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从“如我在诉”到“如我在读”，法律活动的共通之处

作者｜车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大法律信息网签约作者

来源 | 刑事法判解

“如我在诉”的核心意思，就是认为司法工作者在办案时要把自己代入进去，善于换位思考，全方位多角度体验不同的诉讼参与人的立场和感受，才能把案子办好。这个说法首先让我联想到，学者在论文写作中的“受众感”也有类似的意思。我在做期刊编辑的时候，经常收到一些作者的文章，有比较明显的“公主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进行表述，似乎很少顾及读者的阅读感受。这类写作就是缺乏“受众感”。这不只是一个修辞的问题，也涉及到如何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工作的性质。对于文科研究，特别是法学研究而言，论文写作不是公布一个被发现的客观规律，而是一个证立己方观点，并与不同意见进行商榷的过程。简言之，是在追求形成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理论交往的共识。

要考虑自己的表述能否让想象中的“受众”理解、认可或者激起其反驳的冲动。如果一个法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候，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对过往同主题文献的辨析和回应，也不考虑受众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自己的论证表达说服，那就是所谓自说自话，自绝于学界同行这一“想象共同体”。这种做法，实际上受制于一种错误的认识前提：即把法学研究当作自然科学的工作，把自己在脑海中想好的观点，视作主体对客观真理的发现，或是实验室里得出的结论。按照这种认识，发现真理或者得出结论，本身就已经完成了说服工作，至于论文只是把思考结论记述下来而已。这就是缺乏“受众感”，或者说，欠缺“如我在读”的写作理念。

在此意义上，法学研究中的“如我在读”和司法实践中的“如我在诉”，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触摸到了法律行业或法治事业的本质。法学理论的重要成果，或者司法者办理的重大案件，最终追求的都不是一个已被预定而等待发现的客观真理或唯一正解，而是在一个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共同体成员组成的法秩序中，如何有效合理地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类纠纷。对通过法治的社会治理而言，重要的是解决方案的正义性和妥当性。而正义性和妥当性，不是数学公式的推演或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是被各方主体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观念共识。

特别是，具备专业知识和权力配置的司法者，与涉案人员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很容易形成主体面对客体一般的宰制地位。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当司法者把自己当作唯一的权力主体，那么他所办的，就是一个个处在客体位置的冰冷的案件；相反，当司法者以“如我在诉”的换位思考，把自己代入到涉案各方的立场，去考虑各方主体的感受和利益，他才会真正体会到，他所办的不再是冰冷的案件，而是与他一样具有主体性的其他人的人生。如果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办案的过程，就不再是一个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处置的过程，而是一个在司法者主导下，寻求“让各方主体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过程。

德国法学家考夫曼有言，归责是一种沟通。这里的“沟通”，不是简单地指司法者与罪犯之间的交流，而是强调职业法律人用专业术语和职业思维架构起来的法律世界，与涉案的普通公民所处的日常世界之间的沟通。只有两者之间实现了有效的沟通，归责才具备了正当性根基，因为它体现了能够被各方主体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公平正义。这样的沟通，当然是一种应然的理想状态，而如果司法者能够秉持“如我在诉”的理念去办理案件，显然是接近这种状态的重要途径。就此而言，“如我在诉”能够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司法理念，背后实是有它的法理基础。

法宝新AI系列产品

智能写作

智能问答

模拟法庭

法宝来签

法宝合规

责任编辑 | 吴晓婧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本文声明 | 本文章仅限学习交流使用，如遇侵权，我们会及时删除。本文章不代表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和北京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律意见或对相关法规/案件/事件等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