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耕始祖的考古学视角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说——

人类曾有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靠采集及狩猎维生，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的生长情形。这一切在大约1万年前全然改观，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从日升到日落，人们忙着播种、浇水、除草、牧羊，一心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水果、谷物和肉类。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农业革命。

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赫拉利说，从采集走向农业的改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500-8500年，学者们曾经以为，只是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州农害东部的丘陵地带，然后传遍全球各地。

他说，现在人们已经改变了看法——认为，农业是同时间在各地独自发展而开花结果，而不是由中东的农民传到世界各地。中美洲人驯化了玉米和豆类，但不知道中东人种了小麦和豌豆。南美人学会如何栽培马铃薯和驯养骆马，但也不知道在墨西哥或地中海东部又发生了什么事。中国最早驯化的是稻米、小米和猪。北美最早的农夫，也是因为懒得再在树丛里四处寻找南瓜，决定干脆自己种。新几内亚驯化了甘蔗和香蕉，西非农民也驯化了小米、非洲稻、高梁和小米。

但是，他说，最早的农业革命，发生在中东、中国和中美洲。

（神农氏）

• 中国的古人，早就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农耕的发明者。

古代史籍中对此的说法如下：

《诗﹒思文》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集传》注曰：“来，小麦。牟，大麦也。”白话文是，先祖后稷有文德，能与上天比肩并。使我百姓能立命，皆依赖你大德行。小麦大麦留给我，天命降恩养众生。不要彼此分疆界，农政中国都施行。

这是说，周族认为自己的先祖后稷，也就是弃，是农耕的始祖。

有史籍称，后稷是帝喾的儿子。这样，大约距今的年代似在5000年之内，不够早。

有更早的。

《史记﹒五帝本纪》讲黄帝的功绩，其中包括，“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黄帝（教给人们）按照季节播种百谷草木，驯养鸟兽蚕虫。

这是说，黄帝是华夏或者中国的农耕始祖。

还有更早的。

《帝王世系》说，神农氏始教民制耒耜，以兴农业；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疾病。神农，亦称炎帝、烈山氏或厉山氏。

以上这些，是从文献学角度，记述了中国农耕始祖的情况。

其实，都不够早。

• 还有另一个视角——考古学关于中国农耕起源的发现。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至今已经有足够的田野考古证据，证明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三大农业革命发源地之一的说法不虚。

19世纪，瑞士植物学家德康多尔，以及20世纪初的苏联学者瓦维诺夫，都指出，中国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中国学者何炳棣进一步系统论证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区。

上世纪中后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

距今8500年前后，中国北方逐渐出现一批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在不少这样的遗址中，均有驯化种植谷物的遗存。

例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灰象鉴定是粟；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均发现炭化的黍，后一处还发现了油莱籽。

这些遗址，属于新石器阶段，且都发现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

（石镰）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由此判断，“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 。

所谓“中原”，大体指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属暖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雨量约500-800毫米。土壤持水和保肥能力比较低，但有较好的毛细作用。以上条件，制约了农业起源过程中选择驯化作物品种的方向——即对水、肥要求不高，在幼苗期耐旱且在速生期需要高温多雨的作物。粟和黍正好符合这样的条件。中原存在这些植物的大量野生祖本，为当地史前时期的人们从事驯化培植，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

考古发现，中原地区，除去培育了粟和黍之外，应该还有大豆。菜蔬有油菜、芥莱或白莱。经济作物有大麻等。

养畜业与农业种植相伴出现。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黄牛、山羊、绵羊、猫等，家禽有鸡。猪的数量最多。

此阶段这一区域的农具，主要有翻地的石铲，收割用的镰和爪镰；加工谷物所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考古学者总结了中原地区农耕起源的大体阶段——

第一，磁山文化时期。

已形成不少村落，但规模较小；种植谷物有粟和黍，饲养家畜家禽有猪、狗、鸡；翻地所用农具主要是舌形石铲，收割所用农具主要是石镰，不少是有齿石镰；谷物加工工具主要是大型石磨盘和石磨棒，磁山文化中有乳状足的鞋底形石磨盘，是这个阶段的代表性器物。

第二，仰韶文化时期。

村落遗址显著增多增大。种植谷物除粟、黍外，还从南方引进了水稻。饲养家畜中增加了少量绵羊、山羊和黄牛。翻地用农具仍是石铲，但形态明显愈加复杂，有舌形、心形、梯形、双肩形和鞋底形等。后者主要分布于燕山及其以北的红山文化范围内,有人称之为耜或犁。收割用农具大量增加，但形态已变为两侧带缺口的或长方形的爪镰。石磨盘和石磨棒显著减少，并变小。学者猜测，或许随稻谷同时引进了加工用的杵臼。

第三，龙山文化时期。

作物种类和家畜品种无大变化,但农具有明显进步。翻地农具，已规范化为梯形或有肩石铲，其为商代青铜铲的祖型。收割用农具主要是石质或蚌质的镰和爪镰，全为磨制，陶质或打制石爪镰均被淘汰。碳13方法测定得知，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粟、黍类食物只占50%，龙山文化时期则为70%，证明此时粟作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磁山文化，最早距今约为10300年；龙山文化，最晚距今约为4000年，当为史籍记载的夏代。

（龙山文化博物馆）

特别要说的是，中国并非只有一个农业革命的发源地，而是两个——除去中原地区是粟、黍等北方作物的发源地外，长江中下游还是水稻驯养种植的世界发源地。

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长江中游陆续发现了诸多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

例如，城背溪文化和彭头山文化，距今约当9000年至7000年。这两个遗址中，多次发现稻谷遗存。稻壳被掺在泥土涂抹墙壁；稻壳碎末还掺在泥土中制做陶器。

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中，这种做法成为普遍的文化传统。

属于长江水系的陕西汉中盆地的西乡李家村和何家湾遗址，属老官台文化，也发现稻谷遗存。距今约8000年至7000年。

最新的考古成果是，中国科学院地址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团队，在长江下游的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水稻在10000年前，已于当地被驯化种植。此成果发布于《美国科学院院刊》。

以上发现的稻谷遗存，无可辩驳地证明，长江中下游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应该早于一般认为的稻作农业发源于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

苏秉琦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即得出结论——

稻米有两个基本亚种，一个是籼稻，或称印度稻；一个是粳稻，或称日本稻。现已查明粳稻起源于中国，日本的稻谷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有的学者建议将日本稻改称为中国稻。一般认为，粳稻是从籼稻演化出来的，而籼稻的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我国普通野生稻最集中的分布区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岛，长江流域只发现少数几处。为什么长江中下游在稻作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反而比华南重要得多呢？因为华南大部分处于北回归线以南，气候炎热，几乎全年无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尽管野生稻到处都有，但因为收获和加工都很麻烦，比起其他食物来也不见得特别好吃，所以人们不一定采集它。即使发现了它的食用价值，因为到处都可以采集到，就不一定考虑进行人工栽培。即使偶尔种植了一些，也没有迫切的需要把它发展成一种继续不断的稻作农业。长江流域就不同了，那里有较长而寒冷的冬季，迫切需要有能够长期储藏以备冬天之需的食物。人们一旦发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和能够长期储藏的优点，自然会加意培植并设法扩大再生产。何况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比较发达，人口较多而野生稻资源又少,就更有进行人工栽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恰巧在长江中下游发现最古老和最发达的稻谷遗存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找到了事实的根据和理论上的说明。

这个论断非常具有说服力。

中国据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对于中国成为农业大国，支撑人口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这两个相对独立的农业区域，各自发展，独具特色，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大农业经济文化区和两种农业体系，并由此形成了以各自特点为基础的两大文化区域。

二是，两大农业区域，不断交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如前述及，中原地区，在史前已引入了水稻种植，农业工具也有借鉴。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华中、华南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史前亦引种了部分旱地作物；此地区的家畜家禽主要是猪、狗、水牛和鸡，后来从北方引进了羊。

南方水稻种植区，农具中多骨铲或石铲（或称锹），用以平整水田，后来出现了石犁破土器等。稻谷可用手直接采集，收割农具故不发达。加工粮食主要用杵和白。

（河姆渡出土稻粒）

此区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

第一， 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

村落多建于河湖边或沼泽边，种稻，养猪、狗和水牛。用骨铲整治水田，很少见收割用农具，加工粮食用杵白。

第二，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

村落显著增加，规模扩大。许多地方已用石铲代替骨铲整治田地。

第三，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期。

农业有较大发展，除种稻外，从北方引种了粟、黍等旱地作物。已养蚕缫丝织绸，家畜中从北方引来了羊。农具因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三角形石犁，广东石峡文化有石镘和石铲等，收割用农具中出现了少量石镰和爪镰，当为从北方学来。

中国南方史前栽培稻遗存分布十分广泛，不下几十处。除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岭南、云南等地的史前遗址均有发现。但最早最成规模的，还是在长江中下游。其中，河姆渡、罗家角是典型代表。河姆渡的发现最为惊人，其第四层4000余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存在厚厚的稻谷、稻壳、稻草的堆积，最厚处有1米以上，经计算，当时贮存稻谷达120吨以上。经鉴定，其品种为栽培稻籼亚型种中晚稻型水稻；罗家角稻谷除籼稻外，还种植粳稻。

• 简单结论。

第一，考古证明，古人们引为傲娇的农耕文明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确为世界三大农业革命发源地之一。而且，包含着两大农耕起源区域中心。

第二，中国的农业革命，发生于距今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按照一般的规律，农业革命当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交替过程中。就是说，中国农业的驯化和种植，或许还可能提前，这有待于考古成果的进一步验证。

第三，中国农业革命和中国农耕始祖这件事，再次证明了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方法的正确和必须。历史，需要重视古籍文献，同时，考古证据越来越显示出不可或缺性。

第四，农业革命发生于距今10000年前，这个时间，比不论是黄帝还是神农氏的年代，都要早了很多。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所说，三皇五帝是传说，但并非一定没有历史根据。农业革命，在远古中国确实发生过；中国，确实是世界农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如果说到“始祖”，一定是众多的先民共同创造的。“黄帝”和“神农”都是特定的符号，所表示的，是中国自古对祖先的崇拜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