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作能卖千万高价，他曾踏出红尘15年：只想为绘画找到最好的环境

1173万的价格，刷新了我国著名现代画家史国良的画作拍卖记录。

十年前的6月，北京文化画展拍卖会上，史国良创作的《转经图》成交，拍出了千万高价。

此消息一出，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等着看看这幅画作到底是什么样子，更好奇史国良有什么能耐，画的画这么贵？

1、

相比其他现代画家而言，史国良的身份更为复杂——他曾是一位画僧，在佛门修行十五年后，又选择还俗。

画僧，即僧人画家，兼有画家和僧人双重身份，属于僧人中非常特殊的一类分支，作品内容普遍都是和佛教有关的佛画。

和传统的画僧又有着不同，史国良曾是正统科班出身，师从蒋兆和、黄胄和周思聪先生，专攻人物画，并不是在寺庙学会的绘画技艺。

史国良是怎么成为一名画僧的？他当了十五年的和尚，为什么又重新还俗呢？难道只是为了“卖画”吗？

选择出家之前，史国良已经是个有妻有子的人，当时他执意皈依佛门，妻子还和他吵了很久。

她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一定要出家呢？这么多年的情感，难道都是假的吗？

“那段时间我一直很苦闷，精神上很压抑，没办法通过物质来化解。”

1995年，在精神世界里千疮百孔的史国良，偶然遇到了在温哥华化缘的星云大师，与大师的一番交谈让他感受到许久以来没有得到过的平静和自在。

这位佛教大师，用鞭辟入里的佛理，驱散了史国良心头的乌云。

他用平静又欣慰的语气说，史国良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应该是佛家的人。

彼时的史国良正被现实世界狠狠打击，虽然在家人的鼓励下，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他的内心始终没有被治愈，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无可眷恋，每天都生活在灰色里。

“我决定出家，我们办离婚吧。”

妻子刘玉梅不能理解丈夫的想法，她以为是自己在感情里出现了错误，但无论她怎么恳求，史国良都不松口。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家里的老人孩子，但依然意志坚定的表示，自己要皈依佛门。

刘玉梅叫天天不灵，最后只能和丈夫商量，先同意史国良去受戒，期待一年的受戒期之后，他能够回心转意。

她默默隐瞒着一切，不敢和家里人说，只能自己挑起家庭的重担。

2、

史国良与刘玉梅是同学，相识在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两人都是班里专业很强的学生。

1978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史国良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属于“祖坟冒青烟”的天赋型选手：

他出身平凡，家里从来没人会画画，结果他天赋异禀，从小对绘画极为擅长，兴趣浓厚。

有老师慧眼识英才，劝他父母好好培养孩子，以后能成大器。

家里人虽然不懂，但对史国良一向支持，哥哥姐姐们经常拿自己打工的钱给弟弟买画笔颜料。

史国良一路画一路学，1973年考入了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的美术班，后面几年又陆续拜入国画大师黄胄、蒋兆和的门下，钻研绘画。

还在学校的时候，史国良的作品《月色》《牧鸭》就参与了文化部的国画创作展览；《山里人》《藏区写生》参加了中国中青年画家习作展。

1980年，史国良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艺术学校教绘画。

同时他和自己的研究生同学刘玉梅成了男女朋友，两人感情很稳定，很快进入了婚姻的大门。

那一年他才24岁，虽然工资还不高，但工作事业上十分顺利，与妻子感情也越发深厚，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人生何处皆顺风。

刘玉梅为人温厚善良，博学多才，既能对丈夫的事业起到帮助，又能把家里的琐事料理周全，还拉扯大了两人的儿子。

作为中央美院领导的女儿，她本应该一直活得舒适安逸，婚后却为自己承担了这么多。

史国良心里对她一直是爱与愧兼存，认为自己没能让妻子过上更好的日子，在工作上越发努力，想要回报家庭。

1985年，史国良被调任北京中国国画院，不久后，年仅29岁的他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一级画家。

人的事业转折往往就在几个关键点上，史国良敏锐抓住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斩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奖：

其中作品《刻经》，更是一举获得第23届蒙特卡洛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

这个奖项被称为是绘画界的“奥斯卡”。

国内美术圈沸腾了，史国良的个人成就可以说得到了业界最大的肯定，收获了大把的赞誉。

1988年，他受到台湾地区艺术博物馆的邀请，前往台湾举办个人画展。

至此，史国良达到了他前半生绘画生涯的巅峰。

3、

但巅峰不意味着圆满，更不意味着进步，史国良身边充满了欣赏与赞美，无论他画什么，得到的都是称赞——我的画真有这么好吗？

时间一长，史国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画技停滞不前，生活无精打采。

正巧他此时得知，之前的同学在海外有了更好的发展，于是他有了新想法——出国去进修，去找灵感。

刘玉梅一直以来都很支持丈夫的行为，但此时正是他在国内发展最好的时候，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也离不开人，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出国呢？

她的反对并没有阻拦史国良，他卖掉了当时带给自己无上光荣的作品《刻经》，钱一半留给妻子做家用，一半留给自己做盘缠。

1989年，怀揣着一腔梦想，史国良远渡重洋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

现实和理想永远有差距，国外的发展环境并不乐观，史国良没有妻子的贴身照顾，英语也不好，第一次办画展还被画商侵吞了绝大部分。

他靠着仅有一点积蓄，缩在地下室过日子，结果祸不单行，出门还遇见了车祸。

由于语言不通，没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治疗，因此身体还落下了病根。

他每天拖着病体自己做饭，自己换药，实在支撑不住了，才给妻子打了电话。

曾经名噪一时的画家，成了住地下室的流浪汉，史国良心里冲击很大。

虽然没有停止创作，但他的作品始终没有受到认可，刘玉梅每天既要照顾他又要打工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很是艰难。

好在经朋友的介绍，史国良结识了温哥华艺术馆的馆长，得以举办了自己的画展，日子终于奔上正轨。

但尽管生活慢慢有了改善，他心底的灰暗始终没有被抹去，精神上很压抑，天天都用酒精麻痹自己。

画画技术始终没有进步，更别提一开始想找的“灵感”了。

4、

一直到1995年，史国良偶然遇见了化缘的星云大师，经过对方一番开悟，动了出家做和尚的念头，并忍痛向刘玉梅提出了离婚。

刘玉梅用了所有办法都劝不动他，只能希望丈夫很快能回心转意，没想到史国良受戒后更加坚定，她只好签下离婚协议，独自带着儿子生活，照顾两家的老人。

日子一过就是十五年，史国良被星云大师收为徒，法号释慧禅，想着那些佛理，在从未有过的平静状态下挥毫泼墨。

只是修行日子不好过，他是“画僧”，要遵守寺庙的规矩，画一些有固定要求的山水花草和佛像。

寺庙里的师傅认为，写实的人物作品凡尘气太重，不利于史国良的修行。

这与他最初的愿望发生了背离，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创作，史国良的绘画工作遭到了打击。

随着修行的深入，他对画画、佛法、宗教逐渐有了不同的看法。

艺术需要保持创作的纯粹性，而不应该人为地做出自我设定，画家史国良可以画人物，僧人慧禅为什么只能画山水花鸟和佛像呢？

思前想后，他在1997年回到了国内，来到了河北柏林寺，开始做一名自由的画僧。

平时在寺院里礼佛念经，随时可以出去采风或者在屋子里潜心创作，在这种放松自在的环境里，史国良的绘画水平不断提高，心境也不断提升。

他在采访中说：“画家跟神经病差不多，都是胡思乱想。只不过艺术家能够抓住胡思乱想的画面，神经病抓不住。”

同时，他开始参加社会上的一些佛教协会、美术协会，甚至到大学里当客座教授。

只是这些荣誉都是给画家史国良的，不是给丈夫史国良，更不是给父亲史国良——自从他当时抛妻弃子选择皈依佛门后，儿子就跟着妈妈生活，小时候性格就孤僻，到了青春期更是叛逆。

刘玉梅毕竟是女性，面对男孩子的叛逆期，她想找丈夫来和儿子好好交流一番，也算挽回父子间脆弱的关系。

作为儿子的父亲，史国良也必须要负起这部分责任，教导儿子走上正途。

2001年，刘玉梅带着儿子史村回到了国内，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面对穿着袈裟的“父亲”，十分冷漠，根本不愿搭话。

史国良对妻儿是有愧的，他知道儿子有今天的情绪，也是因为当时自己一时的决定造成的。

多年来自己从未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如今看着儿子，他也愿意多多付出主动交流，维护一家三口的亲情。

孩子的本性是柔软的，又是自己连着骨血的亲生父亲，时间一长，父子俩的关系也缓和不少。

看着丈夫和儿子和谐相处的样子，刘玉梅再次恳求丈夫还俗——

我和孩子都需要你，回家吧！

5、

2010年9月，游离于红尘之外15年之久的史国良，又回到了他的人间。

其实当时选择皈依，除了想接触佛学的绘画技巧，史国良私心里是想远离红尘纷扰的。

然而多年来在佛前祷告时，他的心里都在惦记妻子儿子，现在还俗归来，也算是另一种修行。

史国良一直都没放弃作画，画画就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养分，在寺庙里自己是一名画僧，以后的日子还要以作画为生。

还俗当年，史国良的作品《转经图》，在拍卖会上卖出1173万的天价，刷新了他的作品拍卖纪录，也轰动了整个画坛。

后面的几年里，史国良的佳作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巨幅精品《大昭寺门前》更是展现出他的卓越能力，近百万人次共同见证了这幅作品的创作过程。

至今，社会上对史国良的僧侣生涯，仍有很多不同评价的声音，褒贬不一，而自在只在人心罢了。

佛门中少了一位会画画的僧人，红尘里多了一位爱妻子，爱儿子的画家，希望史国良能在家人的身边找到真正的生活意义，也能创作出更多的精品画作