨两地往返的山居生活。武田花在念寄宿学校，学校假期以外的时间，山居生活大多只有夫妻俩。每当泰淳提议“去山里吧”，百合子就会收拾食物和行李，开车进山。山中小屋被泰淳命名为“武田山庄”，听起来风光，其实房子简朴，陈设也简单。冬天的山里极为寒冷，且购物不便，买东西得开车到附近的小镇。要说好处，则是能眺望山与院子的四时变化，而且可以暂时甩开在东京居住时不可避免的杂务与社交。

最初入住的时候，泰淳把一册别人给的日记本放在百合子面前，说：“这个送给百合子。你来写日记吧。只在山上期间写就行。我也会写。我们轮着写吧。怎么样？这样你就会写吧？”百合子摇头。他又说：“随便你怎么写都行。要是没东西写，也可以只写那天买的东西和天气。如果有好玩的事或者做了什么，写下来就行了。用不着在日记里抒情或反省。因为你是个不适合反省的女人。你只要一反省，就会耍滑头。百合子经常和我说话或自言自语，对吧？就像你说话那样写就行。你按自己容易写的方式写就行了。”

此后的十三年间，百合子只要在山里，就会写日记。泰淳和花偶尔也写。

武田泰淳于 1976 年 10 月去世，终年六十四岁。出于纪念，文学杂志《海》提出要做追悼特辑，征得百合子同意后，于 1976 年 12 月刊载《富士日记——今年的夏天》，从标题即可看出，内容是百合子 1976 年夏的日记，其中记述了泰淳最后的一整个夏天。翌年，杂志又连载了 1964—1968 年 3 月的日记。连载期间广受好评，于是，完整的十三年间的日记，在 1977 年作为《富士日记》出版，并获得田村俊子奖。

田村俊子（1884—1945）曾是风靡一时的女作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是用她去世后的版税设立的，武田泰淳曾是第一届评委之一。历届获奖者有濑户内晴美（出家后改名为濑户内寂听）、森茉莉等人。这个针对女作者的奖项办了十七届，武田百合子的《富士日记》是最后一届的两部获奖作品之一。

可以说，至少在泰淳活着的时候，无论他本人还是百合子，都没想到，百合子不仅成了作家，而且她的作品会成为流传的经典。

两人婚姻生活的二十五年间，比泰淳年轻十三岁的百合子一直以“贤内助”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她打理家务，照顾女儿武田花，开车带泰淳采访，为他送稿件。泰淳晚年身体状况欠佳，她还为他担任口述笔记员。

就像武田百合子后来回忆的：“我想，如果武田没死，日记本不会变成活字，会一直收在壁橱角落的纸箱里。武田会不会从彼岸说——‘百合子，我走后，你这是做什么呀，真害臊。’”

武田百合子于 1993 年 5 月 27 日去世，留下五部作品。除了《富士日记》，还有《狗看见星星：苏联旅行》《语言的餐桌》《游览日记》《日日杂记》。1979 年的《狗看见星星》获读卖文学奖。

武田泰淳与百合子的女儿武田花在成年后当了摄影师，同时还是散文作家。她在 2017 年将母亲当年未收进单行本的作品做了整理，由中央公论新社[1]出版为《那时候》。

武田百合子

以上是对武田泰淳的双重身份的阐释，接下来，容我按时间顺序，以有限的篇幅讲述武田泰淳的人生历程。有时候，阅读作家留下的作品，读者能从字里行间听到来自过去的遥远回响，但更多的只属于作者本人的细节，很容易被时光的风沙掩埋。在此要感谢《武田泰淳传》（讲谈社，2005.12）的作者川西政明（1941—2016），他以巨大的耐心和多年的努力，将武田泰淳的人生做了既有纵深又有横向连接的呈现。

早在武田泰淳出生以前，他的人生道路便在某种意义上被确定。因为，他出生在僧人之家。关于他的家庭，需要将时间线稍微往前回溯——

净土宗的教育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走向。

1887 年，净土宗定下二十六条学则，设立宗教学校和普通学校，后者接受普通人入校。9 月，在东京的天光院设立净土宗学总校，并在全国设八处分校。爱知分校的创立也在同一年，此事离不开善应寺住持武田芳淳和昌光律寺住持深见志运的多方努力，建校后的第一任校长便由武田芳淳担任。

这一年，十三岁的大岛泰信（出家前名叫大岛国太郎）就读净土宗学爱知分校；十五岁的渡边海旭（出家前名叫渡边芳藏）就读净土宗学东京分校（后来的芝学园）。一个在爱知县，一个在东京，他们的共同点是出身贫穷但热爱学习，对于贫家子来说，成为僧侣是唯一的受教育途径。

他们后来都念了东京的净土宗学东京总校。总校的课程分为预科六年和本科两年，除了宗教学的相应知识，也涵盖英语、数学等普通学科。

在东京期间，泰信原来的师父过世，爱知分校校长武田芳淳成了他的师父，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泰信从总校毕业后，相继就读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2]文科大学哲学科。他在三十岁那年大学毕业，继续读研，同时担任净土宗教大学讲师。1910 年，泰信任东京本乡区潮泉寺住持。除了履行僧侣职责，他后来也在宗教大学等校任教。

海旭的才学更高，早在就读总校期间，他就已经成为日本研究藏传佛教的先驱。赴德国留学期间，他熟练掌握了梵文。回国后，海旭任西光寺住持、芝中学校长。他对照原典重新校订《大藏经》，并担任净土宗宗务执纲（现在的宗务总长）。

渡边海旭以其学术素养和实际贡献，在日本佛教界堪称一方重镇。他的两个妹妹佳芽和素分别嫁给与他相熟的学者型僧人。其中，生于 1885 年的素被家人叫作“鹤子”，她成了大岛泰信的妻子。

1912 年 2 月，泰信与素的第三个儿子诞生，泰信将新生儿取名为“觉”。觉，意为佛理的“觉悟”。泰信的师父武田芳淳，以及渡边海旭，都执行了比一般净土宗僧人更严格的戒律，也就是戒色。关于武田芳淳的身后，大岛家早就与老师约定，等第二个儿子出生，让其继承武田芳淳的衣钵。武田芳淳在觉出生前一年过世，然而原本要过继的大岛家次子早夭，于是，觉从出生起，便改姓武田。

少时的觉是个病弱但顽皮的孩子。他的姨妈佳芽与潮江院住持赤尾白岭的儿子赤尾光雄熟谙中国古典文学，受到表兄光雄的影响，觉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兴趣。觉十八岁那年，父亲改任中目黑长泉院住持，一家人从漏雨的旧屋搬到了大寺。在旧制浦和高等学校念高中的觉开始亲近左翼，参与发传单，同时在第一外国语学校（私立夜校）学中文。1931 年，十九岁的觉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就读支那文学科[3]，差不多前后脚，他拿到度牒，改名为泰淳。

中目黑长泉院（作者摄 2023.12）

1931 年 5 月 30 日发生了一起事件，可以说，此事埋下了武田泰淳成为作家的种子。

泰淳与另一名同伴到东京中央邮电局发传单，呼吁邮局工作人员举行罢工。他因此被捕，被关押在本富士署将近一个月。父亲去看望泰淳，看守因此嘲笑泰淳为“红色和尚”。八月，泰淳被送去相熟的寺院进修，在那里读了《资本论》。翌年，他从大学退学，又一次被捕。左翼运动和僧侣修行在泰淳的生活中交替登场，二十一岁，他成了正式的僧侣，开始为同人杂志翻译中国作家的随笔，并写了第一部长篇《世界黑色阴谋物语》的开头（稿件不存）。这一年也就是 1933 年，舅舅渡边海旭去世，表兄赤尾光雄继承了海旭曾担任住持的西光寺。

1934 年，由竹内好发起，创立中国文学研究会，泰淳加入其中。次年，《中国文学月报》（后改名为《中国文学》）创刊。泰淳与写过《一个女兵的自传》的谢冰莹结识，受到牵连，第三次被捕。这一次被捕直接导致泰淳脱离左翼运动。有关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方方面面，感兴趣的人可阅读熊文莉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其中有较为详细深入的介绍和剖析。

1937 年，泰淳被征兵。他作为辎重兵于 11 月抵达中国杭州湾，其后辗转中国各地，1939 年 9 月退役。回国后，泰淳写了处女作《庐州风景》（未发表，直到 1947 年改稿为《才子佳人》出版），也开始构想《司马迁》。

接下来的两三年，泰淳做了一些翻译，包括沈从文的文章，也写了若干文化随笔。快三十岁的人还要靠父母养活，毕竟憋闷，泰淳在 1941 年找了份工作，任职于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后改名为日本出版会）文化局海外课中国班。

由于竹内好的心态发生变化，中国文学研究会在 1943 年解散，《中国文学》停刊。这一年，泰淳的第一本书《司马迁》由日本评论社出版。这本书是泰淳对《史记》的解读，引发了文化圈的热潮，泰淳因此与同人杂志《批评》的成员结识，包括山本健吉、河上彻太郎、中村光夫和吉田健一等。

1944 年 6 月，泰淳又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为了逃避兵役，他接受了中日文化协会附属东方文化编译馆的聘用，任出版主任，工作地点在上海的马勒别墅。另一名赴上海工作的文学青年堀田善卫与泰淳成了好友。堀田善卫多年后出版的《在上海》（筑摩书房，1969）《堀田善卫上海日记沪上天下一九四五》（集英社，2008）中，不时出现旅居上海的泰淳的身影。“上海日记”中频频出现的另一个人，是已婚的中山怜子。

日本战败，泰淳和其他日侨一道聚居虹口，他靠为人代写中文文书过活。1946 年 2 月，泰淳归国。堀田善卫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泰淳在东京重新遇见怜子。他曾旁观堀田善卫与怜子的爱情纠葛，未曾想，他也终于涉足其中，加上怜子的丈夫，以及比泰淳晚了近两年回国的堀田善卫，演变成一场四角恋爱。

堀田善卫

也是在这段时期，泰淳在兰波咖啡馆遇到在店里当女招待的铃木百合子，他后来的妻子。

百合子是个有着蓬勃生命力、并不断用这份生命力感染他人的奇女子。她工作的“兰波”名为咖啡馆，兼售走私酒。开设这间店的是出版了不少诗集的昭森社，出版社与其他社合用的办公室就在楼上。楼下坐的大多数是文学青年和中年，泰淳也是熟客之一。

不妨借用泰淳后来的文字看看当时的百合子与兰波咖啡馆——

从前她在 R 酒吧工作，一到黄昏，肚子就饿得不行。站在那儿，腿就开始抖。这时，只要咕咚喝一口给客人的烧酒，她就感觉肚子饱了。她生出凛然的勇气，眼睛开始闪闪发光。她喝了“炸弹”，也喝了“辣眼”（醉意会像爆炸一样席卷全身，光是将嘴巴凑近酒，眼睛就像要裂开一样疼。也有人喝了之后失明）。

那间酒吧一直不缴税，每当税务员抱着包来催缴，老板率先从后门逃出去，接着，酒保也逃走了，她也逃了。税务员追赶在他们身后。他们弄翻了垃圾桶，像侦探剧一样，又是躲，又是害怕，兜圈子跑来跑去。

根据僧籍薄，泰淳从 1946 年起任西光寺住持，兼任潮江院住持。这两处寺院原本是表兄赤尾光雄负责的，因表兄去世，留下几个年幼的女儿，姨妈不愿家业落入外人手，所以让泰淳任住持作为过渡。泰淳不怎么管寺里的事务，一心只想写作。1947 年，他的一则中篇《审判》发表在《批评》。战后，有过战场经历的作家在小说中做出忏悔，据传记作者川西政明的说法，泰淳是孤例。

因为不想一直靠家里接济，泰淳接受了北海道大学中国文学方面的教职。在他离开东京前，1947 年 10 月 10 日这天，他和百合子在横滨中华街见面，百合子或许是为了挽留泰淳，忽然提起，她的外公是“铃辩杀人事件”中横死的铃木辩藏。

那是一起曾震动整个日本的事件。1919 年（大正 8 年）6 月 6 日，在新潟县的信浓川畔，有人发现了一只装满尸块的行李箱。警方很快查明，死者是横滨的进口米商人铃木辩藏，杀人者则是农商务省进口米部门的技师山田宪及其同伙。

山田宪后来辩称，铃木辩藏是囤积居奇的无良商人，他的目的是为民除害。事实上，他曾向铃木辩藏借款五万日元，在当时，该数额是一笔巨款。

百合子没有对泰淳表明的则是，她的父亲是入赘，在铃木辩藏的女儿去世后再娶，第二任妻子就是她的母亲。她虽然姓铃木，与她出生前就已死去的辩藏并无血缘关系。

泰淳还是如约去了北海道。百合子讲的故事在他作为小说家的心中不断膨胀，演变成几篇小说：《吃东西的女人》（《玄想》，1948.10）《未来的淫女》（《别册文艺春秋》第 13 号，1949.10）《血与米的故事》（《风雪》，1949.11）。其中的女主角房子，不难看出百合子的影子。这期间，泰淳与怜子的恋爱告终，怜子结束上一段婚姻，与堀田善卫结婚。至于泰淳，他在北海道的教学工作只持续了短短半年。1948 年 5 月，泰淳形同逃跑一般返回东京，搬进百合子位于神田的租屋。不妨认为，摆在泰淳面前的，只剩下写作一条路。

武田泰淳和百合子

1948 年夏，泰淳和创办《近代文学》的埴谷雄高等人建立起友谊。12 月，中短篇集《爱的形式》由八云书店出版，可以说，这部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基于泰淳、善卫和怜子等人的纠葛。

泰淳与百合子的同居生活持续了三年多，其间搬过几次家，因为泰淳一直不想要孩子，百合子四次堕胎。1951 年 10 月，武田花降生，两人才正式结婚。

前面提到的《未来的淫女》《血与米的故事》，明显可看出内容指涉铃木家的旧事，这让百合子的兄弟们感到不安，弟弟铃木修专程来找泰淳，让他不要再写。原本的长篇构想因此被搁置，这两篇也未收入泰淳晚年的全集。

泰淳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私小说作家，不过他仍然有不少作品是从真实体验出发。作家在创作中的“材料”，常常是从童年到青年的经历。当写作开始成熟，生活也相对变得静止，除了特意采访，很难再积累到鲜活的第一手经验。

对泰淳来说，他的核心体验包含僧侣与左翼、中国经验，进一步延伸，还有在北海道的短期经历，他在那时接触到的阿伊努学者，为他后来最重要的作品埋下伏线。他的创作量颇丰，其中，无论是不断再版的《司马迁》，还是另外几部受众较广的小说，都与他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不可分割。

和当时不少日本作家类似，泰淳除了抽烟、喝酒，还服用“希洛苯”（Philopon），一种甲基苯丙胺药物。这种药后来被日本政府取缔，但后果早已酿成。惯于依赖药物的作家们，有不少走上混乱的道路。如田中英光，因太宰治之死受到打击，安眠药成瘾，于翌年自杀。至于泰淳，一直到去世为止，他都离不开酒精——写得越多，喝得越多，不喝，他就无法写。

如果逐一列举泰淳辞去教职专事写作之后的作品，未免过于冗长。以下按时间顺序，谈一下主要的几篇。

1952 年，泰淳四十岁，正式辞去寺院住持的头衔。从 1 月起，他在《群像》连载《风媒花》。这是一部以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为主角的小说。现实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在 1946 年重新成会，《中国文学》复刊，竹内好向他们发出堪称檄文的八条主张，大意就是，不清算历史，不能草率复刊。对其他人而言，他们重组与复刊，多少是为了表达欢迎竹内好回归的善意，没想到迎来当头一棒。经历过北京留学、后来被送上战场的竹内好，最终成了鲁迅的门徒。他对中国乃至中国文学的认识，无疑和其他人有着温差。另一方面，泰淳也必须以他自己的方式对过往做出总结，其成果就是《风媒花》。

百合子再一次以女主角“蜜枝”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男主人公峰三郎是个写色情小说的作家，在上海待到日本战败，他无疑是泰淳本人的影子，而竹内好和中国文学研究会诸人，乃至百合子一头扑进共产主义的大学生弟弟，纷纷化作书中人物。开篇是咖啡馆的同人聚会，来了一名不速之客，带有国民党色彩的中国文人。聚会不欢而散，每个人身上若隐若现的战争余痕是龃龉的源头。其中一名成员喝醉后试图帮助被人砸店的中餐馆老板，和警察纠缠时，扣动了警察佩枪的扳机。另一边，蜜枝的前男友，中日混血的美貌青年三和田正在为右翼势力效力。三和田的立场飘忽，他的靠山筹备送武器和“人弹”去台湾的同时，他和同伴在美军管理的军需工厂下毒，试图破坏生产。小说中的男人，从峰三郎到三和田，无不具有自毁的倾向。泰淳借峰三郎的口说出：“我感到，我只要活着，就一定是某种杀人犯的同伙。”与之相对，蜜枝以全副身心活着，近乎盲目地挥洒爱情，给阴郁的故事投下一束光。通过描写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特殊团体在战后的种种情形，泰淳似乎试图向他心中的“中国”告别。事实上，他之后的创作很少涉及具体的中国经验，直到晚年的《上海之萤》。

这一年，大岛家发生了变故。大岛泰信于 3 月去世。泰淳一家三口搬到藤泽。

1953 年初，泰淳带着妻子女儿回到目黑长泉院，陪伴母亲。泰淳的哥哥大岛泰雄此时是大学教授，主攻水产学，泰淳当然也不肯继承寺院。最终由和他们平辈的亲戚兼任住持。夏天，泰淳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北海道各地采访。他最初的意图是写一部以阿伊努学者知里真志保为主人公的小说。真志保是泰淳在北海道教书时的熟人，也是《分类阿伊努语词典》的编者。就在泰淳抵达前，研究阿伊努文化的学者们，日本人与阿伊努人，在学会上有些冲突，真志保完全没有接受采访的心情。泰淳只能放弃原先的计划，请另外几名学者带他参观北海道的阿伊努聚居点。

由这趟北海道之行诞生了两部作品，分别是中篇《光藓》和长篇《森林与湖的庆典》。

《光藓》发表于 1954 年的《新潮》3 月号，同题中篇集将成为泰淳被阅读最多的作品。和他之前的作品一样，这篇小说也交汇了真实与虚构。

小说分为三个部分，让人想起日本传统戏剧的“序破急”结构。

开篇是作家“我”在北海道罗臼村的游记。当地一位校长带“我”去水上洞窟“麦卡乌西”——洞窟名是阿伊努语，意为“有大量的蜂斗菜”。据说洞中有发光的苔藓，“我”比本地的校长更迅速地发现光藓神秘的金绿色。回程，校长聊起战争期间发生在北海道的一起船难及随后的食人轶事，仿佛仅仅是作为谈资，语气轻快。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谈论，事件本身是沉重的，“我”作为外来者想要知道更多细节，于是校长介绍了一名当地青年 S，S 写的乡土史对事件有详细的描述。

——以上部分可以说是泰淳的北海道旅行的实录。现实中，泰淳在校长的介绍下去找《罗臼村乡土史》的作者，写书的青年经营一间杂货店，当日忙于杂务，和泰淳的交谈很短。乡土史作者后来回忆道，书是私人出版物，印了一百本，都卖掉了，自己并未留存，也就没能送泰淳，不过泰淳显然看过书。

被写进《罗臼村乡土史》的事件，核心地点并非罗臼村，而是知床岬，阿伊努语的“培金鼻”，意为“裂开的海岬”。1944 年 12 月 3 日，六艘民船被军队征用，从北海道的根室港出发，其中的第五清迈丸号发生故障并触礁。时值冬季，唯有弃船到不远的岸上才能活命。最终，八名船员中，只有二十九岁的船长和一名十八岁的水手顺利登岸，找到一座空置的渔夫小屋避难。翌年春天，船长踏上靠近海岸的流冰，步行到罗臼村的渔民家，此时已是 2 月 3 日。船长声称他和水手在小屋靠吃海豹肉活下来，水手于上个月不幸坠崖身亡。警方听了这番说辞，对船长产生怀疑，然而事情被军部压下。5 月 13 日，有人发现了装在苹果纸箱内的遗骨……

小说中，“我”读了 S 写的《罗臼村乡土史》，将其改写成剧本。第一幕：麦克乌斯洞窟（需要注意的是洞窟名与“我”去过的很像但不同）；第二幕：法庭的场面。

剧本开始前，泰淳借“我”的口吻写道——

总之，培金事件，一定会被诸位“文明人”判定为珍奇又残忍的，这一题材好像不太会受到读者欢迎，而我必须设法给予它一种文学上的表达。我想了一条苦肉计，将这起事件呈现为戏剧。是因为，“阅读戏剧”这一形式不会过多地受到现实主义的禁锢，也就是以不那么栩栩如生的方式，最终能够通过无数的路径，与读者各自的生活感情悄然连接。这部无法上演的“戏剧”的读者既是读者，同时还请诸位将自己当作自成一派的导演。

第一幕，先是四名幸存者，然后变成三个人，继而只剩两人。其间发生了什么，其后将要发生什么，都在北海道方言的对话中呈现。对话不长，分明勾勒出各人的性格，以及人在绝境之下的善恶。观众会看到，某些时刻，食人者背后出现了光藓般的绿色光轮。

第二幕则是法庭的情景。奇异的是，法庭上的船长带着悲悯，和第一幕中简直不像一个人。最后，船长对法庭的众人说：“我的脖子背后，有一个光轮。请仔细看。仔细看就能看到。自己带有光轮的人，是看不到的。犯下了那个的人，是看不到的。”此时，本该看见光轮的检察长、法官、律师以及旁听的男男女女，脖子后面都出现了同样的光轮。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幕。罪人背后的光轮，与泰淳早年一篇小说《异形的人》（《展望》，1950.4）中的佛背光极其相似。

这一年，讲谈社出版了四卷《武田泰淳作品集》。《光藓》被收在新潮社出版的《美貌的信徒》中。此后短篇集改名为《光藓》，多次再版。这篇小说的影响太大，以至于 1944 年的惨事后来被称作“光藓事件”，而人们对船长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小说的决定性影响。泰淳笔下“无法上演的‘戏剧’”其实很适合搬上舞台和银幕，《光藓》多次被搬上舞台，除了话剧，还有歌剧，同名电影于 1992 年上映。

《光藓》电影海报

《森林与湖的庆典》是一部长篇，从 1955 年到 1958 年连载于《世界》。故事发生在北海道阿寒地区，透过几名阿伊努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纠葛，讲述整个阿伊努民族的凋零。这部小说在 1958 年底被改编为电影上映。

在寺里住了四年后，抽签运向来不错的泰淳抽到了公团住宅，于是一家三口在 1957 年底搬到杉并区上高井户。楼房密集的公团住宅有点像中国的老公房小区，泰淳让女儿就读附近的基督教小学，一家人很快习惯了新居的生活。

1959 年在《中央公论》连载的《贵族的台阶》以二·二六事件为蓝本。1960 年到 1964 年，《新潮》连载了《快乐》。

“快乐”的读音不是日语通常的 kairaku，而是佛经用语，keraku。意思是解脱烦恼。用泰淳自己的话说：“身心快乐，如入禅定。”这不是泰淳第一次描写僧侣与现实世界的龃龉。明显有自传意味的小说中，少年僧人柳是泰淳自己，他的父母、舅舅和表兄等人也纷纷登场。根据泰淳的构想，后半要引入一起实际发生过的抢劫事件。泰淳在晚年想要采访当事人，重续这篇未完成的小说，计划因他的突然离世而搁浅。

1960 年底又有一次迁居。搬家的主要原因是公团住宅旁边有家面包厂，传来的气味和声音极大地干扰了泰淳的写作。新居位于赤坂。当时的赤坂并非如今的繁华场所，公寓对着神社的悬崖底下，泰淳凌晨开灯写稿，神社的鸡以为天亮了，在黑暗中开始打鸣。泰淳对百合子说：“我感觉就像自己干了坏事被发现了，窘得很。我在方格稿纸上填字，一页一页地写小说，就像一张一张地做假钞啊。”

1961 年，应中国对外文化协会邀约，泰淳与堀田善卫等人访问中国。1964 年，这次是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泰淳又与大冈升平等人同赴中国。这一年也是武田一家在“武田山庄”山居岁月的开始。

1967 年，泰淳在《展望》连载《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女士传》。连载期间，他有过一次应中国作协邀请的访问，参观行程中包含绍兴的鲁迅故居和秋瑾故居。1968 年，《群像》8 月号刊载《我的孩子基督》，又一篇诘问宗教本源的小说。

1969 年，《每日新闻》用半年的时间连载《新·东海道五十三次》。为了写这一系列的文章，由百合子开车，带着泰淳和报社的编辑，沿着东海道一次次探寻历史与现代的叠合。连载刚结束，泰淳、百合子和竹内好一起参加“白夜祭与丝绸之路之旅”，从苏联境内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泰淳这一年五十七岁，由于长期滥用止痛药和饮酒，他的身体很弱，除了收集资料，不怎么爱出门。他决定走一趟长旅行，可能出于某种预感，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与妻子和好友一道出行。

竹内好

10 月，泰淳晚年最重要的长篇《富士》开始在中央公论社新办的文学杂志《海》连载，一直到 1971 年 6 月。这部小说发生在位于富士山麓的精神病院，时代背景是“二战”期间。在医院工作的主人公“我”照例带有泰淳的影子，另一位主人公——曾是精神科医学生却成了医院患者的美貌青年一条实见——被不少人解读为三岛由纪夫。全书最后，一条实见死去，稿子尚未刊出，三岛自杀，虚构的世界与现实发生了奇异的映照。序章与终章“神之饵”“神之指”与故事主线分离，带有哲学性的思辨。

写作《富士》对泰淳的体力和精力是一项极大的挑战。武田百合子在《富士日记》中的记述可佐证：

从昭和 44 年（1969 年）的夏末，武田开始写《富士》。他的酒量变大了。之前我去酒水店大多买易拉罐啤酒、瓶装啤酒，改成买各种各样的酒，威士忌、白兰地、烧酒、葡萄酒。有人对他说，毕竟不比年轻的时候，要选好酒，只喝好酒，对身体好，他只是点点头，没听进去。或许他在心里顽固地摇头。他说：“喝过好酒，喝便宜酒，会‘哗’地喝醉，醉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好就好在那种落差。”（昭和 49 年附记）

和泰淳同样是战后派且年龄相仿的大冈升平，他最为人所知的战时经历被写入 1948 年出版的处女作小说《俘虏记》。身为译码员的他因疟疾陷入昏睡，醒来时发现战争已结束，而自己置身于莱特岛的俘虏医院。受这段经历影响，他的作品有着一贯的反战精神。与《富士》的发表年代相近，大冈升平在 1967 年到 1969 年间于《中央公论》连载《莱特岛战记》。

曾经不断书写上海过往的堀田善卫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他处，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国际写作事务上的活跃。1959 年，他就任亚非作家会议日本评议会事务局长，后来与让—保罗·萨特成为好友。1962 年在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他和泰淳都出席了，之后一起从埃及到西班牙等地旅行。1971 年，由筑摩书房出版《方丈记私记》。后来，宫崎骏在多年间一直想将此书做成动画电影，尚未实现。

至于埴谷雄高，早在 1945 年，《近代文学》创刊号刊登了他最重要的作品《死灵》的第一章。这是一部形而上学的思辨小说，其写作中断多年，到 1975 年才发表第五章。

1971 年 10 月 22 日，在第七届谷崎润一郎奖颁奖仪式上，泰淳忽然说不出话。是糖尿病导致的脑血栓症状，而他不自知。确诊要到 11 月住院。出院后，右手留有麻痹，泰淳的写作量锐减，只偶尔口述，让百合子替他记录评论文章。泰淳养病的日子，百合子的家务增多，几乎无暇写日记。一直到 1974 年，泰淳才恢复创作，以口述笔记的形式，用两年时间在《海》连载《眩晕的散步》，同样在《海》，1976 年开始连载他的自传性作品《上海之萤》。

武田泰淳

泰淳讨厌去医院，1976 年 3 月，他急剧消瘦，家人以为是脑血栓后遗症，并未留意。异变出现在 9 月。百合子请了《海》的编辑们帮忙，将泰淳从赤坂的公寓送到医院。从 9 月 20 日住院到 10 月 5 日去世，泰淳本人像是对病情一无所知，他醒着的时候精神尚佳，还与来探视的朋友们开玩笑。他留下简短的交代，万一有不测，不要搞盛大的葬礼，除了至亲，只让大冈升平、埴谷雄高和竹内好参加就够了。

医生认为泰淳患的是肝癌，等他去世后解剖才发现，是胃癌转移到肝脏。

泰淳的葬礼上，一群上了年纪的僧人，都是他的亲戚，一直在唱他最喜欢的《六时礼赞》。他们喊着他幼时的名字，觉。

一年后，竹内好去世。正如泰淳预想的，和百合子还有竹内好的三人旅行，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大冈升平于 1988 年亡故。他到了晚年仍有旺盛的好奇心，读新一代作者的漫画，听摇滚乐，其日常在日记文学《成城来信》（文艺春秋，1981—1986）中多有体现。他去世那年由筑摩书房出版的《小说家夏目漱石》获读卖文学奖。

埴谷雄高去世是在 1997 年，享年八十八岁。原定写十二章的《死灵》终究没写完，只写了九章。

1998 年，堀田善卫在八十岁生日后两个月去世。日本读者提起他，主要是《方丈记私记》《戈雅》（新潮社，全 4 卷，1974—1977）以及一系列关于西班牙的书。中国近年来翻译引进他的作品，必定提及他对宫崎骏的影响。

属于武田泰淳和他的朋友们的时代逐渐成为过去。不过，作家只要有作品留下，总会在某个瞬间，被有心或无意的读者阅读，从而造就新的回响。

作为读者，我最初对武田泰淳的了解全部来自《富士日记》。也就是说，我一直透过百合子的视线目睹她丈夫的一举一动。泰淳凌晨起床写稿，抽大量的烟，外出兜风时兴冲冲地捡了火山石，准备放在院子里。因为牙不好，喜欢吃方便咀嚼的食物。比武田家晚几年，大冈升平一家也在附近盖了消夏的居所。两家都在山里的时候，常相互走动，泰淳每次还提防着不让百合子多喝酒。

最初说是“轮流写”的日记，实际上只有十余篇来自泰淳。

例如，1965 年 4 月 9 日，百合子关于购物和院子里梅树的记录后，出现了一段泰淳的手记。武田家当时养了只叫作波可的小狗，波可不被允许到泰淳的工作间玩，工作间比房间高出一截，设有被炉。泰淳把擤过鼻子的纸往垃圾桶扔，有时扔偏了，落在房间一角，波可把上半身探进去，努力去够那团纸。

它的前腿短，所以怎么也够不到。光是发出脚爪和榻榻米摩擦的嗞嗞声，无论它怎么焦灼，都够不到纸团。并不是需要那么拼尽全力去获得的东西，它不顾一切想用前爪够的样子很可爱。有时，它长时间地咬着被我的鼻涕沾湿的纸（大概因为有盐分吧），玩那团纸，最后把纸吃掉大半，大多数时候，它叼着纸跑开，马上就不玩了。我经常想，倘若神在眺望人拼尽全力的行为，其心情，大概就像我对波可的举动感到好笑一样吧。

寥寥数语间出现了“神”，是泰淳一贯的风格。

武田家夫妻相处的情形，也可从武田百合子的《日日杂记》（中央公论社，1992；中文版：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端详一二——

每年八月半，接近旧历盂兰盆节的时候，山居内外就会异常地出现一大群看起来湿乎乎的大苍蝇。丈夫把两只苍蝇拍放在座位右边，每天用。（至于为什么会有两个，是因为有些聪明的苍蝇会停在苍蝇拍上，很难打到，所以需要另一只拍子。）每当他对着稿纸绞尽脑汁时，便拿起苍蝇拍仔细打量，把它的柔软度、形状、大小、轻盈，一样样夸过来，然后睨着我说：“听好了，你可别小看苍蝇拍！”明明我对苍蝇拍没有任何想法。

对鲷鱼烧也同样。他咬一口，把表面和馅看了又看，冲着我以严峻的口吻说道：“可别小看鲷鱼烧。”

“我又没小看。今后也不会。”尽管我这样回答，他仍然一脸怀疑地久久地盯着我。

2020 年秋到 2021 年春，我翻译了武田百合子的《日日杂记》，并写了一篇讲述她的人生历程的文章《口述笔记员的声音》（收录在《单读：明亮的时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随着对武田百合子了解越多，越发分明地感到，武田一家其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泰淳、百合子与花，构成一个小小的宇宙。《富士日记》成为日本多年长销不衰的经典，不仅因为武田百合子的人格魅力与文笔，更因为武田家的山居岁月就像一部跨度极长的纪录片：年复一年，泰淳进山透口气，念寄宿学校所以只有假期和爸妈在一起的花逐渐长大，在这期间，泰淳的衰老也历历在目。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成了武田家的邻人，陪他们一道走过十三年的时光。

正是因为这份难言的无比切实的陪伴感，让我萌生一个念头，想要把武田泰淳的作品译介到国内，作为“武田家宇宙”的补充。读了几部泰淳作品后，觉得最合适的还是《眩晕的散步》。此书读来轻快，并不真的“轻”，既有个人史，也不时闪现厚重的背景。

这是泰淳晚年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他口述，百合子书写。一则则看似随性的散步记录，内部的时间凝缩了作家的一生，那是重返过去的记忆之旅，也不时穿插真实的游记，例如前些年与百合子和竹内好一同走过的苏联各地。

关于口述的情形，泰淳本人在书中写道：

比起又要思考又要写字，对我来说，只思考要轻松一些，而且就算我趴在一直摊着不叠的被子上，也能做。有时，她把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写作《愚美人草》，而让她记下有美女（当然不是她）出现的场面，也让人不忍，不过她写的字比我的容易读，是真的。

泰淳过世的那年，百合子在与深泽七郎的对谈中说，两人做口述笔记的过程不像别人以为的那么一本正经，当她听错了写错字，泰淳会发怒，她比他更生气。中间她有时吃零食，泰淳一直在喝啤酒，她心头火起，也拿了杯子倒酒喝。“就是说，我是打字机对吧？但打字机渐渐变得放肆，说什么‘孩子爸，这里加点景色’（笑）。这一来，武田也说，‘那就写景’……现在想来，对读者是失礼的。”

《眩晕的散步》获野间文艺奖，百合子代为领奖。埴谷雄高在颁奖典礼的致辞中说道：“此处进行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口述，而是真正的合作。”

在此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肖海鸥女士，没有她的努力，就不会有这本小书。

最后需要说明，《眩晕的散步》被泰淳归类为“小说”，以他一向真假参半的写作风格，其中说不定有虚构的成分。按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仍将其放在散文的门类。

补记：

译后记的初稿完成于 2022 年 3 月，2024 年的现在，有必要做几句补充。

武田百合子于 1993 年去世，武田泰淳去世后的十七年，她有过独居的岁月，也有若干年，她和离婚回到自己身边的女儿武田花共同度过。她晚年最后一本散文集《日日杂记》已有中译本，记录一家人十三年山居生活的《富士日记》中译本将于今年出版。

2024 年 4 月 30 日，武田花去世。读者们可以在《眩晕的散步》中读到，她的父母曾是不靠谱的文艺青年，他们抚养她的方式过于漫不经心，甚至让人感到危险。即便如此，她还是顺利长大了，后来成为摄影家、散文家。武田一家人各有作品，他们留下的文字与照片，封存了一整个独属于他们的宇宙，当最后一名成员消失，那个宇宙仍旧真实和立体，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注释：

[1] 中央公论社于 1990 年代陷入经营危机，1999 年被读卖新闻社全资购买，2002 年成为读卖集团旗下的中央公论新社。

[2] 现在的东京大学。

[3] 在这里按照原有学科名，因其与现代的“中文系”有区别。当时该学科主要教授用和训法读中国的古典，并不注重实际的汉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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